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政策调整：关山飞渡1962年成果

◎中国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

◎王稼祥的六个“不要”

◎毛泽东说：“7月犯错误，8月改”

1962年，中国在国内面临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的同时，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也陷入了困境。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处在一个大小矛盾尖锐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在客观上，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在继续，美苏之间既对抗又在进行大国政治和军事交易，中苏关系日益恶化，中印边境上的冲突与对抗在加剧，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日益扩大，在美国支持下蒋介石军队不时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骚扰，美国与日本有《安全条约》的关系，美国在韩国驻有重兵——这是一个三面受包围，险象环生的形势；在指导思想上，中国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一切反动派”作为自己的战略口号，并承担了在物质上和道义上支援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重担，而这一切，又是在中国国内经济遇到严重困难，正在进行调整和恢复时进行的。

正如在国内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治措施以收缩后退、缓和紧张局势一样，当时中共中央负责外事的一些领导同志，也想方设法为缓和共和国外部环境而出谋划策。1962年春，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深入研究了国际国内的形势，经过深思熟虑，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对外工作，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1961年初，王稼祥看了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文件材料和会议起草委员会的详细记录之后，有一个问题特别引起了他的注意：核战争、导弹核战争究竟是场什么样的战争？于是他请人找来了许多关于核战争方面的书籍加以研究。他的初步印象是，核战争、导弹核战争是不分前方与后方的，杀伤力是非常之大的，可以说是两败俱伤的自杀行为。但是核战争是可以被制止的，关键是要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斗争，反对战争狂人，才能制止核战争。

王稼祥虽然司职外事工作，对国内的经济形势也忧心忡忡。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使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失调；对农业增产的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加重了城市的供应和农村生产的困难，国家仍处于“非常时期”。中央预计，国民经济的恢复至少需要5年时间，而农业生产的提高又是国民经济恢复的关键。

据当时在中联部工作的同志回忆，王稼祥首先酝酿这个问题是1960年春天，中联部的同志在广州参加起草《人民公社60条》，当时王稼祥在广州养病，中联部的同志向王稼祥汇报湖南农村的严重情况时说：因为大跃进、大炼钢铁、搞公共食堂，砸了农民的锅，有的地方饿死人。王稼祥听完汇报后很难过。他说：我们革命这么多年，取得政权不容易，现在农村以至全国问题这么严重，我们应该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把农民问题以至整个国家经济搞好。现在搞得没有饭吃，饿死人，我们对不起老百姓。王稼祥谈话时哭了。然后他们谈到为了集中把国内问题搞好，在国际上应当采取缓和的政策，也就是说同美国等国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同苏联等国也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同印度等国也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另外，国内那么困难，又穷，对民族解放斗争的援助，要量力而行，不应该把人民的血汗那么慷慨地送人，这不叫国际主义，因为中国如果搞不好，政权不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才是最大的损失。有人提出，应该参照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适当退却，很多问题应重新考虑。现在是跑得太快了。

面对国际国内的严峻局势，王稼祥深深感到“中国当时确实面临着许多复杂的严重的问题和很大的困难”，因而很是着急。他收集了许多材料，作了深入思考，着重考虑了如何避免中苏破裂，如何避免中美战争。要避免中美战争，则首先要避免产生朝鲜式战争的局势；而避免中美战争、改善我国国际处境的根本一环，则在于避免中苏破裂。为此，他作过这样的设想：对苏共可不可以作为统一战线的关系来对待，有斗争、有团结，维持中苏同盟条约的关系。他回顾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美英法搞同盟的经验教训，在东方与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的协定，终于避免了两面作战，而使它能够集中兵力对付德国法西斯这个强大敌人。这些外交措施，可以作为中国当今处理对外关系的借鉴。他还设想：可不可以建立两个统一战线——即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统一战线和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统一战线，这后一条统一战线比前一条统一战线更为广泛。为了避免中苏破裂，王稼祥认为，在中苏关系上应当防止和纠正“左”的错误，如那时曾提出缓和好还是紧张好的问题，并且断言紧张比缓和好，说紧张能够动员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中苏分歧和矛盾当然只会加剧。

王稼祥深入思考和设想的这些问题，都属于对外工作的战略性问题。它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国内问题，是为了渡过困难，或者减少困难，至少不去增加目前已形成的困难，以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他觉得有必要向中央提出意见。为了集思广益，他召集中联部负责人在他住处多次议论过。张香山回忆当年参加议论的情景：

1962年上半年，王稼祥同志看到三年来的我国的经济困难，而在对外斗争方面，又有一种四面树敌的气势，他认为需要根据毛泽东同志一贯主张的“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原则，缓和和约束某些方面的斗争，以便集中地打击主要敌人，并使我们能够集中更多的精力，来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因此，王稼祥同志曾向中联部的副部长和正副秘书长谈了他的意见，并要大家共同议一议，但不许向外讲。用他的话说，“是关起门来谈一谈”，如果大家觉得没有把握，或者意见很不统一，那就搁下来不强求统一，如果能取得一致意见，而且认为值得向中央领导反映，就正式提出。

在议论中，大家对王稼祥的基本观点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也就是说是赞同的，有的还做了一些补充和发挥。这样，王稼祥觉得可以向中央正式提出了，但他又考虑到，这些意见超出了中联部的工作范围，不便写请示报告，便由王稼祥和刘宁一、伍修权亲笔签名，采取给恩来、小平、陈毅同志写信的方式，向中央提出建议。这封信署的日期是1962年2月27日。信的开头说：“最近我们想到了几个问题。现在把这些想法写出来，提供你们参考。”

王稼祥从酝酿、思考，在少数人中议论，直到向中央领导人写建议信，整个过程中有一个推动力，就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他虽然因病未能参加这次大会，但是会议发给他的文件、简报和各种材料，都认真地阅读了。毛泽东关于“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话”的这个讲话，他认真读了，尤其是上面这两段话，使他深受鼓舞。正如王稼祥后来自述的那样：“当时正在开七千人大会，提倡三不主义，所以我抱着对党中央勇敢提意见的态度。”正是本着这种态度，在这封信结束前写了这样一段话：“啰啰唆唆写了一大篇，可能毫无参考价值，只是打扰你们。但既然有这些想法，就写出来，即使是完全错误的，想你们也不会责备和见怪。”^[9]

王稼祥自己后来回忆说：

1962年上半年，我当时觉得“内忧”够多了，而对“外患”的可能性，在我脑子中形成了一幅可怕的图画，于是乎我忧虑得不得了，于是乎以多病的身体支撑起来，来想，来找材料，来与少数人讨论，来挺身而出，勇敢地向中央提意见，当时想的是一心为公，而不去计较个人的得失。这是我当时的主观上的精神状态。

1962年春，王稼祥除了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信外，还主持撰写和审定了《关于我国人民团体在国际会议上对某些国际问题的公开提法》和《关于支持别国反帝斗争、民族独立运动和人民革命——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提纲。在这些文件中，王稼祥阐述了自己对于对外工作的一系列见解和主张。

王稼祥向中央建议，应当选择适当时机，以政府名义发表一个声明，用准确的语言，全面地、准确地阐明中国的外交政策、立场、观点和主张。

为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紧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外有必要采取和缓的方针。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当时中国的国内局势是：经济遭受了重大的灾难而尚未脱离险境，严重的饥荒造成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为挽救危机，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治方面的“紧急措施”，力图振兴经济，缓和国内矛盾，消除动乱因素。被国内危机捆住了手脚的中国，迫切地需要一个缓和的国际环境，减少摩擦和矛盾，集中精力对付国内问题。王稼祥的建议突出地反映了形势的内在需要。其实质是，公开宣布大幅度调整中国的外交策略，改变斗争取向为缓和取向，以赢得一个稳定缓和的国际环境，集中精力克服国内困难。

王稼祥认为，中国外交政策一向是和平外交政策，外交工作的任务向来就是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中国是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缔造者。由于赫鲁晓夫对我国外交政策的造谣、攻击，帝国主义又从旁帮腔，在国际上就引起许多人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误解，“而在我们发表的某些文章和讲话中，由于侧重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也难免有讲得不够全面的个别地方，个别措辞和论据也难免不确切，往往被修正主义者所利用”。比如在中苏两党的论战中，赫鲁晓夫片面强调世界大战的可以避免，因此提出在当时条件下可以实现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我们党对此进行了批驳。在批驳中，往往强调世界大战的危机方面，有时甚至采取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说可以在战争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赫鲁晓夫由此攻击我们“好战”，国际上反对我们的人也给我们扣上了“战争不可避免论者”的帽子。

王稼祥解释说，发表这样的声明是否会引起反应，认为中国倒退了？王稼祥认为，这不是倒退，这是我们本来的立场、观点、政策和主张。我们需要把它说清楚，扫除赫鲁晓夫等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那些本来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附带地也澄清我们自己的个别不确切的东西。王稼祥认为，发表这样一个声明，看来是需要的。这样可以使我们更加主动，处于有利的地位。

王稼祥对重大国际政治问题的见解是：

（一）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王稼祥认为，只要坚持动员世界人民提高警惕，加强斗争，在世界人民力量超过反动力量、和平力量超过战争力量的情况下，就一定能阻止新的世界大战，赢得持久和平。决不能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明智派”身上，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王稼祥除了批判赫鲁晓夫的错误观点，还力求设法纠正认为世界战争注定不可避免的错误观点。他指出：“不要说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发生世界战争。不要说必须在消灭美帝国主义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避免。不要单单地说，‘打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帝国主义’。不要过分地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而冲淡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要笼统地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说，只有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统治被推翻以后，才能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但是不要说，只有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统治被推翻以后，才能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即巩固的和平，一个长时期的和平。对于片面地强调世界战争可以避免的说法，可以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势力确确实实还在备战，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必须向人民群众揭露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这样做，决不是所谓对防止世界战争没有信心，而是为了动员人民群众提高警惕，加强斗争，克服战争危险，争取实现持久和平。”

上面这段话里的几个“不要说”，正是针对我们说过的那些不确切的话，加以澄清的。

（二）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王稼祥认为只有经过同帝国主义的反复的坚决的斗争，才能迫使帝国主义国家同中国建立不同程度的和平共处关系。他指出：“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能有和平共处’，‘必须彻底消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和世界和平’等的说法，是错误的。”

（三）关于民族独立运动和和平运动问题。王稼祥充分肯定了民族独立运动的伟大意义，指出：我们一贯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我们不认为武装斗争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唯一道路。因而不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过程中同帝国主义谈判。

当时，由于我们主要强调民族独立运动，认为这是席卷世界的革命风暴，因而往往低估了和平运动的意义。王稼祥认为，和平运动中应广泛地团结各方面人士，对于和平主义者发起的运动，也可予以适当的估计和支持，应当充分估计和平运动的意义。他说：“这个运动具有广泛性，包括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爱好和平的人们，包括那些仅仅害怕核战争灾难的普通的人们。和平运动是群众性的运动，应当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群众的觉悟，采取为群众所能接受的各种方式来进行斗争。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说够。”

王稼祥还讲到和平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和平运动应该同情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平运动的发展也是有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这两个运动是紧密联系和互相促进的”。王稼祥指出，我们不赞成用和平运动来代替民族解放运动；我们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对于那些在和平运动中只讲和平、不讲民族解放运动的人，我们应当首先同他们寻找共同点，不要简单地用大讲民族解放运动来同他们对立。在和平组织中，不要把民族解放运动讲得超过了和平运动。

（四）关于裁军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国际会议上经常争论的问题，而且往往被我们看作是一种幻想，王稼祥指出，“争取实现普遍的裁军的斗争，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一项重大任务。”中国政府曾经发表声明，支持全面彻底裁军。虽然帝国主义总是对裁军设置重重障碍，继续实行扩军，但是经过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努力，同帝国主义达成某种裁军协议是可能的，这对各国人民也是有利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为反对扩军备战，要求裁军，要求把裁军节省下来的钱用于改善人民生活而进行的斗争，是完全正当的。我们支持和同情这种斗争。

（五）关于核战争问题。王稼祥认为，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性。我们反对核战争，要求禁止试验、制造、贮存和使用核武器。他指出：“我们不赞成只宣传核战争的恐怖，而不谈经过人民斗争可以制止核战争。当然适当地宣传核战争的破坏性是可以的；但更重要的是，应该教育人民，不要因恐惧而陷入瘫痪的精神状态，要把消极的恐惧变为反对核战争的积极行动。”(www.xing528.com)

王稼祥对重大国际问题的上述见解，目的都是为了有利于在国际范围内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有利于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

（六）关于在对外斗争中的策略问题。鉴于中国国内的经济困难，而在对外斗争中又有一种四面树敌的态势，王稼祥认为，需要根据毛泽东一贯主张的“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原则，缓和和约束某些方面的斗争，以便集中地打击主要敌人，并使我们能够集中更多的精力，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他认为，在对外斗争中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而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在当前要注意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对中印边境问题，要设法打开僵局，尼赫鲁不是中国的敌人；对苏联的斗争，要高度警惕赫鲁晓夫居心不良和力图孤立中国，甚至不惜同我分裂。为此，在国际斗争中，“我们不宜突出，不宜打头阵（在目前国内情况下，对外似宜一般都暂不过分突出）。”

自从赫鲁晓夫上台以后，随着苏联经济军事实力的上升，苏联缓和对美关系，企图建立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新秩序。因此，苏联在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的同时，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与美国尖锐斗争的局势。1959年赫鲁晓夫实现访美，美国总统也回访苏联。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所采取的与美国坚决斗争的策略就很显眼，美国也逐步认为中国的危险性加大，用更多的物力和军力对付中国。在中印边界争端上，虽然我们采取了最大程度的克制和忍让，但是由于一段时期以来“好斗”的对外形象，加上印度和苏联的片面宣传，我们一直处于被人冤枉的境地。王稼祥建议的实质，是要进一步缓和中印和中苏关系，争取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支持，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至于同美国继续打笔墨官司，说几句、骂几句其实倒没有什么大碍，反正骂美国的并不只是中国一家。

据此，王稼祥向中央建议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好像有这样的情况，当两国之间有争议时，互不相让，一方攻一下，对方反攻一下，于是一方再反击，对方再反击，如此循环下去，争议愈闹愈大，关系愈弄愈紧张，一直可以完全破裂。但是，假如一方松动一下，逼得对方也不能不松动，假如对方不松动就会被动，这样争议又可以缩小，友好关系又可能逐步争取恢复……当然，这是就主观能动性方面而言的，毕竟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能光凭主观努力而定，最后要决定于每个国家的性质，当权者代表什么阶级、阶层及其政策路线，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和利害关系，以及争论的性质和范围等。”“这就是说，存在着客观可能性的限制。但是，主观能动性是绝不可以低估的，否则对我们是不利的，看来，有进、有退，有攻、有守，有争、有让，有拖、有解，好像这些都是对外斗争中必不可少的手法。”

（七）关于中国的对外援助问题。王稼祥指出：“我们应该支持别国的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但又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处于非常时期的条件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适度收缩，预见到将来我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以免被动。”

从50年代初期开始，新中国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人道主义原则，向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援助。中国的援助大多是无偿的，并且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随着新中国国力的逐步增强，对外援助也越来越多。但是，到了60年代，中国的对外援助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一方面，我们在国内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自顾尚且不暇；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同苏联和印度关系的恶化，为了配合斗争的需要，我们又不得不继续维持甚至进一步加大对外援助的力度。这些援助在相当程度上是我们力所不及、力所不逮的。历史的经验证明，王稼祥提出的“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不仅在当时是根据国内形势做出的正确决策，而且也是符合我国长远利益的正确指导原则。数十年后，我们终于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越南、阿尔巴尼亚……都是明证。

王稼祥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长期担任党的高级领导职务。长征途中，正是他最先接受了毛泽东正确的主张，并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领导，才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领导占据了上风，挽救了中国革命事业。长征以后，王稼祥继续鼎力支持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作为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为中苏友好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王稼祥离任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担任领导职务，继续为党和新中国的外交事业操劳。王稼祥的上述建议是经过了缜密思索，出于对党和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反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总之，王稼祥同志从当时国内面临很大经济困难，国际上同美帝、苏修、印度反动派关系全面紧张，蒋介石集团蠢蠢欲动的实际情况出发，向中央提出一些有关同帝、修、反斗争的策略和援外的方针性建议，不仅在决策建议方面富有远见卓识，而且从组织原则来讲，这样做也没有错。^[10]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世界裁军大会，中国派出以茅盾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稿，事先由王稼祥主持，经集体研究，由熊复执笔起草。

据熊复回忆：

稼祥同志提出，我们在一切国际活动场合讲话，不仅要表示充分支持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而且要表示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只讲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而不讲拥护世界和平，把争取和平力量这样一个更加广泛得多的同盟军放在一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策略观点。争取和平的斗争当然不是革命，但它同革命是相辅相成的，是为革命而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11]

正因为这是世界裁军大会，讲话稿中和平、裁军的字眼和内容，自然用得多一些。

关于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议上的情况，据当时的代表团成员回忆，当时王稼祥搞了一些文件，主要是参加国际会议的“宣传口径”和“活动方针”的问题。最高峰是1962年莫斯科裁军会议，王稼祥提出方案并主持起草讲稿。代表团团长是茅盾，副团长是康永和，成员有阎明复等。代表团出国前，中央书记处开会，完全同意王稼祥提出的方针和方案。这一方案实际上就是1961年开始酝酿一系列战略和方针措施，亦即刘少奇1960年底同赫鲁晓夫达成的协议：先不要公开吵架，而是先经过中苏两党内部协商，再跟主要兄弟党协商，然后才拿到大会上去。这次莫斯科会议第一次实行这个协议。大会期间，中方有关同志同安德罗波夫进行了交谈，达成了些协议。双方观点当然有差异，各人坚持各人的立场。然后开兄弟党会议。在公开会议上茅盾讲话。会议没有最后开完，阎明复等提前回国。一回到北京，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就在怀仁堂听取了汇报，完全支持他们的工作，也就是支持稼祥同志的方案，支持刘少奇同赫鲁晓夫的协议。阎明复认为，在他所参加的许多会议中，这是最成功的一次。

代表团本着与苏共缓和的基本精神，临机处置，同意了比讲话稿的调子更低得多的、没有反对美帝国主义字样的共同文件，从而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康生等人抓住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裁军大会期间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并联系当时王稼祥关于对外工作的见解和主张，加以歪曲，无限上纲，扣上了“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支持各国革命运动少）的大帽子。毛泽东对此也曾批评说，这样做“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事实上，在60年代初，同苏共在国际群众团体内的斗争策略是比较复杂的，需要从斗争的全局出发，既坚持原则，又坚持团结。毕竟我们当时的主要敌人是美国，而不是苏联。因此，根据王稼祥的意见，代表团在莫斯科裁军大会上所采取的既斗争、更注重团结的斗争策略，与王稼祥向中央建议的内容是一致的，大体上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做的，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

在亚非一些国家的批评压力下，在毛泽东以及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严厉批评下，中联部和王稼祥被迫停止执行缓和政策。在同年8月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上，中国代表团仍派出了基本上是原班人马，但是采取了与一个月前截然相反的立场和态度，纠正了7月在莫斯科世界裁军大会上的做法。这样做终于赢得了毛泽东的满意。毛泽东不无高兴地说过：“7月犯错误，8月改。”

据有关人士后来回忆，毛泽东把国际上“三和一少”同国内“三自一包”相联系，形成了党内出现新右倾思想这种概念。这是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之前形成的。这个概念的形成，对党的历史发展，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北戴河会议上，由于毛主席在党内的威信、地位，所有的人都接受毛主席的意见。王稼祥马上按照毛主席的方针，重新考虑在国际会议上的做法，起草了一个参加日本关于禁止原子弹会议的方案，还是用参加莫斯科裁军会议的原班人马，但是方针按照毛主席的方针，对苏联以及所谓修正主义国家和党的代表，针锋相对，就是要吵架。按照这个方针，在禁止原子弹会议上做了个典型试验。当时认为这样就好了。对王稼祥来说，通过这次会议改正了错误。

【注释】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5页。

[2]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4册，第21～22页。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141页。

[4]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03～905页。

[5]《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531～532页。

[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61～362页。

[7]《百年潮》，1998年6期。

[8]《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5～69页。

[9]《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8页。

[10]《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559～564页。

[11]《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