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七千人大会：关山飞渡的成果

◎核心小组会议上的一次争论

◎刘少奇在会上发言：《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可以修改

◎邓小平认为：基数越大，上去越困难，美国每年只能2%就了不起啦

◎林彪带病到会发言，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毛泽东发表讲话：我建议让大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

◎周恩来指出：“我们要提倡说真话”

◎七千人大会没有解决的问题

1962年初的北京，寒风凛冽。

饥寒困顿的牛年即将过去，中国人在困苦中忧郁地等待着虎年春节的到来。夜幕下的天安门广场人影稀疏，但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却灯火通明，一个有七千多干部参加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会议正在这里召开。这就是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七千人大会。

为了使全党认清形势，坚决全面深入地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和党外政治关系调整，中共中央于1961年12月21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根据近几年的经验认为，这种一般规模和开法的工作会议，尚不足以最有成效地把中央的精神和要求全面地贯彻到县一级，达到统一全党思想与行动的目的，于是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因此习惯上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会议的目的，主要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战胜困难。

会议于1月11日开幕，原定只开18天，按中央机关和6个大区分组活动，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后因书面报告稿的讨论、修改时间延长，且增加了发扬民主、开“出气会”的内容，会议到2月7日才闭幕，共开了28天。

会议的第一阶段，从1月11日到29日上午，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的书面报告（第一稿、第二稿）和他在大会上的讲话。书面报告第一稿写出后，政治局还没有讨论，毛泽东提议直接印发大会，以便更好地集思广益，这是会议的特色。稿子发下去以后，果然议论纷纷，并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为了做好这次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央专门组织了报告起草委员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牵头，结合各地代表提出的意见，对报告进行修改。报告起草委员会共21人参加，除刘少奇外，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薄一波、李先念及各大区书记都是正式成员，可谓“群贤毕至”。或许是整个大会的热烈气氛引发了人们对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起草委员会的会议也变得不平静起来。

1月17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对书面报告初稿进行修改。华东局书记柯庆施首先就“大跃进”的争论问题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要不要？15年赶上英国还要不要？指标还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他认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除了几个地区以外，还是可以的。粮食总产量6000亿斤不行，5000亿斤总还是可以的。他认为，华东区到1967年可完成4000亿斤粮的指标，否则就越看越没有劲。

1月18日，彭真发言。他说：会议和原来的设想不同了，实际上是要总结经验。1960年在杭州提出“瓜菜代”，但对1959年的灾情估计不足，对城市人口增加估计不足，农业养不活这么多城市人口。农业上也有浮夸。1960年提出“八字方针”是句空话……没有措施，指标下不来，调整不了……真正调整是去年庐山会议提出以调整为中心，迟了一年。讲到这里，刘少奇插话说，关键是1959年庐山会议。就在不久前，刘少奇在1961年12月工作会议上说过：庐山会议是个关键，那个时候搞调整就好了。庐山会议前半段是搞调整的，庐山会议的下半段否定了上半段。

彭真接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提的。邓小平在此插话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指中央书记处1961年12月16日写给主席和常委的报告）把我说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人人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要怕说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成的，是我和大家搞成的。

在1月19日举行的会议上，周恩来率先发言。他指出，我们是一步一步地退，是被迫调整。另外，许多超阶段的东西没有批判，也不能很好地调整。一个国家搞几个独立的工业体系，理论上站不住。他坦率地说，指标、下放、独立体系我要负责，现在要批判。紧接着是陈伯达发言，他将问题转到前一天彭真的发言上，他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他提出，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陈伯达的批评触及了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实际决定着一个人的政治命运。彭真马上起而答辩：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种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21日，报告起草委员会继续开会，刘少奇首先发言。他认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可以修改。薄一波接着说，“跃进”的提法，不要随便提，正常情况不能跃进，只有在各种条件凑在一起时才能跃进，工业农业都是如此。邓小平认为，基数越大，上去越困难，美国每年只能2%，苏联12%就了不起啦，技术革命发生大变化才能跃进。彭真再次发言，认为总路线还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刘少奇最后提出：还是要提“跃进”，“三面红旗”少一面不好。但对“大跃进”要有新的解释，要从历史时期看。

至刘少奇的发言为止，大家对问题的提法大致取得了共识。作为决策集体，人们意识到有必要以一种客观的、普遍能接受的结论统一全党的思想。但是，这一结论应当建立在实事求是甚至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因为毕竟1958年以来的教训太深刻也太沉重了，彭真所说的不应文过饰非，其重要性也正在这里。起草委员会内的一番争论，特别是各小组讨论中提出的尖锐意见，使党的领袖们认识更加明确起来，这就是错误一定要讲透，教训务必讲够，否则总结经验便流于形式，改正错误就没有保证。

1月2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的有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委主要负责同志。刘少奇对书面报告的修改情况做了说明。会议基本上通过这个报告，同意提交大会进一步讨论、修改。

1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体大会，把印好的书面报告第二稿发给大家。同时刘少奇在大会上脱离现成的书面报告，对书面报告做了说明。书面报告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对报告所作的说明不尽一致。

书面报告对1958年以来工作的成就，列举了12点。这些内容在事后看，评价过高，肯定了一些不该肯定的东西。书面报告指出了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在一段时间内，农业上犯过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

第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曾经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犯了急于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错误。

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

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1]

书面报告指出：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能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书面报告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性质，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这几年，“成绩是伟大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而决不是相反”。书面报告表示：对于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www.xing528.com)

按照会议的议程，在书面报告之外，再由刘少奇作一个“说明报告”，即对书面报告的主要内容作说明。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说明报告”时，对书面报告作了许多引申和发挥，对一些问题讲得更为透彻。刘少奇的说明引发了部分与会者的共鸣。

刘少奇是怎样说的呢？

第一，对经济形势的判断问题。他说：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刘少奇指出：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第二，造成困难的原因。经济困难是个客观存在，这是人们公认的。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经济困难的呢？书面报告中说，主要是天灾造成的。而刘少奇在“报告说明”中则实事求是地说：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错误，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的这个说法，打破了书面报告的框子。刘少奇这样讲，实际上直接批评了一些人推卸责任、文过饰非的问题，遭到一些人的埋怨和不满。

毛泽东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成绩和错误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毛泽东这个说法，并不是说“一九开”，而是笼统地表示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难免的，并且也是不很严重的。而刘少奇则对这个笼统的比喻提出异议：“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从全国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如果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也是不能说服人的”。

第三，谁应当对造成的困难局面负责任？刘少奇说：关于我们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我们在书面报告中讲过，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任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所谓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毛泽东：包括中央一些不恰当的东西），包括中央本身发出的一些不恰当的指示、文件和口号。

第四，如果说，造成困难的原因主要是工作出了错误，而错误又非常严重，那么，问题最终就归结为，工作中的这些错误是怎么发生的？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错了？还是在执行“三面红旗”的时候，人们的具体措施和方法错了？书面报告讲到这个问题时，认为“三面红旗”作为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工作中的错误的性质，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具体执行中的错误。刘少奇在“说明报告”中一方面指出：“我们这几年所犯的错误的性质，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的时候，发生了片面性。比如只注意多快，对于好省注意不够，或者没有注意；只注意数量，对于品种、质量注意不够。多快好省本来是对的，但我们没有全部照着做，没有做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三面红旗”。在说明报告的另外一处，刘少奇则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这样，他就给“三面红旗”究竟正确与否这个重要问题，留下了将来再作讨论的余地，而不是坚定地肯定“三面红旗”。“三面红旗”是毛泽东立起来的，如果怀疑“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就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对毛泽东领导的正确性产生怀疑。

第五，刘少奇建议把过去的一些“左”的口号清理一下，清除其中一些有问题的口号。他举例说：有一个口号叫作“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要向干部、党员和群众说明白。他指出，有一个时期，《人民日报》曾经反对重视客观条件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叫作“条件论”，或者叫作“唯条件论”。这也是不正确的。刘少奇特别批评了“左”比右好的说法。他指出：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这里所说的“左”，是引号里面的左。“左”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们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引号里面的左派。我劝告同志们，不要做那个引号里面的左派，要做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正的左派。只有这样的左派，才会经常是朝气蓬勃的、真有干劲的左派。不要做那种脱离实际的、脱离群众的、冒里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蛮干的那种加引号的左派。那种“左”派不会有真正的经常的干劲，他会由一时的狂热突然转入消沉。那种“左”派不但不值得敬仰，而且应该受到批判。这种人就其所犯错误的后果来说，和右派差不多，不见得比右派好一点。有些人在犯了极“左”的错误以后，转过来又犯极右的错误。所以，那种“左”派和右派常常是相通的。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

刘少奇对书面报告所作的说明，关键之处在于，它为“三面红旗”这条道路是否行得通这个问题画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号。刘少奇在说明中提出这样几个不同于书面报告的观点，并不是偶然的。正是这些问题，成为与会者在七千人大会讨论时真正关注的热点。参加会议的许多人对“三面红旗”这条建设道路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有的人还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刘少奇之所以提出这样几个观点，已经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看法，而是代表了相当多人的意见。刘少奇在“说明报告”中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左’比右好”、以数字定“左”右、一哄而起搞运动等“左”的口号和做法的批评，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赞同，有利于帮助人们打破思想禁锢，正视错误，从而改正错误。

虽然刘少奇的讲话在当时起到了部分地打破一些思想禁锢，正视错误，从而改正错误的作用，但也留下了后来毛泽东认为他“右倾”的根由。1966年毛泽东批判刘少奇时，就重提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来的潜在分歧；“文革”初期，江青也曾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刘少奇讲话后，林彪于1月29日下午作大会发言。林彪发言的主题是军事工作。但在开始部分，他以“党的工作”为题，谈了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基调是大事颂扬、肯定。在议论缺点错误时，他提出了“付学费”的说法：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

更引人注目的，是林彪的下述说法：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些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的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2]

毛泽东亲自圈点批发了林彪这个讲话，认为“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并问罗瑞卿：“林彪这个讲话你讲得出来吗？”罗答：“讲不出来。”

从29日下午开始，会议进入第二阶段，中心就是“出气”。

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讲话包括六个问题：（一）这次开会的方法。（二）民主集中制问题。（三）我们应该联合哪一个阶级？压迫哪一个阶级？（四）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五）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六）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集中反映了毛泽东近两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思考，表明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大跃进”以来的教训。

在会议的第二阶段中，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作重要讲话。

2月6日，邓小平讲了党的问题。指出：最近几年来，主要是1959年和1960年，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特别重要的是党的优良传统受到了削弱。首先是，我们不少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体会不深，不大注意调查研究，往往实事求是不够。其次，党内斗争发生了一些偏差，在几次运动中，伤害了一部分干部，有的地区伤害了大批干部。由于没有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过火斗争等种种原因，在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现在，我们必须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发扬起来。

他指出：“在几次运动中，确实发生了一些偏差，伤害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由于这些偏差的影响，我们党的许多好的传统受到了削弱。”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部分错了的，部分平反；完全错了的，要完全平反。平反工作不搞运动，要指定专门机关、专门人搞，最好是谁搞错的由谁来平反。邓小平的讲话顾全大局，既对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和维护，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党内生活中存在的缺点和失误。

2月3日，周恩来在福建小组会上发表讲话。他集中地谈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他说：

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一句成语，毛泽东同志作了新的解释，它代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根本思想。这四个字，话虽简单，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要调查研究得好确实是不容易的，因为现在已经有四年的浮夸风气，不易一下子改变过来……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就不一样了。比如我参加你们这个会议，一进会场，你们就站起来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阻止你们。昨天下午你们没有鼓掌，我心里就很舒畅。因为有了那么一些形式，就显得不那么亲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层。当然这一层不是一道墙，是一张纸。你们也都是老革命了，参加革命都有十几年、二十几年了，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个隔阂呢？我想就是因为国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据地的情况不一样了。所以你们鼓掌，我心里就不安。现在造成的这种形势，一定要改变，下决心改变。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3]

周恩来的讲话切中时弊，感人肺腑。

会议期间，朱德于2月3日在山东组全体会议上讲了纠正“左”的偏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他说：这次会议，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上下通了气，我很满意。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运动中打击面宽了，伤了人。经过这次会议，我看可以把平反的工作搞好，把更多的人团结起来。在群众运动中往往一个偏向来了，掌握不住，越走越被动；“左”的倾向来了，也带群众性，制止不住，要到失败了，吃了亏，才制止。有些人在反右中总觉得高指标都对，不搞高指标就右了，所以风刹不往。反右比较容易，“左”的东西往往看不清，不容易制止。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这种情况，作为领导者应当注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右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

陈云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在这次七千人的大会上没有讲话。毛泽东曾点名让他发言，他说自己对有些问题还没有看得很清楚，因此没讲。但大会结束的第二天，他在参加七千人大会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讲了话，重点讲了党风和党的工作方法问题。他指出：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陈云讲话坦诚直率，直指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现象，谈锋犀利，所指当然不单单是省、地两级，也包括了中央这一级。

七千人大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次重要的大会。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以勇于自我批评、承担责任、正视困难、分析困难、提出办法、坚决纠正错误的实事求是精神，启发、教育、鼓舞了全体参加会议的党员干部，起到了团结和动员全党，齐心协力战胜严重困难的巨大作用。毛泽东提出的开会方法及其对民主集中制问题的阐述，刘少奇对前几年所犯错误的原因、错误的程度和错误性质的分析，周恩来对今后克服困难办法的设想，邓小平、陈云、朱德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讲话，都击中了当时党内生活的要害。周恩来关于克服经济困难问题的讲话，从历史和思想背景上，为经济调整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指明了方向。会后，为了进一步修改好书面报告，并传达贯彻好会议精神，2月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关于报告的修改，刘少奇提出，把毛主席讲的加强民主集中制的意思加写进去。邓小平讲了会议精神的传达和文件阅读问题。2月17日，改出《报告》第三稿。毛泽东审阅后批复刘少奇：“修改得很好了，即请你处理。”2月26日，第三稿印发到各省、市、自治区。

七千人大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开得比较成功的，它发扬了民主，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了全党的团结。尽管那时大家还不敢批评“三面红旗”，因而不能把困难的原因说深说透，但这次大会对统一思想，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仍起了重要作用。

七千人大会中止了冒进，启动了调整进程。会后不久，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视察。因此把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认真落到实处的艰巨而细致的任务就落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以及处于经济领导工作第一线的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