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经济领导人

◎陈云是计划经济时代党内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人

◎大权在握的中央财经工作小组

◎调整经济要有“毒蛇噬臂，壮士断腕”的决心

◎我们的国家很大，没有一定的粮食储备是很危险的

◎关系全局的三项重大方针

◎刘少奇对精简忧心忡忡：要准备戒严

◎中国经济暂时闯过急流险滩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宣布：“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真的是这样吗？七千人大会后，财政部门向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反映，发现1962年的财政收支方面的安排有二三十亿元赤字。由于每月的货币回笼量不足以满足每月的必需支出，只有继续增加市场货币投放量，1961年12月底，货币流通量达到125．3亿元，比同年2月的117亿元增加了8亿元。而1962年1月底，又增加到135．9亿元，2月8日达到新的最高点，为137亿元。即一个多月，便新投放12亿元之多，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趋势仍不能有效地扼制住。财政部门汇报的新情况，加上通货膨胀的压力，使已经疲惫的中央神经中枢被迫重新紧张起来。七千人大会时松下的一口气又被迫憋了回去。刘少奇指出：我们现在处在“类似非常时期”。

2月21～23日，刘少奇召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因在中南海西楼召开，故又称“西楼会议”。

陈云是“西楼会议”的主角。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人。自1949年初从东北调回中央后，一直主持财经工作。政务院成立后，陈云任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具体组织领导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迅速稳定了动荡的经济形势，根除了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脱缰野马般的通货膨胀，发展了经济，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并具体地组织领导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一五”计划的制定和经济建设工作，做出了卓著的贡献。毛泽东赞赏地说，陈云同志所管的财经工作不是教条主义的，是按照中国情况办事的，有创造性的。

陈云在西楼会议上全面地讲了财政工作上的问题及他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根据刘少奇的提议，2月26日，陈云又将他的意见看法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讲了一次，这就是《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在会上，陈云把就一段时间以来对于形势的观察和如何走出困境的思考，作了详细的阐述。在对形势的估计上，陈云首先对1961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形势已到谷底”的认识，大胆提出了公开的质疑，明确指出了当时经济形势面临的几个困难。

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农业减产，粮食不够吃。陈云对这个问题最重视。他说，我们都是干革命的，搞社会主义的，对于这样关系全国六亿多人民的大事，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是不能不关心的。

陈云指出，经济形势面临的第二个大困难是，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已经摆开的建设规模，不仅农业负担不了，也超过了工业的基础。基本建设项目就不得不一批一批下马，工厂半成品就不能不大量积压。

陈云指出的第三个严重困难，是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陈云认为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一方面支出钞票多；另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因此，必须坚决扭转通货膨胀的趋势，否则将不利于工农业的恢复，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开展。

陈云指出的第四个困难是，在物资少、钞票多的情况下，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对于这种情况，陈云说，要把两种人区别开来。一种是农民，他们把自己生产的猪肉、鸡蛋等在自由市场上高价出卖，多得了一些钱；另一种是投机分子，他们一手买进，一手卖出，一转手就捞很多钱。从人数说，前一种人占多数，但后一种投机分子确实也不少。当时一个人工资只有几十元，一辆自行车要650元钱，还有人抢着买。对于投机分子，必须采取有效办法来对付。对于农民持有大量钞票的情况，陈云警告说，农民高价出售农副产品所得到的钞票，如果不想办法换回来，农民手里的钞票越来越多，就有农民不愿意继续向国家出卖农副产品的危险。

第五个困难，是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这是已经表面化的现象，无可掩饰。

这五个困难，陈云认为，其中一、二两个是基本的，其他三个都是从前两点派生出来的。

在指出当时面临的严重困难以后，陈云也分析了克服困难的几个有利条件。（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实践中已经逐步地丰富起来。（二）粮食、家禽、猪的产量在回升，这是肯定无疑的。回升的速度，还要观察一下。至于经济作物的产量是否能很快恢复以至有所发展，现在还难于肯定，因为粮食不够吃，农民还不愿意多种经济作物。（三）克服困难的力量，比以前大了。此前几年扩大了的工业、交通的生产能力，其中许多部分，将会在经济恢复中起作用。（四）只要把存在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讲清楚，人民在克服困难、恢复经济中，是会同党合作的。当然，不是说一点小乱子都不会出。但是总的来说，人民是会同我们党一道去战胜困难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几十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十几年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人民是看得清楚的。在某些问题上，人民可能有意见，但是，同旧社会比，他们还是觉得中国共产党好。党所做的好事，包括革命的胜利、建设的成就，同所犯的错误造成的损失比较起来，当然是好事多。对于这一点，人民会做出公正的评价。当前的困难，一般说是好人好心做了错事所造成的。人是好人，心是好心，就是做错了事，讲清楚了，改正了错误，把工作做好了，能够得到人民的原谅。（五）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一点很重要，干部取得经验，有利于克服困难，恢复经济，对今后工作很有好处。

讲清楚困难和有利条件后，陈云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把十年规划分成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陈云指出，无论农业或者工业，都需要一个恢复时期。农业的恢复大约要三年到五年。工业在这三五年内，也只能放慢速度，只能是调整和恢复。当然，恢复阶段的某些方面也可能有若干发展。但是，就全体来说，十年规划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恢复。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克服困难，恢复农业，恢复工业，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恢复是为了发展。有了前一阶段的恢复，才有后一阶段的发展。恢复阶段的时间，陈云考虑，从1960年算起，大体上要五年。历史的发展证明，陈云的估计惊人地准确。

陈云提出的第二个办法是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精简职工的工作，当时已经在进行。但面临的困难是相当大的。招人容易，要他们走就很困难。陈云主张，无论精简工作怎么困难，都要坚决进行下去。他说，如果现在不减，财政继续亏空，市场发生动乱，就会使我们更加被动。现在减有困难，将来减更加困难，两个困难比较起来，还是早减为好。他还说，让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吃饭，在家里匀着吃，比较好办。对于减人，大家一定要下定决心，否则没有出路。

陈云提出的第三个办法是，采取一切措施制止通货膨胀。这是困难时期维护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他提出：一方面要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银行要把钞票管理好，能不用的钱一定不用，执行的严格的程度要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要从重工业方面转移一部分原材料，增产日用品，回笼货币。同时要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

为了尽快回笼货币，限制商品价格上涨，陈云提出还应该增加几种高价商品。“大跃进”后市场紧张，一个结果是票证经济大流行，什么东西都要凭证供应，引起群众不满。为了缓和人心，一些地方开始出售高价商品。陈云认为，在供应紧张的时候，总要网开一面。他总结了这样做的三大好处，一是可以缓和人心，二是可以增加点营养，三是可以回笼货币。高价商品中，陈云首先看中了糖果。陈云提出，要充分利用进口的糖和麦子，先用来制作高级糖果和糕点。他说，从古巴进口的糖，平均分配每个人只能摊到很少一点，我们中国有7万万张嘴巴，稍微张一张就差不多了。他要商业部门不怕抢购高价商品，他说，你越怕鬼，鬼越厉害。可以放大胆子，敞开来卖高价糕点、高价糖果，让人民币“挂帅”，挂得越多越好，把钞票都挂过来。陈云当时还考虑要增加一些高价商品，说有了猪肉可以在饭馆里搞些炒肉片、炒肉丝卖高价。但由于生猪饲养一直没能恢复元气，这个打算最后落空了。

卖高价商品，实际上是货币贬值，群众会有些不满意。但是，把涨价的范围局限到少数商品上，人民的基本生活资料并不涨价。陈云说，只要基本生活资料不涨价，就不会出大问题。如果不采取这个办法，多余的货币不能回笼，到处冲击市场，更不好办。

陈云提出克服困难的第四个办法，是尽力保证城市人口的最低生活需要。

由于当时粮食定量已经低得可怜，浮肿病蔓延得很厉害，饿死人的事时有发生，陈云对此极为忧心。他想出了三个当时能够逐步采取的办法：大豆、尼龙袜子和山珍海味。一是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夏天和蔬菜多的地区可以少一点。二是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当时国外已开始兴起穿尼龙袜子，比棉线袜子抗磨耐穿，陈云要外贸部、纺织部研究解决原料问题，决定进口。陈云在西楼会议的发言中说，如果每年用400万美元进口1000吨尼龙，就可以织4000万双袜子，产量可以加倍。一双尼龙袜子可以卖几块钱，买的人欢喜，国家一年可以回笼几亿元的货币，这是公私两利的事情。三是把全国各地价值约4000万到5000万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于高价饭馆，价钱卖贵一点。招待所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也要卖高价。这样，既可以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可以回笼不少货币。

陈云为克服国民经济困难提出的第五个办法，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除首先增产粮食以外，要重新考虑保证经济作物增产的办法。1961年4月3日，中央决定对种植棉花、烤烟等重要经济作物的农民奖励一些粮食，但标准不高，不足以解决口粮问题。农民吃不饱，就只好把棉田改种粮食。这样下去，棉花不但不能很快增产，而且可能继续减少。陈云主张，在以往进口粮食补充口粮的基础上，为了保经济作物，还要多进口一些粮食。进口1吨棉花要用700美元，进口1吨粮食只要70美元。这就是说，进口1吨棉花所用外汇可以进口10吨粮食，而用10吨粮食就可以鼓励农民多产5吨棉花。其次，要对不同的产粮区，研究出不同的增产办法。陈云提出，对商品粮的主要产区，应该多供应化肥。他说，据计算，进口化肥比进口粮食合算。只要外汇有可能，就要多进口一点化肥。第三，拨出一部分钢材、木材，制造中小农具。陈云指出，目前工业支援农业的重点，不是拖拉机，而是中小农具。要切实计算化肥和农业机械可能供应的程度，要确实能够办，不要做不切实际的计划。

第六个办法：计划机关的注意力要从工业、交通方面转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

陈云的讲话，得到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及与会者的完全赞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的成员们自发地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认为问题分析得透辟，解决的办法切实可行。大家一致反应，很久没有听到这样实事求是的精彩报告了，克服困难、从危机中走出来的信心倍增。当时大家听了以后，有一个深刻的印象，觉得这么一讲，困难讲够了，心里踏实了，办法也切实可行。会后，各部委都纷纷要求传达。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时，邓小平说，全部传达，怎么讲就怎么传达。刘少奇也同意用中央的名义转发全国，而且还对怎样写转发批语提了一些意见，说对困难的估计，是有十分只讲八分好，还是有十分就讲十分好？他的意思是要把困难估计够，工作才能主动。

西楼会议后不久，3月7日，陈云主持召开了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并讲了七个重要问题。(www.xing528.com)

有了思想上的统一，又有了组织上的保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终于真正动起来了。4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发文，宣布中央财经小组的组成人选：陈云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为成员。周恩来、李先念主持小组会按照陈云讲话的思想，经过反复讨论研究，于4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

1962年5月7～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1961年调整计划的报告》。出席会议的有：在京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彭真、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谭震林、王稼祥、李雪峰、杨尚昆、罗瑞卿。还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国务院工交、农林、财贸、文教、科学各口的负责人等，共105人。如此规模的中央常委工作会议，其重要性显而易见。

这次会议十分认真地讨论了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待困难的正确态度的问题。说：我们对困难的估计，无非是这样三种：估计够了，或者过了头，或者估计不够。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危险性不大。我们估计有那么多困难，后来发现好一点，困难没有那么多，这好，这危险不大。但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就危险了。我们多少年都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估计过头了危险，还是估计不够危险？比较起来，还是估计不够危险。还没有到那种把困难夸大，使得我们的工作受损失的时候，现在还不到那种危险。将来可能有那种危险，但是现在还不到，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估计不够的危险。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当前的困难以及我们现在还估计不到的那些困难，要准备着迎接困难，克服困难。否则，我们就是对克服困难的精神准备不够，这是危险的。一个人，充分估计了困难，还不害怕，还是干劲十足地挺起胸膛前进，这是勇敢的。分明有困难，说是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甚而至于到那个最困难的地方，我还是挺起腰杆前进。我想，我们革命家的气概，马克思主义者的气概，应该这样。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4]

上述讲话的精神，都写进了中央转发财经小组的报告指示之中。财经小组报告的第二部分，详细地分析了经济形势，认为目前国民经济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

报告具体分析了国民经济八个主要方面的困难情况：

第一，粮食供应还很紧张，经济作物还在继续减产，整个农业经济的恢复，不可能很快。第二，工业生产要上去，没有农业的恢复不行，没有工业内部的大调整也不行。第三，基本建设规模缩小以后，必须踏步两三年，作好调整工作，才能创造条件，继续前进。第四，货物运输量减少了，铁路运输的紧张状况暂时缓和下来，目前突出的问题是短途运输的能力严重不足。第五，职工人数大大超过了目前的经济水平，特别是农业的生产水平。如果不把职工人数大大地减下来，要改善职工的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第六，市场的供应情况，特别是吃的和穿的，在今后三五年内很难有大的改善。第七，对资本主义国家外汇的收入不可能再增加，支出的一半左右必须用于进口粮食。第八，财政严重亏空，货币发行过多，主要商品挖了库存，生产资料大量积压。

上述国民经济八个方面的困难情况，集中反映为国民收入的显著下降。据国家统计局估算，1961年的国民收入总额为790亿元，比1957年的932亿元减少142亿元。如果不扭转国民收入的这种下降的趋势，我们就不可能增加积累基金来扩大再生产，也不可能增加消费基金来改善人民生活。

依据上述对国民经济情况的分析，财经小组报告的第三部分提出了三点重大方针性措施：

（一）整个国民经济需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这就是说，要按照农轻重次序进行综合平衡的方针，把建设的规模调整到同经济的可能性相适应、同工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的程度，工业生产战线调整到同农业提供粮食和原料的可能性相适应、同工业本身提供原料、材料、燃料和动力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把文教事业的规模和行政管理的机构缩小、精简到同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城镇人口减少到同农村提供商品粮食、副食品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使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不像现在绷得这样紧。

（二）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要争取快，准备慢。

（三）大力加强农业生产战线，努力恢复农业生产，在工业生产建设方面要进行五个排队，在精简节约方面要实行七项措施。而坚决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继续大量减少城镇人口和减少职工，是在重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作了幅度较大的调整以后，继续进行调整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会议认为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是当时最为关键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会议以主要精力精密周详地研究和部署了这项工作。会上印发的《周恩来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精简问题的讲话要点》，对精简1000万职工和缩减2000万城镇人口的方案，作了详尽周密的说明，细致地规定了各系统减人指标、对象、具体办法、政策界限，以及完成的时间、步骤、待处理职工的待遇等问题。

刘少奇对精简工作的危险性作了充分的估计。他说：我们下决心减少城市人口2000万，这也算一个勇气……搞这件事，应该是决心要大，行动要快，但是要有区别、有步骤地来进行，不能慌慌忙忙一股风。

刘少奇特别谈到由于减少院校而产生的减少学生的问题。他说：减少学校的学生，我看要注意方式。我们要保证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沈阳、哈尔滨、广州这些大城市不闹事就好。中小城市，比如石家庄那些地方，当然也要注意，闹事不好，总是先保证这些大城市不闹大事，尽可能不出乱子，少出乱子，不出大乱子，但是也还要准备出乱子。出了乱子怎么办？我们也不要估计不够。因此，我们现在在精神上、组织上还得有点准备，准备他出大乱子。准备着不要紧。我们准备着，不用，那最好。我们不备，他不出，那好，问题是他出了，你没有准备，结果事情会越闹越大，我们会陷于被动。我想，是不是准备一种戒严性的维持秩序的办法。大乱子已经出了，秩序已经乱了，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戒严，断绝交通，把秩序恢复。我们要有所准备，讲清楚，先要开会研究一下。在这些大城市、中小城市也不要乱来，开枪打死人不行的。我估计，可能没有这个事。如我们深入地做群众工作，做解释工作，我们负起责来，向他们道歉，跟他们一道同甘共苦，说实在难，我跟你一道去，这样，我估计在群众中间可以说通的。一个是准备学生、工人闹事，另一方面，还要了解，我们这个国家人民的觉悟是比较高的。只要讲清楚了……他没有话讲，很容易通。最怕的是你不讲道理，你讲不通，那他就不答应。这件事，恐怕事先做很好的解释工作。负责人要出面讲话。解释工作应该首先在干部中做，在党内做，后在群众中间做。在城市，在乡村，一律不登报，只做口头解释。在解释中间，党政领导负责向群众作自我批评，说我们这几年犯了一些错误，有很多缺点，因此把你们招来多了，现在只好请你们回去。要向他们请求，要求他们，要做普遍、深入的群众工作，以便使我们的思想跟群众的思想能够统一起来，然后就能够统一行动。

刘少奇接着说：我觉得，把调整工作、精简工作做好，下放2000万人，这个工作比大跃进的工作更困难，把这个工作做好，要有更大的本事。不能说搞好大跃进是英雄，搞好今天的工作就不是英雄。大跃进的英雄模范是登报的，今天的英雄模范是不登报的。但是，大跃进的英雄模范是简单的工作。在困难的时候是坚定的，这种工作好的，应该摆在第一位。

我们减少这么多城市人口，关这么多厂，指标调低，是不是消极的？我看不是消极的。只有这样，才能停止目前经济情况的继续恶化，才能转入主动，才能在以后继续前进。我想，这样的步骤是当前我们所能采取的最积极的措施。除开这样搞，还有什么积极措施呀？你说还要搞多少万吨钢，多少万吨煤，那才叫积极，这叫消极呀？恐怕提出那样的高指标是最消极的。在当前情况下，下放这样多人，关这样多厂，应该说，这种措施是积极的，而且是最积极的。（周恩来同志：是加强农业战线。）是拉长农业战线，缩短工业战线。缩短工业战线是为了加强农业战线。

1962年5月扩大的中央常委工作会议结束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迅速深入展开。到1962年底，调整措施雷厉风行地得到实施。

一是精简工作取得成效。在中共中央关于新的精简工作正式文件下发之前，先由与会者将《周恩来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精简问题的讲话要点》带回去，作为进行工作的依据。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5月28日，又发出了《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的通知》。经过有效的工作，到9月份，全国共减少职工1940多万人，城镇人口由上年的12707万人减为11659万人，净减1048万人。这样短的时间内将如此大规模的城镇人口向农村迁移，历史上罕见。

二是进一步缩小基本建设战线的工作取得成效，1962年的基本建设实际完成56．6亿元，比5月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定的46亿元略高。投资的方向也作了调整，首先保证维持当年生产水平的需要，优先保证国家急需的项目如煤矿、铁矿的延伸、开拓工程、合成脂肪酸、人造纤维、农药、化肥、国防尖端等。基本建设职工人数年末压缩到244．5万人，比上年末又减少了150多万人（最高人数为1960年，共692万多人），全国开工的大中型项目由1961年的1409个，减到1003个（1960年为1115个）。

三是缩短重工业战线，“拆架子”“收摊子”，关停并转的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从5月动员调整到10月止，全国县以上工业企业减少了约1．9万个。加上1961年已经减少的，合计减少了4．4万个企业、966万名职工，相当于1960年末9．6万个企业的44．8%、2144万职工的45%。裁并了一批企业，使得冶金、建材、化工和机械工业企业的数目分别减少了70．5%、50．7%、42．2%和31．6%。加强了煤炭、石油、化工等短线产品的生产能力。转移了110个机械工业企业约3万人、5500台机床到农业机械生产部门，也拨出了一些企业给军事部门加强军工生产和维修的能力。单从某些比例数字上看，这次后退不亚于1929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那次超级经济大危机。这是一次被迫进行的大调整。调整后，全国亏损的工业企业数量和亏损额大幅度下降。

四是消灭财政赤字，稳定市场。主要措施是：努力增加日用工业品，扭转企业亏损，增加商品供应，增加财政收入；压缩基建投资、各项事业费和国防费，以减少财政支出。1962年全国财政支出比上年减少61亿元。

五是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1962年2月23日，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通知》，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至少30年不变。

1962年下半年，在城镇生活的中国百姓感到最高兴的是，他们手中的各种票证在种类上增加不多，但是政府发给他们的配额却增加了：儿童的粮食配额从18斤增加到了27斤，细粮的比例也增加了。大人们感到松了一口气：今年过年终于能吃上一顿饺子了。

秋天，《人民日报》报道说，中国的铁锅生产已经能够满足老百姓的需要。“大跃进”时期砸锅卖的铁，经过高温冶炼变成红红的铁水，灌入模具浇铸，走了一圈又变回了老样子。夏秋过后，农民终于也能够略微吃饱一点了。北方冬闲时，一些生产队杀猪宰羊，请来戏班子演戏，连续数天放开肚子吃饭。是啊，中国的农民好几年没吃顿饱饭了，饿的时间太长，该饱饱地吃一顿了。风气蔓延之广，以致中共中央不得不紧急下文，要求制止农村最新出现的“大吃大喝”的“歪风”。

1962年岁末，人们在过新年时大多没有购置新衣服。大人们把孩子们的旧衣服洗干净，在原已磨破了的补丁上再补上一块新补丁，在补了又补的袜底上再补一层布，就把孩子们哄得兴高采烈地东家串、西家跑，高高兴兴地过年去了。

1962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满怀信心地宣告：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农村、城市的经济形势正在逐步好转。

一是1962年底，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取得重要进展，农村生产力得到一定恢复。农业劳动者达到2．1亿人，比上年增加了1500万人，总数超过了1957年的水平。农业化肥、机械等供应增加，生产条件有所改善。1962年农业总产值达到584亿元，比上年增长0．2%，粮食产量达到1600亿公斤，比上年增加125亿公斤，油料产量达到184万吨，增长10．4%；生猪年末达到近1亿头，比上年增加了2440多万头。

二是工业生产特别是重工业生产速度放慢，使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得到改善。工业总产值为920亿元。钢产量667万吨，比上年减少203万吨。农、轻、重比例关系有所改善。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比重由上年的34．1%提高到38．8%，轻工业由27．8%提高到28．9%，重工业由37．7%下降到32．3%。

三是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货币有所回笼。财政收入为313亿元，比上年增加42．5亿元，支出为305．3亿元，比上年减少50．7亿元，收支相抵，结余8．3亿元，从而扭转了连续4年财政赤字的局面。在社会商品零售额同上年基本持平的情况下，年末货币流通量为106．1亿元，比上年末减少19．2亿元。全国集市贸易价格比上年下降了35%。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有所缓和，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某些消费水平开始回升。消费品货源同社会购买力之间，由前几年10亿元的差额，变为货源多出41．5亿元。1962年10月6日，中央决定从第4季度到1963年第3季度，增拨4．5亿元职工生活困难补助费，受益职工达65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0%，占生活比较困难者的80%。1962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实际工资由上年的415元增加到440元。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比上年提高了4．5%。市场供应紧张的情况有所缓和，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略有回升。每人平均口粮增加55公斤，猪肉增加1公斤，棉布增加0．8米。

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生产和生活还存在不少问题，但由于该退的已基本退够，经济开始走出低谷，脱离了险境，出现了从下降到上升的决定性转折，“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已经初见成效。但是，经济形势的全面好转只是初步的，经济调整和经济恢复的任务仍很繁重，全党、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还在不断的探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