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和社会关系的调整

◎政治和社会关系领域的困难

◎国家民主政治生活的初步恢复

◎检讨文化政策的得失

◎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统一战线政策的调整

◎侨务政策的调整

◎民族政策的调整

◎邓小平主持甄别平反工作

政治的核心是人，政治调整的关键是调整阶级、阶层或人群之间的关系。三年困难时期，不仅经济困难很大，在政治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党内关系上和党群关系上，存在着一些严重的不正常状态。其主要表现是：首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错整了一些人。五年中搞了五大运动：1957年反右派，1958年“拔白旗”，1959年“反右倾”，1960年整风整社，1961年民主革命补课，夺取领导权。这五大运动每年一个，有不少偏差：1957年反右派，错定了50余万“右派分子”，受批判的还要多得多。打击的分量很重，直接受牵连影响的家属亲友超过数百万，各民主党派，尤其是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也受到伤害；1958年“拔白旗”，反地方主义、反民族主义斗争扩大化，伤害了不少人；1959年“反右倾”，一批干部和群众受批判，一些党员干部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些干部被内定为“中右”；三年困难时期，有的地方搞“民主革命补课”，又错整了一些干部。

其次，在1958年“大跃进”中，不但农民利益受损害，而且华侨在国内的家属的利益也受到“共产风”的侵害。有的地方强迫归侨和侨眷献金、存款“放卫星”；造成人心浮动，侨汇大大下降，而且侨眷在政治上因“海外关系复杂”而受到歧视。

第三，在民族关系方面，1958年的青海平叛中存在相当的扩大化错误，没有及时、彻底纠正。

第四，知识分子被当作“资产阶级”看待，科学工作者被批为“白专道路”、“白专典型”；有的人认为，“知识分子既然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就是革命对象”，“对知识分子像打鼓，不打不响”，“必须以斗争为主”。在文艺工作上，1958年刮起浮夸风，1959年“反右倾”后又处于消沉状态，在错误的行政干预下，文艺工作者感到无所适从。

这样，“自己人”越来越少，“团结对象”的条件越来越苛刻，而“敌人”的数量则迅速膨胀。此外还存在着党内外民主空气严重不足的问题。1957年以后，党外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不敢讲话了。1959年“反右倾”后，党内的人，包括不少高级干部，也不敢讲真心话了。在这种心态下，经济建设上所犯的错误及其严重后果，难以及时揭露，更难以进行纠正。

这种情况极大地妨碍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克服经济困难的努力。因此，不但经济上已经到了不下大决心调整不行的时刻了，政治关系上的问题也达到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了。七千人大会是党内五级领导层政治关系的一次大调整。会后，党内外关系的调整工作全面、深入地展开，并且转向了国家和社会结构的上层。

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团结奋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积极参政议政，献计献策，表现出高度的政治热情。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在思想路线上受“左”倾思想指导，中央在这方面的工作有所削弱，党和民主党派人士、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间的联系大大减少。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国家情况不甚了解，即使了解一些，也不全面、不系统、不完整。再加上政治气氛紧张，动辄就有可能被批判为右倾保守，使有些人有话不敢讲，有意见不敢提，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严重缺陷。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重新沟通与民主人士正常的政治联系，中共中央逐步恢复了与民主人士协商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通过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政协、人大等制度，加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人士的联系。

最高国务会议制度，是当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之外的又一个重要国务活动制度，由国家主席根据情况不定期地召集。参加者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同时也就包括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主要领导人。会议通常是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事前商量，或者进行重要情况的通报。“大跃进”以来，毛泽东主席召集过1958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同年9月的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和1959年4月的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后，召集过1959年8月的第17次最高国务会议。此后，1960年和1961年中断。基本原因是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许多情况不清楚，一些话不好说，难于召开。为了克服这种缺陷，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深入进行国民经济调整，1962年3月21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召集第18次最高国务会议。

刘少奇和周恩来就形势和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作了非常坦诚的讲话。

他们在讲话中，把中共七千人大会和2月“西楼会议”的基本内容作了清晰的介绍，对国民经济中的困难情况作了坦率真诚的说明。

刘少奇指出：我们国内目前的经济形势，实事求是地讲，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原来以为，这几年还会有跃进，现在不但没有跃进，不但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从经济上来说，目前我们不是大好形势。出现困难的原因，一条是天灾，另一条是四年中我们在工作中间有不少缺点、错误。哪一条是主要的？各地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缺点错误是主要的，农民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详谈了1958年以来所犯的四条主要错误后指出，我们经常讲成绩与缺点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是不是到处可以适用呢？恐怕不能到处这么套。总的也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方三个指头对七个指头也不行，而应该说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错误的责任，首先是中共中央负责，其次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负责，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就是说，中共中央决定的某些政策，发出的某些文件、指示等，有些是不适当的，有些甚而至于是错误的，或者说有些是部分错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你们没有责任，或者有也很少。

关于犯错误的原因，刘少奇指出：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负责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中央的同志，省的负责同志，自己不去亲身作调查研究，轻信汇报。有些地方，完全依靠命令办事，瞎指挥，形式主义。同时，在一段时间，在党内、在群众中间，又进行了一些错误的过火的批评斗争，因此，缺点、错误就长期不能发现改正。

刘少奇还谈了对“三面红旗”的看法。他说：第一，总路线还要不要？总路线还是继续实行。过去执行里头有偏差。第二，大跃进。我们过去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是有片面性的，每年要翻一番，或者说要增长百分之几十。我想，大跃进这个口号还是不取消，现在取消太早了，到那个时候争取不到，就证明不能大跃进。有一种可能是不能大跃进，有一种可能是能够大跃进，从整个历史阶段来看，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可以的。第三，人民公社。从前提过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现在人民公社大是大，公就看不那么清楚，现在搞到小队核算，似乎也不那么“一大二公”了，因此，这个口号要不要？要不要取消？现在这个问题看不大那么清楚，但是再过多少年可能看得清楚。因此，这个“一大二公”的口号我们也还不取消，放到这里再看嘛。有人说，人民公社办早了。也可以说，人民公社迟几年办是可以的。问题是群众已经办起来了，我们还是站在群众面前去领导人民公社。主要的经验，不应该一下子全面铺开，搞得太急了。总之，“三面红旗”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而且继续为这个“三面红旗”奋斗。有些问题现在还看不大清楚，但是再过五年、十年，再来总结经验，就可以进一步对这个“三面红旗”做出结论。

对于刘少奇主席如此坦率诚挚的讲话，出席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十分感动，认为中国共产党还是光明磊落的、郑重的、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党，并从这种襟怀坦白、肝胆相照中，唤起了同舟共济战胜困难的责任感。

3月27日至4月6日，第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全面地讲了1960年下半年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后工作进展的情况、存在的困难，以及1962年调整工作的十项任务。周恩来要求加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加强全国各族人民同党和政府的密切合作，通过艰苦努力，战胜所遇到的困难。

4月28日，周恩来又在全国政协第三届三次会议上作了《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的讲话。他谈了政协的工作责任，共产党在政协的责任，各民主党派的责任，工会的作用，青年团的责任，妇女组织的作用，工商联的工作，文教科学团体队伍的加强，兄弟民族的关系问题，宗教问题，华侨问题。号召增强信心，团结奋斗，争取新的胜利。这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开了20多天，200多名委员发了言，提出了400多件提案，广开言路，充分发挥了政治协商的作用。

对于刘少奇、周恩来的讲话，毛泽东很赞成他们这样做。毛泽东说：我们欠民主人士一笔债，现在还了。

上述三个会议的召开，使得国家和社会上层的政治活动恢复了正常状态。中国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密切联系重新建立起来，党的正确政策的领导作用得到加强。

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开展起来，使科研、教育、文艺等部门的工作受到很大冲击，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各方面的业务骨干，受到批判和处理。在“大跃进”中，大批业务人员、学校学生参加劳动过多，也打乱了正常的工作、学习秩序。当时困扰党的文化工作主要的问题是：（一）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问题；（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三）研究机构内党的领导方法问题。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制定农业、工业、商业方面的工作条例的同时，科技、教育、文艺等部门在认真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始起草各自的工作条例。这些条例主要有：（一）《科研十四条》，即《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是由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党组负责起草的。（二）《高校六十条》，即《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是教育部负责起草的。草案经过修改，定为10章60条。在制定《高教六十条》的同时，教育部还起草了中小学教育工作条例（草案），分别写成《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两个文件。这样，高等学校、中学、小学三个教育工作条例草案，就先后都制定出来了。（三）《文艺八条》，即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是由中央宣传部于1961年上半年主持起草的，最初题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共十条，后压缩成八条。1962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艺八条》。《文艺八条》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提高创作质量；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进行文艺批评；保证创作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奖励优秀人才，奖励优秀创作；加强团结，继续改造；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在制定《文艺八条》的同时，有关部门还制定了《剧院工作十条》《电影工作三十二条》等具体条例。

《科研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等工作条例，是针对不同方面的工作制定的，但因为这些工作都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因而许多内容是一致的，基本上澄清了三个重大问题的是非。

第一，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特别是如何看待“红”与“专”的关系问题以及坚持“双百”方针问题。

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逐步产生了偏差，对他们政治上的进步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估计不足，虽然一直强调“又红又专”，但实际上强调“红”而忽视“专”，并以参加政治学习、政治活动的多少作为“红”的标准，甚至把“红”与“专”对立起来，认为非“红”即“白”，给很多积极钻研业务的知识分子扣上“白专”帽子，加以压制和排挤。在坚持“双百”方针问题上，往往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起来，轻易将学术上的不同观点提高为政治问题，并出现了片面的、粗暴的做法，严重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要重新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首先就要解决这些问题。

关于“红”和“专”的关系问题。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在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文化部召开的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曾批评“白专道路”这个口号，指出“这个口号不是我们提的”。6月20日，聂荣臻在《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中，也认为“红必须落实，不能空空洞洞的”，“白专”这个提法是不确切的，建议“以后不要把‘白专’作为批判用语”。8月10日，陈毅在对北京市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的讲话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从来没有空头的政治，政治都是通过业务来体现的”，“我们不能够拿参加政治活动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红’或‘白’”。

正是根据这些精神，《科研十四条》规定：“红，首先和主要的是指的政治立场。对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的初步要求，就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红和专应当统一起来……在今天大多数的情况下，科学工作者的钻研业务和努力工作的积极性，正是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提高的具体表现，必须十分爱护和充分鼓励”。

关于“双百”方针。周恩来在1961年6月19日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曾强调说：文艺工作上，“不论哪一方面都不能独霸文坛。我们提倡批评，也提倡百家争鸣、自由讨论”。7月19日，中央《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也提出：“在学术工作中，一定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这样才能造成一种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充分地调动起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他们能积极地、负责地去做工作。”根据这些精神，《科研十四条》规定：要“正确地划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之间的界限，区别对待，不能混淆”，“不要给自然科学技术的不同学派、不同主张戴上什么‘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之类的阶级标签”。《高教六十条》规定，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也不许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文艺八条》规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我国社会文学艺术的根本方针”，在文艺批评中，“对文学艺术不同意见和文艺理论上的不同观点，有讨论的自由，批评的自由，也有保留意见和进行反批评的自由”。

第二，明确了科研、高教、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并规定了有关的规章制度，以恢复正常的秩序，保证根本任务的完成。

为了克服因政治活动和生产劳动过多，影响业务工作的现象，《科研十四条》规定：“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不断提供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并且在工作中培养出科学研究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研究机构的一切工作、一切措施，都必须保证这一根本任务的实现。”为了完成这一根本任务，研究工作要实行“五定”，即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制度，应该尽一切可能，把科研技术人员的精力和工作时间，用于研究工作。《高教六十条》规定：“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为了保证这一点，平均每学年应该有八个月以上的时间用于教学，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一般为一个月至一个半月。在《文艺八条》中，对努力提高创作质量，保证创作时间等也做了规定。

第三，改善党对科研、高教、文艺工作的领导。

1957年以后，党加强了对科研、高教、文艺工作的领导，这本来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可是在实际工作中，研究所的室、高等学校中的系及文艺单位中的基层党组织，直至党支部、党小组，也强调要领导一切，强调“外行领导内行”，这就干预了业务工作，给科研、教育和文艺工作造成了许多困难。为了改进党的领导，《科研十四条》和《高教六十条》规定：研究所和校一级的党组织（党组或党委）及校的领导核心，各研究室、组、系一级党组织的任务，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保证研究和教学任务的顺利进行，即起保证监督作用。关于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周恩来在1961年6月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对文学艺术我们懂得少，发言权很少，不要过多干涉，要尊重文艺的客观的发展规律。根据这个精神，《文艺八条》除做了与《科研十四条》《高教六十条》相类似的规定外，还特别强调了党组织不应该不适当地干涉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

这些规定，针对当时困扰科研、教育、文艺工作的主要问题，确定了明确的政策界限，纠正了过去几年中的错误。因此，三个条例下发以后，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科研十四条》发出后，党内外反应都很强烈，做科研工作的人员更是感到兴奋，积极性普遍提高；做党政工作的干部也表示欢迎，感到政策界限比较清楚了。各科研机构出现了繁荣气象，学术活动开始活跃起来。《高教六十条》发出后，高等学校的师生员工也普遍表示欢迎和拥护，认为这个文件基本上总结了教育革命的经验，并且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天津大学的校长认为，执行这个条例就能够“贯彻政策、明确职责、稳定秩序、提高质量”。有的学生说：“看到《人民公社六十条》以后，就盼望高等学校也定出一个六十条来，现在果然盼到了！”《文艺八条》发出后，同样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热烈拥护。它的初稿《文艺十条》在1961年6月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讨论时，与会同志就一致认为它的制定是及时的、正确的，其中提出的问题正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希望能早日发到全国，作为各地改进文艺工作的依据。

1962年3月，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工作会议，文化部和戏剧家协会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贯彻七千人大会的精神，两个会议都称为“广州会议”。

3月2日，周恩来对两个会议的代表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他说：“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12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1956年我曾作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初步估计。刘少奇在1956年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也说，‘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周恩来接着说：对于知识分子，有六个问题要解决好，要信任他们，帮助他们，同他们改善关系，帮他们解决问题，要承认我们过去有错误，承认了错误还要改。

周恩来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常常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外国殖民者和本国卖国贼，成为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他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后知识界取得的根本转变和进步。周恩来在讲话中引用了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中的一段话：“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联盟。”周恩来认为，列宁把知识分子包括在“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内，“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要在这个根本估计的基础上确定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报告中，周恩来批评了1957年以来对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片面理解，指出改造是长期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他说，知识分子最怕别人给他“上大课”，要促膝谈心。这事实上重新肯定了他在1956年提出的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结论，以及当时提出的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周恩来的这篇讲话，同他1951年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和1956年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一起，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理论和政策的重要文献。

陈毅3月5日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3月6日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脱帽加冕”，就是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并郑重地向与会人员行了“脱帽礼”。

陈毅说：

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向你们行脱帽礼！

接着，他动情地说：

12年的改造，12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

……

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我们必须改善这个严重的形势。形势很严重，也许这是我过分估计，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危险得很呵！^[5]

陈毅豪爽健谈，且素有“儒将”之称，他这两次讲话生动活泼、诙谐风趣、悲愤交集，使到会的同志深受感动和鼓舞，在讲话过程中会场里响起60多次掌声和笑声，可见受欢迎的程度。代表们普遍认为：“很全面、很透彻，感情充沛，听来很亲切，使人深受感动，心悦诚服。”1962年3月21日，历史学家周谷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说：“知识分子过去认为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是被改造的，始终是做客的思想，积极性还没有发挥出来。”如今，“得到一个光荣称号，是劳动人民了，对这一点特别高兴。我对这一点也很兴奋。我觉得只要有这些感觉，精神就活跃起来了”。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代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

广州会议后，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普遍高涨。聂荣臻回忆说：那时候“中国科学院、国防部五院、二机部九院等许多科研单位，晚上灯火通明，图书馆通宵开放，一片热气腾腾，我国真正出现了科学的春天，至今我还认为：如果没有那几年的实干，‘两弹’也就不会那么快地上天。我们常说，中国人民是很聪明的，并不比别的民族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有些科学家的确很有才能，关键是怎样发挥他们的才干，要有正确的政策，要关心他们的生活”。文化艺术界也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创作出一大批深受人民喜爱的文艺作品。

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说：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几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工人阶级之冕，是对当时拥有数百万的知识分子这一阶层政治地位的一个重大调整。它意味着知识分子从“团结、改造、教育”的对象，向着中国共产党的“自己人”重大过渡的开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七千人大会以后，统战工作也开始着手贯彻会议精神。

1962年4月23日至5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为指导，研究统战工作的形势和任务。

会议对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和其他爱国人士，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经受了国内外各种风浪的考验，作了充分的肯定，同时，对统一战线各方面工作存在的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统战部副部长徐冰主持会议并作总结报告，部长李维汉讲了话。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会议汇报，周恩来、邓小平等作了指示。5月28日，中央统战部向中央作了关于会议的报告。(www.xing528.com)

报告认为：

几年来，在处理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归侨关系等方面的工作中，发生过一些同中央政策和毛主席思想相违背的严重缺点和错误，妨碍了相当一部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这对于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顺利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都是不利的。

会议确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必须认真调整同知识界、工商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宗教界、少数民族、归国侨胞以及其他爱国人士的关系，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

第一，在精兵简政、压缩城镇人口的措施下，做好对各界党外人士的安置工作。

当时，已经有些地区把一部分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和其他党外人士下放农村或精简回家，引起了他们很大的震动。会议决定，要根据党对他们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切实贯彻“包下来、包到底”的政策，妥善安置，把他们稳定下来。具体规定是：

（一）“对于在职的资产阶级工商业者（指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的大、小资本家、资本家代理人和有定息的其他私方人员，全国约76万人，下同）和他们的家属（妻或夫），不要下放农村。个别因家在农村、确系自愿下乡的，可以同意，但不能强迫。已经下放的，如非本人自愿，应该调回。”在保留下来的企业中，一般不精简他们。属于年老、体弱、多病或失去劳动能力的，可以让他们退休，或者放在编制之外，准其请长假。

（二）“对于县和县级以上的各级代表人物，不精简、不下放。对某些必须调整的，应当在其他单位安排相应的职务，不要降低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

（三）“对资产阶级子女的升学，应当根据本人政治表现和考试成绩来决定，不要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子女而有所歧视。对不能升学的子女，应当同劳动人民的不能升学的子女同等对待。”

第二，做好甄别平反工作。会议要求：

（一）“必须坚决地、迅速地进行甄别平反工作。凡是在交心运动中受到处分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应一律平反，在拔白旗、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斗争、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凡是批判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都应该平反。凡是平反的，应该摘掉帽子，恢复原来的工作或者安排其他相当的职务。”在做法上，采取召开会议、宣布平反的简便办法。对中上层党外人士，则逐个甄别，逐个处理。

（二）“对在1958年以来其他运动中受过重点批判、处分或错戴了帽子的党外人士，经过甄别，证明完全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也应坚决予以平反，不要拖尾巴。”

（三）“对党外人士的甄别平反，建议由党的各级监委主管统战部和其他有关部门加以配合。”

第三，做好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和右派分子的安置工作。

给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工作，是1959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后开始的。1959年、1960年，两批摘帽9万多人，1961年摘帽12．9万人，合计已达22万余人。这些被摘帽的人有的作了安置，但仍有近10万人未能得到安置。有的尚在劳动或者休整学习和等待处理。有的单位对他们推出不管，有的被遣返其他地区，报不上户口，生活无着。对此，会议提出应迅速解决。

（一）“对目前正在休整学习一时无法安置的，可以延长休整学习时间。目前仍在劳动的，应该停止劳动，休整学习。休整学习期间所需的费用，可列入国家开支，专款报销。对已经分配了工作的，如果认为需要精简时，暂时不动。”

（二）“对于已经解除劳动教养和需要遣返其他城市的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和右派分子，应当暂留原地，设法维持他们的生活，等候处理。”“对已经遣返回城市的，应该准许他们报上户口。”

（三）“对右派分子的家属和子女，应该根据中央原有的规定，按照他们本人的情况对待，不要称为‘右派家属’、‘右派子女’，在就学、就业、生活等方面，不要歧视。”

当时只提到对在“交心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给予平反，而对其他大量被错定为右派的数十万人并不平反，因而1957年反右派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正。但是陆续给不少人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并要求在工作、生活上给予安置，强调不要歧视他们的家属子女，在当时是有一定意义的，根据会议的精神和要求，1962年进行了第四批“右派分子”摘帽工作，1964年又进行了第五批摘帽。五批共摘帽30余万人。安置的工作也有一定进展。

第四，加强合作，改善同党外人士的共事关系。

报告认为：改善合作共事关系，是调整关系中一项经常的大量的工作。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党外人士的进步和作用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因而使用和帮助也不够，常常是敷衍应付，或者凉在一旁，或者课以责任，却不给予必要的权力和条件等。这对于调动党外人士的积极性，掀起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高潮，都是不利的。

报告提出，今后应当：（一）要充分估计党外人士的进步和作用。（二）贯彻有职有权的原则。（三）根据他们的政治和业务条件，分别适当安排。（四）必须实行民主合作，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五）工作条件、功过赏罚、表扬奖励、培养提拔等，应当一视同仁。

第五，发扬民主，认真实行互相监督的方针。

报告认为，“近几年来，在同党外人士的关系上，突出表现在：不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不同他们商量办事；不是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进行说服教育，而是常常粗暴地进行斗争，强制压服；对民主党派和有关团体的工作，多是把持包办，只强调学习和改造的一面，忽视它们代表合法利益和互相监督的作用。所有这些，使不少党外人士不敢说真心话，使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受到损害。”因此必须：（一）各级党委要认真地而不是形式地运用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和有关团体的力量，采取自由、活泼的方法和多种多样的形式，广泛联系各阶层人士，活跃民主生活，开展统一战线活动。（二）各级党委要主动创造条件，鼓励党外人士敢于讲真话，如实反映情况，积极代表他们所联系的阶级、阶层的合法利益和要求；要乐于听取不同意见，以至于听逆耳之言，真正做到“言者无罪”、“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对他们提出的批评和建议，要认真对待，认真处理，决不可敷衍应付，不能解决的，也要说明理由，对不正确的意见，要耐心说服教育。（三）各级统战部是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对于人民政协、民主党派以及有关人民团体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只能依据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严格遵守与党外人士协商办事的原则，尊重他们的职权，切实纠正把持包办的错误做法。

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如果说，1957年以来的几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左”倾偏差的话，那么，1962年4、5月的这一次会议，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纠“左”的会议。尽管仍不免有着当时历史的局限性，但它对于纠正政治关系方面的“左”倾错误，还是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调整侨务政策，扭转侨务工作在政治上的被动局面，是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进行政治关系调整的一项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约有40万侨居海外的同胞怀着满腔热血，纷纷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大都工作积极，学习进步。他们不仅对国内的经济建设起了促进作用，对于促进海外华侨的团结爱国和影响侨居地人民与我国和平友好，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全国各地各部门、各级政府贯彻执行党的侨务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贯彻执行党的侨务政策中，也存在着一个比较突出、比较严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海外关系”问题。这是中央巩固和扩大华侨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巨大障碍，也是影响政治方面和睦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少地方和部门，不加具体分析地把归国华侨、侨眷、归侨学生在国外的家庭和亲友关系，一律作为“资产阶级关系”或“复杂的政治关系”看待，扣上“海外关系”的帽子，滥加怀疑和歧视。有些地方甚至规定，凡有“海外关系”的人，一律不能入党、入团，不能参加工会，不能当积极分子；有的学校对归侨学生的入学、实习限制很严，将政治、经济、外贸、财贸、新闻等系列为“机密”专业，规定不准归侨学生报考。有的学校还不准学工科的归侨学生下厂实习；有的部门将那些在国外有家庭亲友关系的归侨干部，当作精简下放的对象，或任意调动他们的工作；有的归侨干部虽在工作上有优异的成绩，政治表现也很好，人事部门也不让提拔重用。有的归侨干部被选为先进生产代表，亦不让出席会议；有的单位对归侨干部的婚姻乱加干涉，有些人还因此受到批评，有的单位任意扣拆归侨学生和归侨干部的信件；有的单位在历次运动和政治审查中，把那些和国外亲友有关系的人，列为批判斗争或追查的对象；有的单位甚至把华侨与五类分子并列，即所谓地、富、反、坏、右、侨，混淆了敌我界线。

对于这种主观主义的不做阶级分析、政策上不加区别的错误认识和做法，中央在这次政治关系调整中极为重视，并清醒地认识到，在政治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违背了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反复强调的有关侨务政策方面的指示。这种错误已经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后果，许多归国华侨、侨眷、归侨学生与国外亲友的正常联系因此而受到严重阻碍，且受到了种种不合理的待遇，使他们对党的政策产生很深的误解和疑虑。

中侨委党组的报告提出了六条全面检查和妥善处理由所谓海外关系引起的问题的意见。

（一）“首先应该认识，在人事关系中所谓海外关系这种划分，原来就是违反中央历来强调的争取海外华侨的政策的，是缺乏根据的，因此，就是错误的。必须从人事、鉴定、审查工作中取消所谓海外关系这一项。”

（二）“对历次运动和政治审查中被批判、追查、处分的归国华侨、侨眷和归侨学生进行甄别处理，凡因有所谓海外关系而被错斗、错处分、错戴帽子者，应根据1962年4月27日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的精神，坚决、迅速、切实纠正，取消处分，恢复名誉。”

（三）“对因有所谓海外关系而被任意调职或下放劳动者，应加以妥善处理。对德才兼备的归侨干部，如仅因有所谓海外关系而被不信任和不提拔重用的，应根据党的干部政策处理，不得歧视。”

（四）“对那些已经具备入党入团条件的归国华侨、侨眷和归侨学生，应照章吸收他们入党入团，不得因有侨汇和与国外家庭亲友的联系而加以拖延或歧视。”

（五）“对归国华侨、侨眷和归侨学生接受侨汇问题，应按中央《关于争取侨汇问题的紧急指示》处理，切实贯彻保护侨汇的政策。”

（六）“凡对归侨学生在就学、实习、阅读参考书籍资料等方面，任意加以歧视和限制的，应予纠正。今后对归侨学生报考学校，应和国内学生一视同仁，并予适当照顾，不得歧视。”

5月31日，中共中央批准中侨委党组的这个报告，并在转发时加了一个批示。批示明确指出：“所谓‘海外关系’的提法，是模糊政策界线，混淆敌我关系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有害无益的。”并要求有关单位，尤其是华侨、归侨、侨眷占人口中相当比重的省和市，切实地讨论中侨委党组的报告，对因所谓“海外关系”而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有步骤地加以处理。

这一重要问题的解决，使一度受到损害的侨务工作全面恢复和发展起来。

1958年以来，民族、宗教工作在某些地区和个别问题上确实存在错误，其表现主要是不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民族问题，忽视民族特点，忽视宗教问题的民族性、群众性和由此而来的长期性，忽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特点，忽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个别地方则损害了少数民族的这种权利。对团结上层的工作也大大放松了，有的地方采取了严重违反政策的手段。例如青海平叛斗争中，过分强调军事打击，忽视政治争取，错将归降人员加以捕办。对寺院中的敌情也估计不当，打击面过宽。据统计，当时错捕错判人数占捕判总人数的84%。

同时，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中，有批判过头、斗争过火的行为。在不少地区，少数民族干部数量下降的幅度相当大，青海1960年与1957年相比下降20．2%，云南下降19．57%，广东海南下降46%。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也受到某种干涉和限制，部分喇嘛、阿訇还俗、还乡，一些地方群众的宗教生活被迫转入“地下”。这些都对党的民族工作造成严重的干扰，使民族关系出现混乱，民族、宗教感情，乃至党群、干群、军民关系等受到严重损害。

1962年4月21日至5月29日，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民族工作会议，总结几年来民族工作的经验，讨论今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会议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在肯定民族工作成绩的同时，也提出了很多的意见、批评和建议，反映出了民族工作中的不少缺点、错误和问题。

会议认为，在有些地区和有些问题上，错误是很严重的，“主要是不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民族问题，忽视民族特点，忽视宗教问题的民族性、群众性和由此而来的长期性，忽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特点，忽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个别地方是损害了少数民族的这种权利，对团结上层的工作也大大放松了，有的地方采取了严重违反政策的手段。看来，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在一些地方有了滋长”。

会议研究提出了今后五年内对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各级自治地方）的工作方针，这就是：“依照中央和毛主席的政策，调整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调整各民族内部各阶级和阶层间的关系，加强工农联盟，加强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团结，以便调动和发挥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积极性，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牧业区发展牧业生产，林业区发展林业生产，逐步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会议把提出的比较重大的问题，列了十多项，包括：（一）关于撤销、合并了的自治地方的处理问题；（二）关于建立自治州和自治县的问题；（三）关于改变自治地方党政合署办公、党政不分的问题；（四）关于自治地方财政权限的问题；（五）关于培养、提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的问题；（六）关于精简问题；（七）关于宗教上层的问题；（八）关于宗教方面的问题；（九）关于散居少数民族的工作和恢复民族乡的问题；（十）关于民族区工作的方针问题；（十一）关于贸易、教育、卫生和山区生产的几个具体问题。同时提出了处理意见，报请中央确定。

中共中央批准了会议的报告和提出的意见。中央批示要求各有关党委和政府，认真检查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强调指出：“宗教问题，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问题，在许多少数民族中，宗教问题同民族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必须长期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应该按照群众宗教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意见，处理少数民族宗教上存在的问题，让群众的宗教活动恢复正常。”

这次民族工作会议的召开，比较全面地清理了1958年以来几年中发生的“左”倾错误，使民族工作重新恢复和加强。

在这种调整关系、纠正“左”倾错误的空气下，1961年10月起，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委员长考察了青海、新疆等地，根据青海存在的问题，联系到西藏的一些情况，于1962年5月写成了一份《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各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即《七万言书》），系统地、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他对西藏及其他藏区工作的批评和建议。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非常重视，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认为班禅副委员长的大部分意见和建议是好的，是可以采纳的。遂指定李维汉主持，各有关方面人员参加，讨论和制定了针对《七万言书》提出的问题的四个重要文件：《加强自治区筹委会工作，改进合作共事关系》《关于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几项规定》《继续贯彻执行处理反叛分子规定的意见》《培养和教育干部》。这些文件规定，“应当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明确党政分工，加强政府工作”，“筹委和专署（包括所属各部门）的行文必须使用两种文字，并逐步做到各级政府和业务部门的行文皆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对寺庙和宗教职业者的要求和标准：爱国守法，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提过高的要求”；“细致地又稳又准地对现押案犯继续做好甄别清理工作”，“确实属于错捕、错判的案件，应当一律平反，死了的要恢复名誉”；“必须逐步创造条件，使各级政府的负责职务逐步由藏族干部担任”。基本精神是要求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纠正平叛扩大化错误，加强对民族干部的培养教育。随后，西藏自治区成立四个小组，由班禅副委员长负责落实宗教政策，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负责纠正平叛扩大化错误。这些措施，比较全面地清理了1958年以来发生的“左”倾错误，调整了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初步理顺了民族关系，使民族工作得以重新恢复和加强，这对于增进全国各民族的团结，安定人民生活和促进经济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1958年“大跃进”以来，党内党外进行了多次反对所谓右倾的批判斗争。这些政治思想上“左”的批判，对经济建设上“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加剧，起了不良的影响作用。调整国民经济，纠正经济建设上的“左”倾错误，必须解决党内外过左斗争的问题。1961年5、6月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1959年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提出要对几年来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干部、党员甄别平反。会议决定开展甄别平反工作。1961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其中规定：“为着发扬民主，有必要对于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过去批判和处理完全错了的，要改正过来，恢复名誉，恢复职务；部分问题批判和处理错了的，就改正这一部分问题的结论。对于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的处分，应该交给群众审查。至于错误地对群众（包括富裕中农在内）进行的批判，应该在适当场合向他们道歉，如果作了错误处分的，还应该纠正。”《指示》并规定：“今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社员群众中间，不许再开展反对右倾或者‘左’倾的斗争，禁止给他们戴政治帽子。”由此开始了从农村到各界各方面甄别平反的工作。

7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中，又指示在知识分子中开展平反工作，《批示》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各单位对一部分知识分子进行的批判，要加以清理。”“凡是批判错了，或者有一部分错了的，都要甄别事实，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由党的负责干部采取适当方式向他们讲清楚，戴错了帽子的要摘掉，以利于解除思想疙瘩，发扬民主，增强团结。一定要使知识分子敢于讲真话，畅所欲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并指示：“在学术工作中，一定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

甄别平反的工作，进行到1962年上半年时，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发展得很不平衡。有的地方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决心大、方法对，进度快，收效也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提高，党内团结加强，干群关系也密切了，有力地促进了工作和生产。但是，也有些地方贯彻执行不力，有些负责干部对甄别工作重视不够，甚至有抵触情绪，工作方法不对头，甄别工作进展缓慢。

为了推动这一工作的深入进行，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62年4月27日制定和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对于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必须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加强领导，加速进行”。^[6]

《通知》指出：“当前甄别工作的重点，是县级以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方法是“由上一级党委派负责同志，帮助所在组织摸清被错批判和错处分的党员、干部的情况，召集他们开会、谈话，然后召开干部大会或党员大会、群众大会，宣布一律平反。其中即使有的有些轻微错误，也不要留尾巴。有关领导干部应该当场向被错批判错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道歉。上级党委应派人参加平反大会，说明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级，号召卸掉包袱，加强团结，搞好工作和生产。”《通知》要求迅速解决基层干部和一般党员这批人的平反问题之后，“集中力量比较快地解决县以上一些人的甄别平反工作”。

为了推动这一工作，邓小平在1962年5月中央常委工作会议上又作了专门的讲话。他说：请大家注意，最近中央发了一个关于甄别平反工作的文件。这个问题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农村县以下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很重要。所谓甄别平反的问题，主要是干部。可是每一个干部都影响群众，实际上是影响很大部分的群众。全国估计总有1000万，影响的人总有几千万。最近军队搞得很好，就是一揽子解决。采取一揽子甄别平反方法的，比较主动，面貌也比较好一些。因此，我们现在研究，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就是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一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了帽子。（刘少奇插话说：不要一个一个去甄别。）因为县以下都是一些下级干部，问题只有那么多，右倾也是右倾到那个程度，“左”倾也只“左”倾到那个程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不要轻视这个工作。除了个别严重的个别处理外，一般的，包括基本上搞错了的，就是对有一点点还对的，都不要留尾巴，一次解决。上面的领导同志，要下去帮助他们承担责任，向群众当面公布，这实际上是我们承认一个错误，是搞得不对。

邓小平喜欢用“一揽子”这个词。“一揽子”体现了他对历史问题不纠缠细节，放眼长远，总揽全局的大气魄。邓小平在后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时也是用的这个词。“文革”结束后，他在处理许多重大历史问题时，也是按照“一揽子”的原则解决的。

甄别平反工作有了全面的进展，到1962年8月，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已甄别党员、干部365万人，当时认定，原结论错了和部分错了的占70%。甄别了群众370多万人，都得到了平反。总共甄别平反了600多万党员、干部和群众。但是，这一工作因不久后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批判所谓“平反风”和重新提出抓阶级斗争，没能十分彻底地进行下去。某些被上层“钦点”过的案子，更是甄别平反的“禁区”。因小说《刘志丹》而被株连的情况，1979年2月1日《解放军报》曾刊文作了如下揭发：

习仲勋同志，撤掉了副总理职务，被审查了16年，关押了8年；原经委副主任贾拓夫同志被撤职下放，“文化大革命”中被害死在（北京）郊外。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同志，“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6年。一机部部长白坚同志，在一机部被斗争，说是因为他为小说提供了“炮弹”。湖南省劳动局的副局长刘宗焕同志，被沉在河里，含冤而死。原工人出版社的社长高雨生同志受尽肉刑，折磨致死，该单位的吕宁同志被打成内伤；周增林同志受了电刑；该书的责任编辑何家栋同志全家被赶到乡下，6口人只给30元生活费，母亲和两个儿子在贫困中病死了。给作者带过路的陕北群众王悦贤、刘景华被迫害致死，陕甘边界揪出的所谓“彭、高、习黑爪牙”达一万多人。就连习仲勋同志在饭店里吃了几次饭的一个饭店经理，也遭逮捕，说他是习的“地下交通员”。由这个经理，株连到烤鸭店的经理、湖南饭庄的经理。仅这个行业，株连五十几户，逮捕十几人，死了五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