毛泽东思考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关山飞渡1962

◎台湾海峡的新危机

◎毛泽东抚今追昔

◎困难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

◎“单干风”

◎“修正主义”是什么意思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在武汉盘桓了一些时候，又到东南沿海巡视。

毛泽东之所以到东南沿海巡视，是因为国际国内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这些日子，台湾海峡对面的老对手蒋介石也在闹腾，蠢蠢欲动，要搞什么“反攻大陆”。

1958年炮击金门后，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从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这一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进一步确定了关于台湾问题和对台工作的总方针，其基本精神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这是原则问题，没有商量的余地，更不会让步；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当地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听从蒋介石的意见；台湾军政及经济建设费用不足部分，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须待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进行；双方互不派特工人员，不做破坏双方团结的事情。

然而，蒋介石从反共立场出发，顽固坚持“反攻复国”的反动政治主张。在中共中央这项和平统一方针政策出台之际，大陆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华逆流，中印边境也出现了紧张局势。当时发生了两个重大事件，对蒋介石下决心实施军事反攻大陆起了作用。一是1961年底，中国驻北欧的一名外交官在美国间谍机构的策反下叛逃，向美国方面出卖了中国国内经济严重困难的情报。蒋介石从美国方面获取了这一情报。二是“三年困难时期”有大量饥民越界外逃。1962年春荒期间，有近万人逃往香港，蒋介石派船将其中一部分难民接到台湾，从中进一步了解了大陆经济形势的严重危机。

蒋介石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在1960年9月召开的国民党八届三中全会和1962年元旦文告中，大肆攻击“三面红旗”，特别是“人民公社”制度，许诺将来反攻大陆成功以后，将把土地重新分给农民。他还鼓吹要以“革新”重启“革命契机”，动员和集中反共力量，以“战斗”争取反共的胜利；声称“我们已掌握了复国之钥，进而打开铁幕之门的时刻到了”；吹嘘“国军一旦开始反攻，可以在三五年内定全国”。1962年的国民党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光复大陆指导纲领》。

在进行宣传造势的同时，台湾国民党当局加紧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成立了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反攻行动委员会”，开设“战地政务局”，在岛内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加强对士兵反攻大陆的政治教育，鼓动士兵为“光复大陆”“献身”，甚至连士兵的鞋子和皮带上都刻上“光复大陆”的字样。此外，还从日本购进了大量血浆，全岛弥漫着“反攻大陆”的战争气氛。

为了对付可能出现的危险局面，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央军委采取了八项紧急措施：研究作战方针和战备计划；调整部署，加强东南沿海军事力量；指示部分空、海军和特种兵做好作战准备；对预定参战部队补充兵员和弹药；协调地方有关部门落实支前工作等。同时，东南沿海地区的部队有针对性地展开了登陆、抗登陆、反窜扰等军事课目的训练，当地的人民群众和民兵也积极行动起来，随时准备支援和配合解放军作战。

中共中央在考虑如何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反攻时，设想了多种应急方案。一种是严守海岸线，把国民党反攻军队消灭在台湾海峡；另外一种是放弃海岸线，放国民党军队登陆，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让出福建、浙江一部分地区，退守江西一带，然后聚而歼之。后决定采取第一种方案。当时林彪离开了长期休息的北戴河，于酷暑中飞抵武汉，坐镇中原，全面策划防御事宜。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赴福建前线部署防御。据老一辈人讲，当时由于兵员极度减少，物资匮乏，解放军白天向福建前线发出一列列满载武器的盖着帆布的军列，晚上又悄悄拉回来，第二天再拉往福建前线，以为“疑兵之计”。当时故意不打从台湾起飞的间谍飞机，让台湾方面侦察到军列的“情报”，有意让台湾方面产生大陆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的假象。同时征召复转军人重新入伍。在广东延迟退伍一年，并将1961年退伍的一个师约6000人重新征召入伍。在东南沿海数省实施战备动员；在全党进行防御国民党反攻的思想动员；加强了对地富分子的管制和教育。

中央军委所采取的各项战备措施，一方面从最坏处着眼，进行了充分的军事斗争准备；另一方面通过造势，对台湾当局起到震慑作用，迫使其放弃“反攻大陆”的阴谋行动。党中央、中央军委这一斗争策略，在实际斗争中收到了较好效果。台湾当局对东南沿海军民声势浩大的战备行动产生了畏惧心理，不敢轻举妄动。

同时，中央还在外交方面主动出击，利用美国牵制蒋介石。美国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不赞成台湾当局进行大规模的“反攻大陆”行动，认为台湾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是“以卵击石”、“等于自杀”。台湾同大陆打起大仗，会使美国卷入中国内战，影响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和重点在欧洲的战略。

在初步完成了军事外交准备以后，196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1]，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决不让台湾国民党当局的阴谋得逞。6月18日，新华社对外公开发布了这一指示，公开揭露美蒋阴谋，达到了威吓的目的。国民党方面单靠自己无法实现反攻大陆，美国方面拒绝支持；鼓动大陆人民“起义”的得意算盘又没有打成。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不得不放弃大规模的军事冒险计划。

虽然是“有惊无险”，但对蒋介石的反攻“喧嚣”毕竟不能不保持警惕。

毛泽东是一位兼具文韬武略的伟大领袖，其华章佳作已广为人们传颂。1962年5月初，《人民文学》发表了毛泽东的《词六首》，《人民日报》等国内各大报刊迅速予以转载。这六首词即《清平乐》《采桑子》《减字木兰花》《蝶恋花》，以及两首《渔家傲》。

这六首词写于1929～1931年，是“在马背上吟成的”（毛泽东《词六首·序》）。北伐战争后期，国共分裂，毛泽东等人发动湖南农民暴动，失败后率领暴动余部上山打游击，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打退了国民党地方武装和中央武装的多次围剿，开始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那时，毛泽东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且看他“唤起工农千百万”，“横扫千军如卷席”，“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的确，这三年是毛泽东比较独立地领导中共武装斗争的一个局部并不断取得胜利的三年，是毛泽东后来确立其在中共党内、军内崇高威望和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的开始。正是由于这几年的井冈山斗争的连续胜利，尽管后来毛泽东一度被王明集团赶下台去，但是他卧薪尝胆，审时度势，故而当王明“左”倾错误穷途末路，黔驴技穷之际，在1935年1月长征途中，中共在遵义召开历史性会议，会上毛泽东东山再起，战胜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集团，从此逐步成为党和军队众望所归的领袖。(www.xing528.com)

作为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的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其奋斗的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诗篇，被广泛传诵。其中一些诗篇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而且具有很强的战斗性。“诗言志”，不仅这些诗词的写作是有感而发，而且这些诗词的发表也反映出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配合了现实的斗争生活。

毛泽东的诗词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时代和他内心世界的变化。

到底怎样判断国内的经济形势？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党内不少高级领导存在尖锐的分歧。发生经济困难以来，人们对困难的程度、何时可能好转，在认识上一直存在着差别。对形势如何估计，直接关系着下多大的决心、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调整经济。这往往又涉及是“左”了还是右了这种带政治性的看法。

毛泽东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不同于中央多数人。他不赞成“西楼会议”以及5月中央工作会议所强调的“最困难的形势还没有过去”的观点。他认为，形势没有那么严重，已经在好转，而且几年就能完全好转。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

怎样看待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等农业生产关系的改革，这是毛泽东与一些中央领导人之间存在的又一分歧。

在刘少奇主持的一系列调整政策中，最使毛泽东不能忍受的，是刘少奇、邓子恢、邓小平、陈云等人鼓吹的包产到户。他绝对不能容忍这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做法。为准备7月中央工作会议解决农业问题，1962年5月26日，党中央指示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对农业生产关系、生产力等方面的重要情况和问题，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对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等各种形式的责任制问题，党中央采取了积极探讨，慎重对待的科学态度。

毛泽东的观点十分明确：绝不能把包产到户当作中国农村的长期制度！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是走集体化的道路。毛泽东是个农民的儿子。他熟悉农村，熟悉农民，熟悉他们的长处和弱点。他坚定地认为，中国农民的唯一出路就是走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从年轻时代，他就设想有一天亿万中国农民将走上合作化的道路，并进行了“新村”的实践。新中国一建立，他就立刻着手推行合作化运动。按照这一理想，他把农业的合作化、集体化运动不断升级，在1958年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农村经济的恶化，毛泽东并不认为是人民公社造成的。毛泽东认为，集体化是农民的根本出路，是不容动摇的方向，现在的问题是要探索集体化切实可行的具体形式。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毛泽东调整农村政策的最后界限，如再进一步调整，搞包产到户什么的，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认为绝不能回到单干的老路上去。分田单干，必将造成贫富分化，在农村形成新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如果党支持这么干，实质上是支持了新富裕起来的富农阶层，抛弃了贫穷的农民大众，最终党就会走到“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去。

在甄别平反，进行政治关系调整方面，毛泽东也有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注意到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彭德怀要求平反的长达8万余字的申诉信。

1962年1、2月，七千人大会决定给几年来被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由邓小平主持这一工作，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甄别平反最后的界限在于，对谁都可以研究给予平反，唯独对彭德怀不能平反。彭德怀被剥夺权利，没能出席七千人大会。会后他得知刘少奇说他“是高饶反党集团成员”“有国际背景”“阴谋篡党”后，大哭了一场，他不得不起而为自己辩护，进行申诉。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写作，他于6月16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信的形式报送了一个长达8万字的申诉材料（后被称为“八万言书”）。

彭德怀的“八万言书”，共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庐山会议前后的情况。第二部分，关于高饶联盟的问题。第三部分，我同外国人的一些接触过程。第四部分，我的历史过程及其几个问题（其中包括彭德怀自幼以来的家庭情况，参加平江起义以后各个历史时期中，自己的思想、工作、战斗情况，并对其中缺点错误的方面作了严格的自我解剖，也对1959年以来对他历史批评上的若干问题作了说明）。第五部分，关于军事路线。彭德怀给中央的信，特别是“八万言书”，等于把庐山会议及其以后对他的错误批判和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这同七千人大会上对庐山会议错案的维护相对立，进而同维护毛泽东本人领导正确性的需要相冲突，因此绝不能接受，必须给予“反击”。

毛泽东的思绪转向近年来的平反工作。给错误地批判和处分的同志平反，是调整以来在一线的刘少奇等同志，特别是邓小平积极抓的一项工作。执行之中，既有“左”的阻力，也有极个别真有问题的人乘机闹翻案。一些当年主持案件审理工作的同志感到压力很大。毛泽东对“一风吹”的做法很不赞同。对知识分子政策和统战、民族工作的调整，在毛泽东看来，一些做法也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毛泽东坚信：翻案不得人心！

毛泽东把目光从中国转向世界，转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有了重大发现：苏共领导集团在搞修正主义，中国也出了修正主义。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起，中苏两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生分歧。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提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任务。5月15日，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分析党内思想状况时提出说：“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并说：“我党有大批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

由国际上有“修正主义者”，到国内也有“修正主义分子”，由国际上“反修”，到国内也要“防修”，这是几年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理论与实践“合乎逻辑”的延伸。尽管这时对国内“修正主义分子”的认定还只限定在狭小的范围内，尽管这时对国内“防修”的考虑还只是初步的笼统想法，并且认为危险主要是在老一辈不在了之后，但是，这些初始的认识却给后来国内“防修”理论与实践的系统化提供了足可以发展的起点。

毛泽东的这一结论，决定了此后中国十几年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