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一些人仍然认为“三面红旗”本身并没有错
◎1962年是虎年，这只虎已经饿得很瘦了
面对国内外因素导致的严重困难，中国人民在饥馑的煎熬中默默忍受着，各级党的干部也在深刻地思索着……一些人开始探索纠正工作失误的途径。从1960年冬开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从严峻的现实出发，纠正“左”倾错误。
倡导经济调整，走在前面的，是周恩来。1960年9月底，中共中央批准了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首次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报告指出：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
毛泽东看法有所不同。1961年1月3日第四次汇报会上，当李富春说1961年的方针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毛泽东说：这个方针是什么意思？你这个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有休整一样。他还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意思是，今年休整一下，暂时休息休息，这不妨碍休整以后再继续搞“大跃进”。毛泽东的这种看法，反映了党内很大一部分同志的意见。由于从毛泽东到党内的很大一部分同志对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也就必然使得这个方针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落不到实处。
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但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主持了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这是一次为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做准备的会议。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一个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报告。倡导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还讲到具体的调查方法：调查就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写，要谈话。谈话的时候还要会谈，不然他还欺骗你。要看情况，究竟你那个粮食在什么地方，究竟是增产还是减产，要看这个人的面色，群众究竟是面黄肌瘦，还是粮食相当够，还是很够，这是看得出来的。[3]
为了切实解决农业经济问题，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毛泽东带头身体力行，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分赴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刘少奇在湖南长沙、湘潭、宁乡等县的农村做了44天的调查。周恩来于4月下旬至5月中旬在河北省邯郸专区农村调查。朱德在四川进行了农村食堂调查。1月到5月上旬，邓小平和彭真直接领导5个调查小组，到北京的顺义和怀柔县搞调查。6月下旬至7月上旬，陈云在上海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就养猪问题、作物品种问题、自留地问题进行了农村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的农村调查，为解决农村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做了准备，进一步完善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又称《人民公社六十条》）。(www.xing528.com)
毛泽东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及中共中央负责人所做的农村调查，推动了全党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实际，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农村人民公社化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初步调整了农村经济关系，对于克服农业经济中的困难起了重要作用。
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1961年五六月间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起了重要作用。这次会议做出了一些重要的调整决定（如取消农村公共食堂和供给制），并在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和改善党的民主生活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经过1961年的努力，纠“左”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整个经济形势仍没有摆脱困境。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大跃进”过程中的一些困难局面，但认为是执行中的问题，“三面红旗”本身并没有错。一些干部对整个经济形势还没有实事求是的认识。他们曾经在战争和解放初期经历过各式各样的运动，天真地希望经济建设也可以经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蹴而就。当然也有少数干部不愿意否定自己曾经主持实施过的各种事业、工程，从全局上否定了“大跃进”也就在事实上否定了他们自己一个时期以来的“政绩”。有些人还在等着有机会时再大上新项目；也有一些人虽然认为需要调整，但是怕被说成是否定“三面红旗”，因而不敢大胆进行调整；还有人怕政策多变，今天干了，明天又挨批，因而对“八字方针”采取观望态度。也有一部分干部和党员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信心不足，不知该怎么办，并有严重的埋怨情绪。因此，农业和工业产量继续下降，市场供应继续紧张，人民吃、穿、用继续出现短缺和不足。人心不稳，思想复杂，目标不明。广大干部和党员对国内经济形势担忧，迫切希望党中央总结经验，提出办法，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克服困难，改变被动的局面。
1962年是虎年。中国老百姓心里都清楚：这只虎已经饿得精瘦了。
【注释】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研究室，1992年，第48页。
[2]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0～354页。
[3]《毛泽东文选》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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