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的错误占据了主导地位
◎“反右倾运动”中，“左”倾观点被吹捧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1958～1960年持续三年的“大跃进”，是我国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推动下，为了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而掀起的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场以超英赶美为目标，以大炼钢铁为标志的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是新中国试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打开新局面的一次探索。实践证明，这次探索是不成功的，它离开了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二五”计划的正确建议，违背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打乱了国民经济的秩序，不仅没有实现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反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致使国民经济在1959～1961年发生了严重的困难。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听说1958年全国土法炼铁，地方已补贴20余亿元，国家还要补贴20余亿元，彭德怀十分心疼。他说：“这个数字好大，比一年的国防费开支还要多。用这笔款去买消费物资，把它堆起来，恐怕会有庐山这样高。”
彭德怀此话不假。中国国民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1958～1960年的积累率分别达到33．9%、43．9%、39．6%，大大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较高的24．2%平均积累率。由于积累率过高，已经摊开的基本建设规模太大，没有后续力量，工农业比例失调。由于抽调了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办工业、大修水利，使农村劳动力十分缺乏；同时，过快地发展工业，挤了对农业的应有投入。在工业内部，轻重工业比例失调，重工业内部各部门比例失调。钢铁生产挤占了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采掘工业落后于冶金、加工业，工业与交通运输比例失调，运输能力的增长远远落后于运输量的增长，使其他部门无法正常生产。工业和企业管理混乱，产品质量下降，劳动生产率下降，浪费惊人，损失严重。财政收支失衡，市场上社会购买力与商品的可供量比例失调。三年里，财政虚收实支，虚盈实亏。人们最基本的生活用品——粮食、棉布的人均消费量，降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水平，人民生活发生了严重的困难。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
在“大跃进”中，个人意志代替了客观经济规律，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所谓“经济理论”。一种是“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就是说，为了钢铁元帅升帐，各部门、各地方都要把钢铁的生产和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这实际上是全力保钢，牺牲其他。结果是钢没有保成，其他又受到严重损害，破坏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经济规律。一种是“积极平衡”论。即以“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为由，把国民经济应在综合平衡中前进的观点说成是“消极平衡”，人为地打破平衡，把主张留有缺口的计划说成是“积极平衡”。
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有一种“放大效应”。这就是计划工作中“三本账”问题。在追求高速度的过热空气中，为了便于各级计划层层加码，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明确规定：要实行“生产计划三本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1]实行“生产计划三本账”制度使本来就过高的指标又提高了两个台阶。这种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只能刺激经济过度紧张，助长人们说假话、说大话的坏风气的蔓延。
“大跃进”造成的困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早有察觉。从1958年末开始，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试图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左”的错误。195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纠正已觉察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毛泽东想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一些“左”的错误，但并不愿全盘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大跃进”的热潮刚刚腾起时，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曾经有过疑问，而这些问题在庐山会议初期，到会同志并没有推心置腹地谈出来。会议期间，彭德怀与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周小舟曾倾心交流过各自了解的情况。彭德怀说想找主席谈，又怕谈不好，所以想写信。周小舟积极赞成他的想法。彭德怀还同住得很近又意见一致的张闻天多次交谈。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3600余字的信，这就是“彭德怀上书”。
彭德怀在信中讲了两个大问题：
“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彭德怀肯定1958年工农业总产值、农副业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他也指出，1958年的基本建设，有些项目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这是一个缺点。关于公社化，彭德怀肯定“具有伟大意义”，但也指出，“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他还指出，全民炼钢铁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虽然付了学费，但也“有失有得”。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一部分是彭信的重点。他说，1958年的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对社会主义建设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但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彭德怀总结了两点：（一）浮夸风普遍地滋长起来。他说，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脑子发起热来。（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彭德怀指出，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彭德怀还指出，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被否定，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彭德怀认为，由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是具有政治性的。(www.xing528.com)
应该指出，彭德怀的信并没有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或许是他的认识还没有深入到从根本上否定“三面红旗”的程度，或许是因为他还不敢这么说。即便是这样，他似乎仍担心有“言过其实”之处，在信里说自己“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还向毛泽东说明，信是特写给他做参考的。
彭德怀万万想不到，他的信闯下了大祸，拉开了一场悲剧的大幕。
7月16日，彭德怀的信被毛泽东冠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印发给与会者。7月23日，毛泽东向全体与会者发表讲话。毛泽东说：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说我们脱离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
毛泽东愈说愈尖锐：“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毛泽东说，“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受资产阶级影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之下。他还说，这些人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
毛泽东通篇讲话并没有点彭德怀的名，却再明白不过地严厉批评了彭德怀。他甚至在讲话中表明自己与彭德怀势不两立的态度，他说：“你独裁，不如我独裁”；“人民解放军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彭德怀上书的公开表态。
8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对彭、黄、张、周开展了暴风骤雨般的批判。8月16日，全会闭幕。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全会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现职岗位，保留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以观后效。庐山会议以纠“左”始，以反右终；以正确开始，以错误结束。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在经济工作中和党内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次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失误，也可以说是中央在重大决策问题上一次明显的失误。它中断了在经济工作中纠“左”的进程，逆转了本来有所好转的经济形势。过火的、非理性的、是非颠倒的政治批判，迅速由山上波及到山下，并发展成为全党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从而使原来的“左”倾错误，即主要是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失误，非但未能得到彻底纠正，反而发展成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的一系列重大错误，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庐山会议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理论，特别是提出和强化了阶级斗争转向党内的错误观点，给后来国家的政治生活乃至各项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庐山会议不仅开了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与阶级斗争等同起来的恶劣先例，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而且还肯定这类阶级斗争将会延续10年、20年甚至半个世纪。因此，会议特别强调“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全党现在必须作战，从思想、政治、经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为此，庐山会议错误地提出了同所谓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党的同路人”作坚决斗争的口号。这一系列错误的影响极为严重和深远，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民主派等于走资派”“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揪党内一小撮”等谬论，都与它一脉相承。
庐山会议的另一重大影响，是破坏了党内民主，助长了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从延安整风直到解放初期，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活是比较生动活泼的，有着民主、团结的优良传统。庐山会议在这方面却是个大倒退。它用政治批判、政治运动和个人决断的方法压制不同意见，造成党内关系紧张、民主空气薄弱。从中央到地方直到基层，有大批体察民情、注重实际、坚持实事求是的同志，因为对“左”的做法持有异议或保留意见，并按组织原则向党的领导人反映情况和提出批评而被列为批判重点或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受到政治上的打击和组织上的处分。在党内生活中敢讲真话、敢于直谏者日益减少，许多地方言路堵塞、“鸦雀无声”。与此同时，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进一步升级，加快了“一言堂”和家长制等不民主作风的泛滥。这种情况后来给中央在决策上和实际工作中造成了许多更为严重的失误。
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军、全国开展了历时半年左右的“反右倾运动”。随后，“反右倾运动”在党政系统进一步展开，到1961年，许多干部和群众受到批判、处分和其他处理。据1962年进行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几年中被作为重点批判对象或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就有365万人。按全国人口平均，每200人中就有1人；如果考虑到农村人口占绝大部分，按城市人口平均，则每50人中就有1人。
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反右倾”斗争伤害了党内一大批比较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的同志。这次斗争的锋芒，主要指向所谓攻击“三面红旗”的各级领导干部，相当一部分体察民情、注重实际的同志，被列为批判的重点或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了政治上的打击和组织上的处分。
经过“反右倾”斗争，造成了长期的、普遍的思想混乱。本来，在“大跃进”中形成的“左”倾政策和“左”的思想，在纠正“五风”错误的过程中，已开始受到了人们的怀疑和批评，但随着“反右倾”斗争的开展，又恢复、滋长、蔓延起来，甚至把许多“左”倾观点当作“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而大肆宣扬。在大批判、大辩论中，许多错误观点经过引经据典、系统提高，涂上了一层“理论”色彩，使其影响、流毒越来越广。例如，阶级斗争转向党内；以对“三面红旗”的态度作为判断是非、划分敌我的绝对标准。“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主要危险是右倾，指导思想上必须不断反右，不能反“左”。提倡“正确的个人崇拜”；迷信群众运动。否定综合平衡，否定经济核算，否定物质利益原则，不顾客观经济规律，不顾国情、国力，凭主观意愿蛮干。
这些“左”的论点和做法，在“反右倾”斗争中被当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贡献”，反复地加以宣扬，长期得不到澄清。“反右倾”继1958年“大跃进”之后，使我国整个经济生活重新陷入更加严重的困境。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各地纠正实际工作中错误的进程完全中断，经济工作中“左”倾冒险主义更加发展起来，造成了国民经济更加严重的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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