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揭秘：巴金与大哥的四封信

自是浮生无可说，人间第一耽离别。

离别的滋味，竟是这样的凄凉。1929年7月末，李尧枚乘坐的江轮远去，望着送别的四弟巴金与表弟惠生，强烈的伤感笼罩着他，“眼泪不知不觉流下来，把许多要说的话也忘记了”。

告别弟弟渐远的背影，李尧枚回到船舱里哭，一直到船起锚，才走出来，望着灯光闪闪的上海，他不住地说：“别了，上海！别了，亲爱的弟弟们！”

别了！这一次相见，竟是巴金与大哥最后一次见面。1931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巴金大哥李尧枚在成都自杀身亡。

兄弟情与《小宝贝》

时间就像幻梦，流逝百年，依然让人间的感情郁郁葱葱。

李尧枚与巴金（后）在上海

2019年，成都的初冬，最是橙黄橘绿，却也茅檐霜冷。城西一小区住宅三楼。九十岁的李致望着窗外零星的落叶，想念着离去八十八年的父亲，想念着离开了十四年的四爸巴金。1929年夏天，父亲与四爸的那次相见，有着怎样的喜悦与哀愁？

1929年7月，李尧枚与巴金分别六年后，在上海相见。对于新鲜的上海，李尧枚喜欢的是电影与音乐，因为这也是巴金喜爱的。

看英文电影时，巴金会在旁边替大哥解释剧情；听音乐，巴金有时会哼唱起Sonny Boy（小宝贝）；兄弟俩也时常去“三和公”吃西餐，结账时，李尧枚还会给点小费——笑嘻嘻的堂官喜欢这样大方的食客。

兄弟俩在一起愉快地度过了一个月时光。也许是不太适应“海派”和快节奏，也许是第一次远离四川，思念家乡，思念几个幼小的孩子。七月底，李尧枚决定回家了。

关于这次别离，巴金在《呈献给一个人——纪念我的大哥李尧枚》里有细致的描述：“我还记得三年前你到上海来看我。你回四川的那一天，我把你送到船上。那样小的房舱，那样热的天气，把我和三个送行者赶上了岸。我们不曾说什么话，因为你早已是泪痕满面了。我跟你说一声‘路上保重’，正要走上岸去，你却叫住了我。我问你什么事，你不答话，却走进舱去打开箱子。我以为你一定带了什么东西来要交给某某人，却忘记当面交了，现在要我代你送去。我正在怪你健忘。谁知你却拿出一张唱片给我，一面抽泣地说：‘你拿去听。’”

这张唱片正是格蕾丝·菲尔滋的Sonny Boy，两个星期前，巴金在谋得利洋行替哥哥买的。

“你知道我喜欢听它，然而我知道你也是同样喜欢它。在平日里我一定很高兴接受这张唱片，可是这时候，我却不愿意把它从你手里夺去。”在这分别的时候，巴金不愿意再不听大哥的话而让大哥伤心，他接过了唱片，心境是忧伤的，“我不曾说一句话，我那时的心情是不能够用语言来表达的”。

告别大哥，巴金坐上划子回岸边，在黄浦江的风浪颠簸中，在外滩灯光的暗影中，巴金流泪了：“我当时何尝知道这就是我们兄弟最后一面。”

那张《小宝贝》，在巴金的书斋中孤寂地躺了三年后，于淞沪抗战中被炸成了灰烬。

深情的四封信

尺素在鱼肠，寸心凭雁足。

从巴金1923年离开成都，到南京读书，之后1931年寓居上海，大哥李尧枚给三弟李尧林和四弟巴金写了一百多封信。李尧林去世后，这些信都由巴金保管。

巴金把这些珍贵的信，装订成三册，保存了四十多年。1966年，风云突变，8月底或9月初，巴金为避免某些人利用信中一句半句，断章取义，造谣诽谤，“只好把心一横，让它们不到半天就化成了灰”。

1980年，巴金回想起这些被烧掉的信时，说：“毁掉它们，我感到心疼，仿佛毁掉我的过去，仿佛跟我的大哥永别。”

“十年浩劫”以后，出乎意料，巴金竟然找到大哥写给他的未曾烧掉的四封信。

李尧枚妻子张和卿与子女们

“这四封信是我父亲从上海回成都后写的，前三封写于1929年，后一封写于1930年。可以想象，四爸发现这四封信，是多么的珍惜和喜悦。”李致说，“1982年5月，我到上海，四爸把这四封信给我看。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们的通信，我为他们深厚的兄弟友谊所感动，含着泪水读完它。我把这些信带回成都复印，然后又寄回上海。原件后来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1986年4月2日，我出差到上海，就有关信中的一些问题，向四爸请教，并做了录音。”

时隔多年，李致拿出那卷录音带播放，“录音的质量不错，四爸谈笑风生，声音十分清晰，使我重温了和四爸在一起的愉快时光”。

在这次谈话中，李致记忆深刻的是：“四爸两次动情，痛哭失声。他说：‘我感到痛苦的是，我的两个哥哥对我都很好。他们两个都是因为没有钱死掉的。后来我有钱也没用……他们都不愿意死，结果死掉了，就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我也不希望过什么好的生活。他们如果有点钱，可以活下去，不至于死掉，但是偏偏我活下来……’”

1986年，巴金已是耄耋之年，谈及两位哥哥，依然潸然泪下，有歉疚也有深情。

所以，巴金会在《家》中写下“觉新”，“觉新不仅是书中人物，他还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就是我的大哥。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以至于写到《秋》的结尾，巴金既想给读者希望，更不忍心觉新在他笔下死去。

对父亲的理解

现年九十岁的李致，不会记得父亲李尧枚离去的情形，那时，他才一岁零五个月。

但他记得：“有记忆的时候起，母亲卧室里就挂着一张颇大的照片，我天天看见它。照片上的人眉清目秀，身着西服。不管我站在什么地方，他的眼睛都望着我，使我既感到陌生，又感到亲切。母亲说他就是我的父亲。”

1929年7月，李尧枚离开上海回成都，只为在中秋节赶回和家人团聚。他八月初三抵达重庆后，又坐“汽划”到合川，之后由陆路回成都。

李尧枚与幼子李致

八月十五晚上8点钟，李尧枚的轿子方才归家。门外，遇见正在玩耍的大女儿，李尧枚一下轿，就摸了摸她的头。

“我没有这些经历和感受。听母亲说，父亲去世前，我只会为他提鞋。我看见过一张旧照片，父亲抱着大约半岁的我。我用嘴含着自己的指头。父亲用右手顶着我的脚，用左手抱着我的腰。我当然看见过父亲的很多遗物，包括我用来玩的父亲打针的用具。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李致至今保存着这张父与子最亲密的照片，拍摄于1930年夏天。

带着零星的记忆，带着父亲离去的苦难与深沉，幼小的李致，走进了人生风雨——

“抗日战争时，学校搬到乡下踏水桥，离城五六里。每遇下雨，满地泥泞，我和四姐在风雨中戴着斗笠，举步维艰。有几次风大，斗笠被吹走，人跌在地上。许多同学有父亲来接，令我们羡慕不已。如果有父亲多好！”

上中学时，李致读了巴金的小说《家》和散文《做大哥的人》，才对父亲有所了解。“我对父亲有了一定的认识，他是好人，是旧社会的受害者。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不满他采用自杀的办法。父亲离开人世，把母亲和五个子女留在人间，让母亲独自承受莫大的痛苦和灾难。”

为父亲，李致和四爸巴金有过辩论：“1964年9月，我第一次去上海，在去三爸（李尧林）墓地的三轮车上谈到父亲。我第一次向四爸表示了对父亲的看法，说他丢下母亲和子女去自杀，太不负责任。我当时年轻气盛，用语相当激烈。我们谁也说不服对方。只记得四爸感慨地说：‘连你都不理解，小林他们就更难说了。’”

李尧枚与四个女儿

对父亲的“谴责”，在李致心中保留了几十年。1997年春天，父亲李尧枚诞辰百年之际，李致打电话给在华东医院住院的四爸巴金，巴老那时已有语言障碍，只说：“庆祝一下。”

怎么庆祝？李致的儿子李斧在网上设立了一个李尧枚的资料库，收录了巴金、李济生、李采臣的文章等。李致说：“老友刘多成会用计算机修复照片。他帮我把父亲抱着我的那张照片修复了一新。我在旁边加上‘父与子（李尧枚与李致）一九三零年夏’。望着照片，我享受到父爱，感到他身体的温暖。几十年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终于理解父亲。只是这理解来得过迟了。请你原谅，我的父亲！”

这是一次漫长的“理解”，也是李致与自己内心的和解。也许这一切，正如亨利·戴维·梭罗所说：“时间决定你会在生命中遇见谁，你的心决定你想要谁出现在你的生命里，而你的行为决定最后谁能留下。”

春天的黄昏，沉浸在火红的晚霞中。

他舞动着两把短刀，两道白光连接成一根柔软的丝带，蛛网般盖住他的身子。刀风霍霍，他就像一颗偌大的珠子，在地上滚动。

得益于三叔带回成都的两个镖客，李尧枚学得一身好武艺。他灵活的舞刀姿态，甚至博得了严厉祖父的赞美。

巴金很惋惜这位文武双全的大哥：“大哥当时对化学很感兴趣，希望毕业后再到上海或北京有名的大学去念书，将来还想到德国留学。”

但幻想的神奇之手，终究没能拉起面纱，掩盖住命运的暗面。

弹风琴的绅士

李尧枚与祖父李镛

“一表人才，十足漂亮的绅士。”胞弟纪申（李尧集）回忆起大哥李尧枚的样子，极具赞赏。

从上海回来后，李尧枚改穿起洋服，西装是在成都北新街“恒谦”西服店定做的。

夏季，李尧枚会着太阳呢上装，白色翻领衬衫，下穿白色法兰绒起蓝色小方格长裤，白帆布皮鞋，头戴法式白色面盆帽。有时还特别拿一根“司提克”——学习西方绅士的文明杖。

出类拔萃，温文尔雅。

李尧枚的绅士精神还体现在对进步的追求：学习外语，他委托巴金在上海买《法文初范》；日常到售卖新书刊的“群益书报社”购买阅读新书籍；帮助堂兄弟和表弟妹成立读书会——驰驱学会。

李尧枚还爱看京戏，纪申回忆：“自从春熙路新建了个春熙大舞台（据说是凤祥银楼老板投资兴办），大哥就常去那儿看京戏，家里还有一把京胡放着。”

踢皮球，打网球，晚清的西方潮流也涌现在正通顺街的旧公馆里，李尧枚的房间里更有样式新奇的木制体操用具。

1929年从上海回成都后，李尧枚还带回了两架钢针、钻石针的新式方盒留声机，近百张唱片，包括胜利、高亭、蓓开三大唱片公司灌制的京戏、大鼓、流行歌曲等，其中外国唱片最让大家耳目一新。

李尧枚喜爱新的音乐歌曲，在家里购置了一架贵重的风琴，他让上了学堂的九妹唱歌，他按琴键伴奏，那一首哀婉的曲子，时常在堂弟李尧东的耳际回荡：“太阳，太阳他记得，照过金姐的脸，照过银姐的衣裳，也照过我可怜的秋香……”

突如其来的婚姻

鸿鹄志高却难遂，深宅青年，何尝没有心怀远方。

“失魂落魄。”1929年11月9日，李尧枚写给巴金的第三封信中，叙述着自己从上海回来的心情。

从上海回成都后，李尧枚养成了吃茶看书的习惯，看到一两点钟也没人催促——

“因为大嫂月份大了，总是十点前后就睡了。我还是朝深夜看去。往往掩卷而泣，悄悄地睡了。”

巴金的大嫂张和卿，当年与李尧枚结婚时颇为戏剧。

在父亲为他选择姑娘的前几天，李尧枚刚刚拿到中学毕业文凭。

因为上中学成绩优良，四年课程修满毕业时又名列第一，李尧枚毕业归来的那天，弟弟妹妹们聚在房里，为他庆祝光辉的前程。

然而，漂洋过海的留学梦只存留了几天，就被残酷地打破了——父亲给他订婚了。

订婚前，李尧枚隐约猜到一些，但没有想到这么快。

而且父亲选择姑娘的方法很奇怪——巴金在《做大哥的人》一文中详细记录了这次亲事：

“当时给大哥做媒的人有好几个，父亲认为可以考虑的有两家。父亲不能够决定这两个姑娘中间究竟哪一个更适宜做他的媳妇，因为两家的门第相等，请来做媒的人的情面又是同样的大。后来父亲就把两家的姓写在两方小红纸块上面，揉成了两个纸团，捏在手里，到祖宗的神主面前诚心祷告了一番，然后随意拈起了一个纸团。父亲拈了一个‘张’字，而另外一个毛家的姑娘就这样被淘汰了。（据说母亲在时曾经向表姐的母亲提过亲事，而姑母却以‘自己已经受够了亲上加亲的苦，不愿意让女儿再来受一次’这理由拒绝了，这是三哥后来告诉我的。拈阄的结果我却亲眼看见。）”

李尧枚结了婚，祖父有了孙媳，父亲有了儿媳妇，众多弟弟妹妹有了嫂嫂，一时间，深宅大院增添了许多欢乐。而李尧枚也深感幸福，妻子温柔体贴，读过书，会作诗，会画画。在这短时期的温柔乡里，他忘记了他的前程，忘记了升学的志愿。

这样幸福地过了两三个月。一天晚上，父亲把李尧枚唤到面前吩咐道：“你现在接了亲，房里添出许多用钱的地方；可是我这两年来入不敷出，又没有多余的钱给你们用，我只好替你找个事情混混时间，你们的零用钱也可以多一点。”

见父亲含着眼泪温和地说下去，李尧枚唯唯地应着，没有说一句不同意的话。可是回到房里，他却倒在床上伤心地哭了一场。他知道一切都完结了！

不满二十岁的李尧枚，没有处世经验的李尧枚，像一只孤舟，被抛进了茫茫大海。

巴金（左一）与兄长合影

在妥协中求生存

冬日的阳光，努力地投射进成都商业场，印下稀疏的光斑。

小小的光影，像一面深镜，反射于老成都记忆深处。

这里，曾是成都最早的现代商业街，密密麻麻装了百十家店铺。

因为堂伯李道江是这里的大股东，李尧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成都商业场电灯公司当高级职员，月薪二十四元。

但一年以后父亲突然去世，这一房的重担陡然压在他的肩上，上面有一位继母，下面还有几个弟弟妹妹。

因为父亲的离去，大家庭进行了第一次分家，李尧枚这一房除了父亲购置的四十亩田外，还从祖父那里分到了两百亩田。

衣食暂时无忧，然而，其他各房的仇视、攻击、陷害、暗斗却使李尧枚难于应付。

譬如，有一次巴金得罪了一个婶娘，她诬陷巴金打肿了独子的脸颊——其实是婶娘盛怒之下打肿了她独子的脸颊。在巴金不肯道歉的情况下，李尧枚本想找二叔主持公道，没想到却被二叔训斥，李尧枚只好代巴金向婶娘赔礼道歉。

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过很多，都是李尧枚代兄弟们受过，他以处处让步来换取暂时平静的生活。

那时的巴金认为，大哥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他赞成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他把这种理论跟我们大家庭的现实环境结合起来”。

作家杨字心认为李尧枚的垫背和吃亏，其实是“蜡烛精神”，燃烧出来的是爱。“在妥协中求生存，最后换来了三弟李尧林和四弟巴金的远走高飞”。

但这种方式，在当时不被三弟李尧林和四弟巴金理解，他们对家里一切不义的事情都要批评，因此常常得罪叔父婶娘，这也为李尧枚招来祖父的更多责备与各房更多的攻击和陷害。

一方面，李尧枚不能够袒护弟弟们，另一方面，弟弟们又不谅解他。

陷于两难，也就陷于孤独。李尧枚开始了一个人的挣扎与战斗，而他不知道的结果是——

一个人不能和自己战斗，因为这场战斗只有一个失败者。

岁月的指针拨到2019年的冬天，年届九十的李致谈起父亲李尧枚，有太多复杂的情感。从谴责到理解，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中期，李致第一次去杭州看望巴金先生，巴老说：“一个人做点好事，总不会被人忘记。我时常想起你父亲，他对我有很多帮助。你三爸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我要帮助他们，结果没有机会了。我知道，我可能并不会被人忘记，但我希望他俩也被记住。”

两年后，李致再次去杭州看望巴老。巴老再一次谈到大哥与三哥，他说：“我们兄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愿意多为别人着想，作出自己的奉献。”

“奉献”，正是解开李致心结的密钥，也是李尧枚人生的注脚。

1930年，是李尧枚人生的转折点。祖父死后，他做了“承重孙”。

按照中国古代宗法制度，如长房长子比父母先死，那么长房长孙在他祖父祖母死后举办丧礼时要代替长房长子（即自己的父亲）做丧主，叫“承重孙”。

承重一个封建大家庭，本应有钢铁之躯、铿锵之志，奈何李尧枚只是一个柔软的灵魂。

祖父死后，大家庭彻底分家解散了，田产收入减少了。不能坐吃山空，还得想办法增加收入。

金融投资的风险

为了填补开支，李尧枚开了一个新书店，叫“启明书店”，从上海进货，但是抹不开情面用了三叔的儿子，结果经营不善，亏本收摊关门了。心太善良的李尧枚，甚至替合伙人承担了亏损的费用。(www.xing528.com)

经济上的窘迫已使李尧枚难以应付，另一个更大的打击很快来了：不到四岁的儿子李国嘉，患脑膜炎死掉了。儿子的去世，也标志着他“在儿子身上实现他那被断送的前程”的愿望落空了。

命运，就此急转直下，一寸一寸扼住李尧枚的咽喉。

此后，李尧枚精神抑郁，偶尔还出现过精神错乱的现象。

压在李尧枚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依然是经济问题。李尧枚给巴金的第四封信里，显出他的窘境：“我一定要寄点钱给你看电影，不过要稍缓几天，这几天有点窘。”

其实，已不只是窘，而是产生了财务危机。因为身体不好，李尧枚已辞去电灯公司的事。

如何转变当前的窘境？接受过新思潮的李尧枚，毅然卖掉田产转入早期的金融。当时，在军阀统治下的成都，谁都可以开办银行、发行钞票，李尧枚也希望用贴现的办法取得较高的利息。

李尧枚的金融投资，初期小有成功，远亲近邻们都托他代为投资。投资总会有盈有亏，但李尧枚总是把盈利给别人，亏损自己摊，找李尧枚投资的人多了起来。

但不久，李尧枚害了一场大病。等他病好后，才知道好几个银行倒闭，投资的钱损失了一大半。

二十多页的遗书

回到家里，李尧枚趁夜深人静拿出票据细算，一时气恼，又急又悔，把票据撕碎了。

第二天想起来，字纸已经被倒掉了。

所有的财产，这一房人赖以活命的财产，完蛋了，洗白了。

埃利亚斯·卡内蒂说：“痛苦的人眼里必定有火花闪耀，如果那火花熄灭，他就毫无价值了。”

火花，本来包含着希望，但最后一个希望破灭了。

清醒后的李尧枚，觉得对不起投资人，也对不起热爱他的亲人，他要以死承担全部责任。

他企图自杀，但舍不得家人，写了三次遗书又三次毁掉。

第四次写下遗书后，李尧枚做了最后的安排：借自己的生日，请全家人看了一场戏，以示惜别。

二十多天后，一个有雾的清晨，李尧枚走了。小女儿睡在他身边，而他已经身体冰凉。

2002年春，李致写下《终于理解父亲》一文，描述了那个悲伤的清晨，“全家乱成一团。我和二姐三姐四姐人小不懂事，唯大姐痛苦不已。她拼命地喊爹爹，多次用手扳开父亲的眼睛，希望把父亲叫醒。”

——半个世纪以后，大姐才向李致讲起父亲当年有多么爱她：

父亲给她订了《小朋友》和《儿童世界》，对她有很大影响；父亲爱带她出去玩，买糖果招待她的小朋友。

她永远记得，1929年的中秋节，父亲从上海回来，她在大门外玩，父亲一下轿就摸了摸她的头。

李尧枚的远行，是无法言语的悲痛与损失。好长一段时间内，不少亲戚朋友都觉得自己也失去了什么似的。就连街坊近邻，包括摆摊卖花生橘子的小贩，提篮叫卖香油卤兔玫瑰大头菜的小生意人，都出声叹息：“你家的大少爷真是个好人，多可惜！”

李尧枚离去两个月后，巴金才接到了二十多页的遗书：

“卖田以后……我即另谋出路。无如我求速之心太切，以为投机事业虽险，却很容易成功。前此我之所以失败，全是因为本钱是借贷来的，要受时间和大利的影响。现在我们自己的钱放在外边一样收利，我何不借自己的钱来做，一则利息也轻些，二则不受时间影响。用自己的钱来做，果然得了小利。……所以陆续把存放的款子提回来，作贴现之用，每月可收百数十元。做了几个月，很顺利。于是我就放心大胆地做去了。……哪晓得年底一病就把我毁了，等我病好出外一看，才知道我们的养命根源已经化成了水。

“好，好！既是这样，有什么话说！所以我生日那天，请大家看戏后，就想自杀。但是我实在舍不得家里的人。多看一天算一天，混一天。现在混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向别人骗钱来用。算了吧。如果活下去，那才是骗人呢。……”

从《春梦》到《激流》

李尧枚离去时，恰是巴金的《激流》写到第六章时，“读完电报，我怀疑是在做梦”。

发痴一样过了一两个钟头，巴金独自一个人到北四川路，在灯火辉煌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

巴金痛苦、愤怒，不肯认输，“我的努力刚开始就失败了，又多了一个牺牲者！我的眼前不断出现我祖父和大哥的形象，祖父是在他身体健康、大发雷霆的时候，大哥是在他含着眼泪向我诉苦的时候。死了的人我不能使他复活，但是对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可以进行无情的打击。”

回到宝光里的家，巴金拿起笔写下了《激流》的第七章《旧事重提》，他向封建旧家庭开战了。

这部作品，正是巴金经典作品《激流》三部曲中的《家》，而取名《激流》之前，这部作品叫《春梦》。在上海《时报》连载时，巴金写完“总序”后，决定把《春梦》改为《激流》。

1928年11月，从法国回国途中，巴金就有了写《春梦》的打算，到1929年7月，巴金与大哥在上海相见，闲谈中，巴金提到写《春梦》的想法，李尧枚极力支持。后来李尧枚回到成都，巴金又在信里讲起了《春梦》。

1930年3月，李尧枚给巴金寄来了一封信：

“《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来，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了不得。弟弟，我现在恭（敬）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暇把他（它）写成罢。怕甚么罢。”

从1931年到1940年，巴金写完了《激流》三部曲。回忆这十年的写作，巴金始终牢记最大的敌人——封建制度和它的代表人物，“下笔的时候我常常动感情，有时丢下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大声念出自己刚写完的文句，有时叹息呻吟、流眼泪，有时愤怒，有时痛苦”。

1980年，整整五十年过去了，时年七十六岁的巴金先生记忆力大大衰退，但他的脑海里依然是“大哥消瘦的面貌至今没有褪色”。“我常常记起在成都正通顺街那个已经拆去的小房间里，他含着眼泪跟我谈话的情景；我也不曾忘记一九二九年在上海霞飞路一家公寓，我对他谈起写《春梦》的情景”。

在海外的家族后人

奋斗、孤独、黑暗、幻灭。

坚强、勇敢、叛逆、新生。

生活的激流奔腾向前，带着《家》的孕育和成长，也带着“家”的血脉交融，在海外开枝散叶。

波特兰，位于美国俄勒冈州，是美国西北太平洋地区仅次于西雅图的第二大城市。因为气候特别适宜于种植玫瑰，也称为“玫瑰之城”。

在李尧枚孙子李斧心里，波特兰有瑰丽与美艳，而成都有温暖与柔软——这里不仅有九十岁高龄的父亲李致，更有李氏家族的百年光影。

李斧，198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1990年在美国罗德艾兰大学获电气工程博士学位，后在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执教至今，现为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学终身教授。他长期致力于家族史的发掘整理，在北京潘家园，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抑或是托朋友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法政大学寻访家族长辈的史料。他常在飞机横跨太平洋时，完成一篇篇家族史考略。

正因为李致、李斧父子的努力，巴金家族许多真挚感人的故事才得以呈现。

1992年，李致带着一份特别的礼物——《家》的连环画，飞往美国波特兰。

《家》的赠送对象是上小学的孙女珊珊，也正是通过李致的讲述，珊珊对太爷爷巴金更感兴趣了。后来，珊珊给太爷爷写了三封信，出人意料，太爷爷回了一封短信，勉励珊珊学好中文。

七岁的珊珊到学校，把太爷爷给她写信的故事讲给小朋友们听。有小朋友又把故事带回了家，甚至小朋友的父亲打电话到李斧家里求证：“巴金真的是珊珊的太爷爷吗？”

其实在这之前的1985年，一岁多的珊珊在上海见过巴金，不过，珊珊对太爷爷感觉有点陌生，合影时，她将头扭向了一边。至今提起这张照片，李致、李斧父子俩都还觉得有趣。

此后，1997年在杭州，2001年在上海，珊珊又见过太爷爷两次。直至2005年巴金先生去世，珊珊专程从纽约飞抵上海，与巴金先生做了最后的告别。

三次短暂的相见与相处，给成长中的珊珊留下了什么？她用英文翻译了《家》的前八章，以此表达对太爷爷的致敬与念想。她的翻译，也得到了巴金先生好友、著名翻译家杨苡的认可。

百年弹指，深情眷眷。生命是一条美丽而曲折的幽径，但我们一直在追赶阳光。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说：“一直用睁开的双眼眺望，只为寻找自己，然后努力生长，力争成为森林。”

内心坚毅，努力生长，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开拓者。

附：

李尧枚致巴金的信（一）

亲爱的弟弟：

当你们送我上其平轮的时候，我的弱小的心灵实在禁不起那强烈的伤感，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下来，把许多要说的话也忘记了。我们哭了一阵，被他们将你同惠生（巴金的表弟）唤走，我送也未送，但是我也不忍送你们。你们走后，我就睡在舱里哭，一直到三点半钟船开始抛（起）锚，我才走出来，望着灯光闪闪的上海，嘴里不住地说：“别了，上海！别了，亲爱的弟弟们！”上海，我不大喜欢，但是我的弟弟住在那里，我也爱他了。

一直看不见了，眼泪也流得差不多了，我才回舱睡觉。直到八月初三后方抵重庆，初七乘汽划到合川赶旱回省，十五夜八（点）钟方抵家，从七月二十八日由宜昌起，每日不住地下雨，一直把我送回成都。十六日却又天晴了，一路平安，请释念。归家即读你七月十七日写的信（八月初十到的），又使人伤感不已。弟弟，沪上一月的团聚，使我感到极大的安慰，不料匆匆又别了，相见不知何日。弟弟，我真舍不得离开你呵。我回来到今已经六天了，但吃饭也吃不得，精神也不如以前了，甚（什）么事也不想做了。弟弟，并不是我懒，或是我病了，只是心中像损失了一件甚么东西一样。弟弟，我真苦啊！弟弟，我在上海把你耽搁了一个月，甚么事都使你不能做，真是对不起你得很。但是，我还觉得我们未好生快乐过一天，太短了。我觉得你在我的面前太少了。亲爱的弟弟，我还觉得你是我一个最小的弟弟，难得有我这个老哥子在你面前时时拥抱你。弟弟，我想你时时在我怀中。弟弟，我人虽回到成都来，弟弟，我的灵魂却被你带去了。弟弟，我时时刻刻在你的身边，我是一刻不离你的。弟弟，前数夜，我同妈妈、大嫂、九妹他们摆龙门阵，我说四弟同高惠生他们俩在我的面前，简直比一些寻常的儿子在老子面前还好，我实在舍不得他们，不放心他们。我含泪地说，却把他们的眼泪惹下来了。弟弟，你的哥哥是爱你的，你也是爱你的哥哥的。但是，你的哥哥实在不配你爱呵！唉！

弟弟，我托你一件事，是你已经答应的，就是照顾高惠生弟的事。请你照应照应一下呵。那天立约虽是我们三人一时的游戏，但高惠生他很愿意的。他有志于文艺，希望你指导指导罢。

今天又接着你的第二封信。谢谢你的美意，怎么你又送我的书？弟弟，你说你硬把我的《小宝贝》（格蕾丝·菲尔滋唱的《小宝贝》）要去了，你很失悔。弟弟，请你不要失悔，那是我很愿意送你的。其所以要在船上拿与你，就是使我留下一个深刻的映（印）象，使我不会忘记我们离别时的情景，借此也表出我的心情，使我的灵魂附着那张小小的唱片永在你的身旁。

弟弟，还有许多话是说不完的，只好打些……代表了罢。本来，我要再等两天才写的（因为我实在不舒服），却因接着你的信，很念我，所以勉强写点给你。但是，我并没有大病呵，只不过我太懒和心中难过罢了。请了，下次再谈，敬祝健康！

枚 八月二十一日夜书于灯下

李尧枚致巴金的信（二）

弟弟：

好久没有接你的信了，很念你的。知道你的事情忙，所以我先写封来，有空请复我，没空也就算了。好在我的灵魂是在上海的，在你身旁的。你的身体好么？你不要太劳苦了，总得要休息休息和运动运动一下，一天到晚伏在桌子上，很痛苦的。请你听我的话罢。

你近年来还爱看电影么？我知道你进了电影院一定不高兴，因为你的哥没有坐在你的旁边了。但是，弟弟，你只管看你的电戏（影）罢，你的哥还是在你的左右。他不过是爱听悲哀的音乐，坐在前面罢了。弟弟，他还是在等他的弟弟，解释着悲哀的剧情给他听呢！就是听不见他的弟弟唱Sonny Boy，心里不免有些酸痛罢了。

弟弟，你对现代社会失之过冷，我对现代社会失之过热，所以我们俩都不是合于现代社会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虚伪的心情，无价的黄金，这两项都是我俩所不要的、不喜的。我俩的外表各是各的，但是志向却是同的。但是，我俩究竟如何呢？（在你的《灭亡》的序言，你说得有我俩的异同，但是我俩对于人类的爱是很坚的。）其实呢，我两个没娘没老子的孩子，各秉着他父母给他的一点良心，向前乱碰罢了。但是结果究竟如何呢？只好听上帝吩咐罢了。冷与热又有什么区别呢？弟弟，我的话对不对？

弟弟，我向你介绍一个人罢了，就是高惠生，胖大娘是也。他是个富于感情的人，希望你时时指导他。他前天与他的妈妈有封信，信内有几句话：“大哥在上海时，有什么事情，还可同他商量商量，现在呢，我还有什么人来商量呵，唉！”弟弟，你看他说得多么可怜呵！弟弟你安慰他一下罢。

弟弟，我是不再看电影了。因为没有他弟弟在他旁边替他解释剧情了。弟弟，他要他的弟弟来了，他才得快乐呵！弟弟，这次我回川，我失掉我两个小弟弟：你和惠生。我是如何的痛苦。唉！请了，祝你健康！

枚 双十夜

李尧枚致巴金的信（三）

四弟：

一连接着你两封（信）：九月二十八日一封，本日一封。二十八日那封信接着时，我的二女正患着极重的气管肺炎，离死神不远了。好容易才由死神的手里夺回来，现在还调养着，所以当时没有给你写回信。

弟弟，我此次回来，一直到现在，终是失魂落魄的。我的心的确掉在上海了。弟弟，我是多么的痛苦呵！弟弟，我无日无夜的不住思念你。弟弟，我回来，我仍在我屋里设一间行军床，仍然不挂帐子，每夜仍然是照在上海时那个样子吃茶看书。然而在上海看书过迟，你一定要催促我。现在我看书往往看到一两点钟，没有人催促我，因为大嫂月份大了，总是十点前后就睡了，我还是朝深夜看去，□□过迟，往往掩卷而泣，悄悄地睡了。

弟弟，我常常的当是你在我身旁一样，即（及）至警觉你不见（在）我的面前，我总是十分的难过。我每天吃了饭，我总是到处乱跑地混午饭，总不愿意在家吃，因为我总想你回来吃晚饭。弟弟，我诚然不对，因为我甚么事都不想做了。

弟弟，我自己（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才对。

弟弟，我万不料我这一次把我的弱小的心灵受着这剧（巨）大创痕。弟弟，我这创痕不知何时才医得好？弟弟，更不料我这次使你也受着极大痛苦，弟，我恨不得……种种……

弟弟，你说的“如果你还不曾忘记你的弟弟”。弟弟，我如何会忘记你？弟弟，我如果忘记你到（倒）好了，因为我无论甚么事我总是闷在心头，越筑越紧。弟弟，我多年来未曾胖过的，受不住热天，即（及）至我回来，我却胖了。家里人这样说，我不信，我把我以前的衣裳穿起，果然胖了。但是现在却大瘦了许多了。弟弟，我是时时刻刻地思念你呵！

弟弟，你不要以为我难得写信来是忘记你了，那是错了。因为我写信给你，总是悲哀话多。我想我已经难过，如何再使你难过。所以每次提起笔又放下了，甚至有一两次写好了，我又（把）他（它）撕了。弟弟，如果你今天的信不来，还不知那（哪）天我受不住才写呵！

弟弟，白天我都好混过，夜间最糟，我真痛苦极了。我想我有一架飞机，那就好办了。

弟弟，我一天到晚都是鬼混唐朝的，希望你也将空时候，给我写一点信来，总之，我俩互相安慰着罢。

弟弟，我的神经是慌糊（恍惚）的，这是为甚么缘故？

弟弟，我托你一件事：请你代买一本《法文初范》，用快邮寄来。务必费心，因为成都多年没有了，天主堂邓梦德牧师那里也去问过了。弟弟，请你不要忘记，费心，费心。

弟弟，我是时时刻刻地在你身旁的，你也是时时刻刻在我的身旁的。请你时时放宽心罢，因为忧愁是很不好的。

弟弟，好好地过去罢，不要太伤感了。弟弟，我接你这封信，不知道要使我难过多少天。弟弟，我也放心些。弟弟哟，请你不要忘记我罢。

弟弟，天气冷了，你的大衣做起了么？不要受凉。弟弟，《小宝贝》你在唱么？弟弟，假如你要吃西餐，请人照顾一下三和公罢，因为他对我和你两个很好的。茶房我走时一共给了三块钱，但是对于那笑嘻嘻的堂官（倌）和那几个山东人，我很抱歉的。你照顾他一下也好，因为我俩是时常在那里一块吃饭呵！

话是说不完。弟弟，我是忘记不了你的，请你也不要忘记我罢。我想你决不会忘记我，只有越更想我的。弟弟你说对不对？请了。敬祝健康！

枚 十一月九日

李尧枚致巴金的信（四）

小弟弟：

连接你好几封信，知道你一切情形，但是实在没有空复你。很使你失望，实在的对不起呵！望你原谅。自从回来，再没有比去年冬月腊月忙的了。忙到腊月二十把我的胃病疼一切发了，好不扫兴。但是事实上不容许我安静，只好撑着病体与他（它）奋斗了。把幺妹的事办完，年也完了，所以病也没有好。这两天事情到（倒）少些，精神却委顿了，所以你的信只是一封一封地接着，没有精神与你写回信，只怕你要疑我把你忘了。

读了你二月六日（邮局戳）的“我对于生活早就没有一点兴趣”一段，不觉使我异常悲痛，我也是陷于矛盾而不能自拔之一人，奈何！来函谓“哥来函……未及弟痛苦于万一也”。

此时，暂不自辩，将来弟总知道兄非虚语，恐到那时，弟都忘却兄了。唉！《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来，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了不得。弟弟，我现在恭（敬）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暇把他（它）写成罢。怕甚么罢。《块肉余生》（《大卫·科波菲尔》）过于害怕就写不出来了。

现在只好等着你快写成了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你尚没有取名的小说罢。

我一定要寄点钱给你看电影，不过要稍缓几天，这几天有点窘。

代出版合作社收的账，他们答应阴历年底交付。成都的习惯，三十晚上给钱，都算漂亮的。那（哪）知到了初一都不给。问他们，他们反说我的怪话。现在钱他们决定是不给的。我只好将收条寄上，请你转交，并代答歉意。你有空吸点新鲜空气，最好早上早一点起，去到小咖啡店喝一杯热牛奶，于你很有益。希望你听我这一个小小的要求罢。

以后你写什么东西，务请你将他（它）的名字告诉我。出版时你签名给我一部。我把（它）汇存着拥抱着，就像我的小弟弟与我摆龙门阵一样。这个要求，想来总可以允许罢。我的小弟弟。

枚 三月四日

（本文原载于2019年12月2日、16日、23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仲伟 老照片翻拍：李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