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问题”
◎赫鲁晓夫“耿耿于怀”
◎苏共二十二大上，周恩来反对“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
1962年初，中国的国际环境同样十分严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方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蓬勃发展，蒸蒸日上，显示了无比的生机和活力，展示了美好的前景。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成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背靠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进行了坚决的军事和外交斗争。在中美关系处于严重对抗的形势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苏关系出现了恶化的潜流。到1961年底，中苏关系几经波折，恶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中国和苏联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由最亲密的同志和盟友，终于演变成互相矛盾、势不两立的对头。中苏两党关系紧张，两国关系也不断恶化。这一变化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国内政策乃至相当长时期的发展方向。中苏何以反目成仇？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苏关系在两国建交初期，特别是在毛泽东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访问苏联时，就已经出现早期的争执，但中苏关系的明显变化是从1956年否定斯大林开始的。毛泽东认为：批评斯大林有两重性，好处是破除了迷信，解放了人的思想，但方法不对，没有分析，一棍子打死。斯大林的功过还是应当“三七开”，这也是当时中共中央的集体见解。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斯大林问题上，既有基本一贯的立场，前后又是有所变化的。这表现在1956年4月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后简称为《一论》）和年底《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后简称《再论》）两篇文章中，《一论》批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分析了产生的个人原因和社会历史条件，肯定“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展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正是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障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斗争”。《再论》则不再谈个人崇拜问题，只讲斯大林个人专断，并强调：“由于最近时期东欧形势以及其他有关情况的发展，正确地认识和正确地对待斯大林错误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许多国家共产党内部发展和各国共产党相互团结的重大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全世界共产主义队伍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重大问题。”这一变化，正如康生于1957年3月在内部讲话中特意指出的：“《一论》和《再论》是基本相同的，但有一点不同，《一论》中有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再论》中再也没有这个名词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态度，对赫鲁晓夫产生了明显的牵制作用。
在内外压力下，赫鲁晓夫不得不在一些事情上主动与中国共产党商量。在处理波匈事件过程中，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不得不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征求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也确实在波匈事件发展进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1957年1月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时，周恩来曾当面批评了苏联党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赫鲁晓夫对此非常恼火，后来长时间对这次会谈耿耿于怀。
苏共二十大后，经过波匈事件的风浪和赫鲁晓夫解决苏共党内的矛盾等，中共与苏共领导人之间虽然也有某些不同意见和分歧，但总的来说，还是互相支持帮助的，特别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有困难的时刻，给予了苏方比较有力的支持。因此，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有了新的增进，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增强了，地位提高了。
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齐集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并商讨有关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受到与会各国党的尊重，毛泽东意气风发，中国共产党一时众望所归，引起了苏共和赫鲁晓夫的猜忌。
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信联络的长波电台。因此举涉及中国主权问题，中共中央坚决不同意。7月，苏驻华大使尤金在答复中国关于希望苏联提供原子能潜艇的问题时，又提出了要组建中苏共同舰队的意见。毛泽东当场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这是中苏关系转折的开始。后来毛泽东回顾历史时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中国虽然在国际共运阵营内部力量阶段性有所上升，但放眼世界，毕竟与美苏不在一个实力台阶上。随着苏联经济、军事实力的迅速膨胀，赫鲁晓夫调整了对美战略，在与美国斗争的过程中，也谋求与美国达成某种共同主宰世界的谅解。但是赫鲁晓夫感到，中共是他谋求与美国合作主宰世界的掣肘因素。
赫鲁晓夫主动出击了。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接着，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苏联为了自身南亚战略的需要，不顾事实真相与是非，由塔斯社于9月9日发表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对中印冲突“表示遗憾”，从而把中苏分歧公之于世。1959年9月赫鲁晓夫赴美，同艾森豪威尔先在华盛顿后在戴维营会谈。随后他又带着美苏交易的需要和让中国共产党服从其战略的要求，于9月30日来到北京，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0周年招待会，并同中国领导人会谈。在9月30日的国庆宴会上，赫鲁晓夫即席讲话达40分钟，宣传美苏会谈的“戴维营精神”，努力表现出愿意改变对西方的战略方针、缓和东西方关系的姿态，要求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在中国方面看来，这实际是要搞苏美合作，以达到主宰世界的目的。在随后的会谈中，双方在中印边界问题、释放美国被俘飞行员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2]赫鲁晓夫后来在海参崴继续抨击中国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回到莫斯科后，他又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中国在台湾海峡问题上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
1960年开始，中苏分歧逐步浮出表面。如果说，从1956年到1957年，中苏分歧主要是在反对个人崇拜与和平过渡这两个问题上的话，1958年就出现了对中国控制与中国反控制的斗争。到了1960年初，分歧扩展到了国际共运理论与战略策略上，增强了理论斗争的色彩。(www.xing528.com)
1960年2月初，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拒绝签署最后的文件，中国代表康生发表声明：由于美国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对我国采取排斥的态度，因此，“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和它的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协议，当然都不能对中国具有任何约束力”。对这一声明的发表，赫鲁晓夫恼火，西方震惊。
1960年4月，中共连续发表文章，以列宁的论断和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论点为根据，以帝国主义本性是否改变、马列主义学说是否过时、现在究竟是什么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等问题为内容，批判所谓“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同时也批评“并不是修正主义者”、但面对着某些历史的新现象“感到迷惑”的“好心善意的人”。说：“在我们彻底驳斥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谬论的同时，也应当帮助这些好心的人改正自己的不正确的想法。”
苏联方面釜底抽薪。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片面决定自7月28日至9月1日，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1390名，并终止派遣专家900名。直到这时候，拳头说了算的道理才占了上风。在严重的国内困难的压迫下，中国被迫缓和斗争，暂时谋求与苏共妥协。
1960年11月上旬至12月1日，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上，中苏对有关国际共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仍然存在重大分歧，双方进行了尖锐激烈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妥协，通过了《莫斯科声明》。会议结束时，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少奇于12月1日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表示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停止攻击，反对共同敌人，发展共同事业；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团结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中共要永远与苏共一起为之付出一切努力；在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下，依靠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各国共产党的团结和世界人民的团结，一定能取得新的伟大胜利。
会议的召开和《声明》的一致通过，使自1959年10月起激化了11个月的中苏两党的矛盾缓和了下来，出现了改善关系的转机。从会议结束之日起，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应邀访问苏联。在苏方安排下，访问了莫斯科、列宁格勒、明斯克等城市，刘少奇回到莫斯科，在为欢迎他而举行的盛大群众大会上作了题为《团结就是生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的讲话。这是一次充满感情和个性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深情地回忆起20年代他在苏联学习和生活的情况，表达了对苏联人民深挚的友情。据当时担任翻译的李越然回忆，刘少奇的讲话先后被数十次热烈的掌声打断。刘少奇同赫鲁晓夫话别时，都表示愿意采取实际措施改善中苏关系。苏联也表示愿对中国的援助作重新调整。勃列日涅夫和科兹洛夫还接受了刘少奇的访华邀请；刘少奇交代刘晓大使，要促使他们二人访华能早日实现。
刘少奇的缓和中苏关系的做法，显然得到了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支持。刘少奇回国后，毛泽东专程到机场欢迎刘少奇，并亲自为刘少奇打开车门。这种礼遇是不多见的。日益加重的国内困难，使得中国领导人不得不暂时在对苏关系方面收起“三面红旗”，谋求与苏共妥协。
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在1961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谷物和50万吨古巴糖，缓解中国的经济困难。
糖是甜的，但中国人含在口里，却品出了难咽的苦味。
中苏之间的积怨和不信任已然根深蒂固。不久，中苏关系重新紧张。
1961年10月17～31日，苏共召开二十二大。会议提出了2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纲领，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论点，进一步大反斯大林（包括空前激烈的谴责，通过决议将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斯大林陵墓等），重新猛烈攻击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因为莫洛托夫致函二十二大，指责即将通过的苏共新纲领草案的精神实质是“反对革命的”，含有“实用主义、和平主义甚至修正主义的观点”，所以集中攻击了莫洛托夫），并首次公开批判伏罗希洛夫元帅是“反党集团成员”。对于这些，中国共产党是有看法的。特别是在大会上攻击了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公开号召推翻阿党第一书记霍查和另一领导人谢胡的领导；还含沙射影地反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开创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攻击另一个党的先例。
尽管困难，中国共产党也必须要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维护阿尔巴尼亚，承受了会议上的巨大压力。为表示中国的抗议立场，周恩来提前回国。
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苏联于12月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中国共产党则发表了阿尔巴尼亚党反击苏联的材料。苏共中央指责中国共产党对阿党材料的发表，中苏关系又严重恶化起来。这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与中国为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大多数国家又与中国反目成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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