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在成都的背影：档案揭示四川秘史

江苏北部小城东海，古时称海州。小城历史悠久，城址几经变迁，辛亥革命后海州改为东海县，属徐海道。始建于光绪年间的陇海铁路终点就建于此。

1898年11月22日，东海县承审官朱则余的宅邸里，红烛高烧，一个生命呱呱坠地。这个小孩之前原有两个哥哥，叫大贵和小贵，相继夭亡，他的出生给朱家带来了无比欢愉，因此备受宠爱。这个孩子就是朱自清，家里人迷信，怕他不易长大，特地替他耳朵穿孔，戴上钟形耳饰。根据朱家后人回忆，朱自清幼年有一个小名，叫“囡囡”，文静如女也。

朱自清原名朱自华，1917年报考北京大学时改用朱自清，典出《楚辞·卜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意思是廉洁正直使自己保持清白。朱自清选“自清”作为自己的名字，其意是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不丧志，不同流合污，保持清白。他同时还取字“佩弦”，出自《韩非子·观行》“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意为弓弦常紧张，性缓者佩弦以自警。

朱自清是新文学诗歌和散文大家，著名学者，他的《背影》《荷塘月色》《春》等作品在新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940年夏至1946年夏，他断断续续在成都度过了一段清贫而忙碌的时光。

第一任妻子病逝

朱自清

朱自清先生的第一任妻子武钟谦，出身于扬州著名中医世家。1929年，三十二岁的武钟谦因肺病病逝于扬州朱家，给朱自清留下三子三女。

肺病是民国的梦魇，不可收拾，简直是时代病。国人对待肺病的处方，是增加营养、清新的空气与神秘的偏方，但肺病依然长驱直入夺走了无数人生命。朱自清陷入了绝望的深渊，性格本就内向的他，在打击下进一步缄默了。武钟谦逝世三年后，朱自清作散文《给亡妇》，字里行间盘踞回翔着他对妻子的绵绵爱意与思念。

有着这样一位爱妻在前，朱自清发誓不娶，但之后一年的时间里，要独自抚养六个子女让他觉得力不从心，思想摇摆了一段时间，他决定接受其他女子。这才有了他生命中的第二个女人，也是一直陪伴他到生命最后的女人——陈竹隐。

陈竹隐1903年7月14日出身于成都平民家庭，父亲陈正清有子女十二人，陈竹隐最小，全家依靠父亲教私塾以及在估衣铺的工作为生，比较清苦。

她是当时成都导引风潮的新女性。成都新女性，首先要“从头做起”：成都出现了最早剪短发的三女子——陈竹隐、李倩云和秦德君。

女子剪发引起了轩然大波。秦德君回忆说：“我们女同学也积极参加活动。但是人们每天天蒙蒙亮就要起床，点起油灯梳长辫子，又做早操，又上自习，再吃早饭，那太匆忙了。为了节省时间，我索性就把长辫子剪掉了。同班同寝室的杜芰裳，看见我剪掉长发以后清爽利落，十分羡慕，叫我帮她也剪掉了。没想到她的妈妈跑来又哭又闹，找我拼命。她撒泼打滚地要我一根一根把她女儿的头发接好。后来又把杜芰裳抓回去锁在屋里不许出门。”抵制剪发的势力很大，借口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家长们吵的闹的，纷纷把女儿关起来，斗争很是激烈。可是剪长辫子的女学生仍然是一天多似一天，形成了女子剪发运动。

朱自清画像

女子剪发，成为新鲜活泼细胞，在陈腐朽败的社会里是要付出代价的。

不久，秦德君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信，请求进入初开女禁的北大。蔡元培回信说：“女子实业学校学生，恐怕未必合格。”这封信被成都四川省立女子实业学校当局扣留，并借机开除了秦德君。

在无望之际，成都学生联合会介绍秦德君到重庆去找搞联省自治和妇女运动的著名人物吴玉章。

1921年春天，桃花开了，成都四川省立女子实业学校的秦德君、李倩云和益州女校的陈竹隐三位“直觉社”的女社员，女扮男装在成都东门外锦江码头，坐木船东下重庆。

四川《国民公报》登载了《三女士化装东下》的消息，描述她们蓄短发、梳“拿破仑”发式、着男装的情形，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当时吴玉章领导成立了“全川自治联合会”，四川一百多个县都有代表参加。有一千多个座位的重庆总商会大礼堂，是“全川自治联合会”的活动基地。每场演讲都是挤得满满的，门窗外也拥挤着伫立听讲的人。

吴玉章热忱欢迎这三位来自成都的女学生，安排她们三位上台演讲，宣传妇女解放。秦德君、陈竹隐、李倩云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女子剪发、妇女解放的演讲。她们的慷慨陈词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重庆女子第二师范和巴县女中的许多女学生会后纷纷仿效剪发。重庆女子第二师范学生自治会还组织排演了《剪发辫难》的新剧。重庆女二师七位女生剪发后，还专门到照相馆合影留念。

看女生们所剪的两种样式，即偏分式和中分式，这正是当年流行的男子发式。为什么女学生也清一色地剪成这两种发式呢？有没有符合女性审美特征的样式呢？

据秦德君和钟复光回忆，初剪发时，都不知该梳什么发式好，连理发店的师傅也很感为难，因从来没有设计过妇女的短发，故只好按当时最流行的男发样式来剪理了。

陈竹隐回忆说：“有一个警察厅的巡官叫汪顷波的，他在街上发现有剪短了头发的妇女行走，便诚惶诚恐地给成都警察厅上了一个呈文，大意是‘女子剪发，形类优尼’，并且说有碍‘风化’甚大。建议‘已剪者令其复蓄’，‘未蓄长前不得在街上行走’，没有剪发的女子，叫父兄严加管束，若不遵守命令，则‘罪及父兄’云云。”

不过这一场女子剪发的风波不久就平息了。显然，官方的道德告示并没有生效，成都新女性纷纷蓄起了短发，仍然在街上昂然行走。

两次相见交情日深

到1921年以后，剪发的女子不仅在成都、重庆日益增多，泸州、内江、自贡、宜宾、达县等地也能看到不少剪发的新女性了。

1920年，即陈竹隐十六岁那年，她的父母相继病亡，沉重的打击使得陈竹隐明白，今后只能靠一己之力去打拼。她考入四川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开始了独立生活。从女子师范校毕业后，她就考入了青岛电话局，做女接线生。工作了一年多，又到北平，考入了北平艺术学院，师从于齐白石、萧子泉、寿石公等先生，专攻工笔画；同时还兼学昆曲，显示出她的多方面才能，但也显示出她尚未找准人生目标的心态。1929年，陈竹隐毕业后，到北平第二救济院工作，因不满院长克扣孤儿口粮，辞职做家庭教师，继续在红豆馆主浦熙元门下学昆曲。

当时，朱自清的心情颇为晦暗，尽管他写诗感谢给他做媒的顾颉刚。他还写了一首诗，表达了心情：“此生应寂寞，随分弄丹铅。双梁惹人嫌，美文在心间。”也就是说，这辈子拉倒了吧，就不再作家室之思了，随便写点文章教教书吧。应该是一种很灰暗的心情。

浦熙元颇为关心陈竹隐的终身大事，一次和清华外文系教授叶公超闲谈时提起陈竹隐，叶提起了当时孤身一人带着六个孩子的朱自清，两人一拍即合。1931年4月的一天，朱自清与陈竹隐见面了。

而根据姜健、吴为公先生合著的《朱自清年谱》记载，这一流行的见面时间明显有误。包括陈竹隐自己的回忆，也有失误。

根据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好友浦江清回忆：“佩弦认识她乃浦熙元先生介绍，第一次（今年秋，即1930年秋季）浦熙元先生在西单大陆春请客，我亦被邀。后来本校教职员工会娱乐会，她被请来唱昆曲。两次的印象都很好，佩弦和她交情日深。不过她对佩弦追求太热，这是我们不以为然的。”

1931年1月25日中午，朱自清、陈竹隐应邹树椿邀请赴宴，在座有浦江清等人。浦江清回忆说：“佩弦与陈女士已达到互爱程度。陈能画，善昆曲，亦不俗，但追求佩弦过于热烈，佩弦亦颇不以为然。”（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

看起来，目睹别人的恋爱，旁观者倒是念念不忘。

陈竹隐在《朱自清：情如潭水》一文中，记录了见面当天的情形：“我与佩弦的相识是在1931年。这一年4月的一天，浦熙元老师带我们几个女同学到一个馆子去吃饭，安排了我与佩弦的见面。那天佩弦穿一件米黄色绸大褂，他身材不高，白白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文雅正气，但脚上却穿着一双老式的双梁鞋，显得有些土气。回到宿舍，我的同学廖书筠笑着说：‘哎呀，穿一双双梁鞋，土气得很，要是我才不要呢！’我并不以为然。他写的文章我读过一些，我很喜欢，很敬佩他，以后他给我来信我也回信，于是我们便交往了……”

自此以后，三十四岁的朱自清陷入了恋爱波涛之中。他写作《竹隐以红叶见寄，赋此奉达》三首等大量诗作，表达了对心上人的衷心感谢和深情厚意。青鸟传书，更有上百封书信，这就是后来结集由江苏教育出版社于2001年2月出版的《朱自清爱情书信手迹》。试看两则：

1931年6月12日，朱自清的情书中写道：“隐：一见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我更喜欢看你那晕红的双腮，黄昏时的霞彩似的，谢谢你给我力量。”

1931年8月8日，朱自清已对陈竹隐换了亲昵的称呼：“亲爱的宝妹，我生平没有尝到这种滋味，很害怕真会整个儿变成你的俘虏呢！”

两人见面，一道参会、赴宴、郊游、看电影是常事，爱情的轨道并不曲折，似乎一路顺畅。

1931年5月16日，陈竹隐与朱自清正式订婚。朱自清说：“十六那晚上是很可纪念的，我们决定了一件大事，谢谢你！想送你一个戒指，下星期六可以一同去看。”

1932年朱自清访学回国，带给陈竹隐的礼物是一台留声机和几张胶木唱片。1932年8月1日，朱自清乘船抵达上海码头。4日，他与陈竹隐在上海杏花楼酒家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在一家广东餐馆备了酒席，邀请有茅盾、叶圣陶、丰子恺等文艺界名流作见证。当日，朱自清酒醉狂吐不止……9月，他即被聘请为清华大学文学系主任。

1933年早春，在陈竹隐怀上第一个孩子时，也是他俩结婚六个月。为此，朱自清写下了散文名作《春》：“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言语之中，喜不自胜。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大、清华和南开、同济等渐次南迁，朱自清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1938年7月至9月，朱自清在清华大学的月薪水为三百六十元，实领二百六十七元。

1940年3月25日，他不得不向吴宓借款三百元以解燃眉之急，5月31日赶紧归还。

朱自清和夫人陈竹隐

朱自清日记里，不断出现大量借款的记载。1940年的昆明、蒙自物价飞涨，校方给教师的工资也只能打折，教授们不得不签署稿酬律令，以米直接折算稿酬。

朱家人口众多，陈竹隐这时又怀孕了，扬州一地还有父亲和几个孩子要赡养，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之中。大后方成都的物价比昆明便宜，夫妻俩商量后决定举家赴成都。当时，为凑足家人到成都的路费，朱自清把他从英国带给陈竹隐的礼物——留声机和两张唱片，以三百元的价格卖给旧货铺，全家才得以来到蓉城。

陈竹隐回成都

宋公桥和报恩寺原是成都的古迹，临近沉默的锦江，与望江楼隔江对峙。清代末期此处街道形成，逐渐成为宋公桥街（南起古佛寺街，北止化城寺街南口），具体位置在今天452空军医院大门右侧“江东民居”一带。

明朝初年，被朱元璋称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大学者宋濂，因长孙宋慎牵涉胡惟庸案而获罪，全家被朱元璋贬四川茂州（今四川茂县），途中宋濂病故于夔州（今重庆奉节）。朱元璋第十一子蜀王朱椿因感宋濂系开国功臣，乃将宋墓迁到华阳县。成化年间，蜀惠王又将其迁葬于成都净居寺侧，净居寺又名报恩寺，祀以宋濂，故有报恩寺街。

宋墓之南有一座桥，后人亦因之称之为宋公桥。清顺治三年（1646），“大西皇帝”张献忠退出成都，报恩寺毁于兵燹。成都荒废十八年后，重新建城，到清乾隆年间，在寺址建有以宋濂之号为名的潜溪书院。民国时期，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谢无量凭吊报恩寺遗址时曾有诗云：“报恩元古寺，小隐作茅堂。竹外无墙壁，花间得卧床。江声终日在，云意坐时凉。何必寻丘壑，郊原乐事长。”可见旧时的报恩寺一带是江郊野趣盎然、景色宜人的去处。加上临近锦江码头，那里本就是成都最大的生活市场，购买生活物资十分便利，商品价格低廉。

1940年5月，陈竹隐携朱乔森、朱思俞从昆明回到成都，在朋友金拾遗推荐张罗下，安顿在东门外宋公桥报恩寺。报恩寺当时已成为一座尼姑庵，坐南向北。

宋公桥街今日早已不存

根据多人回忆，以及笔者走访老人的口述，复原朱家的布局如下：

朱家住房共三间一厨，右卧室，左饭厅，厅之左边为书房。住房皆为泥壁草顶，阴暗潮湿，地面也是泥地。室内家具全借于朋友，无任何摆设装饰。书房里倒是悬有条幅，上书朱自清游衡岳时寄竹隐女士的一首诗：“勒住群山一径分，乍行幽谷忽于云。刚肠也学青峰样，百折千回只忆君。”1941年秋天，朱先生返回昆明后，生活倍加困难，陈竹隐不得不就职于四川大学图书馆。

挚友叶圣陶记录说：“佩弦所赁屋简陋殊甚，系寺中草草修建以租于避难者也。”另一则史料有更详细的描绘：“居民院内面向出东门的大路，门内有一口古井，井旁有棵大柳树，里面是传统的两进庭院，前院住满了贫苦的百姓和逃亡的人家，穿过前院可见几丛竹林和几棵橘树。朱家住的是林边新搭建的三间茅草屋，泥土地，竹篱笆墙，茅草顶，阴暗潮湿，冬冷夏热。这里条件艰苦，特别是下雨天，屋里屋外全是稀泥，屋顶还是常漏雨。”

油盐柴米的忧烦

1940年6月27日，清华大学第八次评议会通过了朱自清、浦薛凤等六位教授1940年度“休假国内研究案”。朱自清在致友人吴组缃的信件里阐明了自己当时的心情：“今年请求休假，一半为的摆脱系务，一半为的补读基本书籍。一向事忙，许多早该读的书都还没有细心读过；我是四十多了，再迟怕真来不及了。”

朱自清有此紧迫的想法非常自然。他有些像一只钻入风箱的小动物，在现实的飓风与梦境的雷鸣电闪夹击之下，倍感丝毫不得喘气。可问题是，成都并没有为他安放一张安静的书桌。他等于从繁杂的公务中，又移身于另外一场油盐柴米的忧烦。

1940年8月4日，朱自清乘汽车由重庆抵达成都，首次开启了他的蓉城之旅。从铺就碎石路面的东大路一进城，他对成都的印象并不坏，但绚丽的西南城市风光仍然无法抵消他的经济苦境。在10日致校长梅贻琦的信里他写道：“蓉市风光繁盛，地域恢宏，确有似北平处。近时物价上涨甚速，日来且有购米不得之苦。但日常生活仍较昆明舒适甚多。唯自昆明来，旅费所需殊不赀耳……”

毕竟朱自清是洁身自好的谦谦君子，在成都期间，他从不愿向外人吐露自己的窘况。夜晚，为节约电费开支，他就在20瓦的白炽灯下看书写作。那时成都工业落后，电力不足，灯光昏暗可想而知。他在1941年4月28日日记里描述自己眼力出现问题：“出现复视，怕是老年的信号，但此症状可治。曾在油灯下工作几夜，光线摇曳不定，复视可能由此引起。”

成都米价开始疯涨，还发生“吃大户”事件。朱自清在日记中道：“闻西门外亦有吃大户者，皆甚激烈。”这一印象挥之不去，七年后他在《论吃饭》中追述：“（民国）三十年夏天笔者在成都住家，知道了所谓‘吃大户’的情形。那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天又干，米粮大涨价，并且不容易买到手。于是乎一群一群的贫民一面抢米仓，一面‘吃大户’。他们开进大户人家，让他们煮出饭来吃了就走。这叫作‘吃大户’。”

他同情饥民，激愤地说道：“没饭吃会饿死，严刑峻法大不了也只是个死，这是一群人，群就是力量。谁怕谁！”

“谁怕谁”是豪气的方言，朱自清写写，就罢了。文人的干天豪气，被生存的石磨一推一转，就碎裂了。

他在1941年3月的一天日记中写道：“本月支出五百七十元，数目惊人。”到了4月，他用埋怨的口吻写道：“米价高达四百元，甚可畏，生活越来越困难了。”5月25日，接父亲信，说已负债七百元矣。两天后，他说：“我尝到经济拮据而产生的自卑感。”因为他在成都金城银行领取的离校休假月薪为四百一十八元四角六分……

在这样清苦、忧烦的环境里，朱自清拼命写作、参加会议、举行讲座，不敢有稍微停歇。

因舞步生疏而尴尬

成都经常受到日本飞机的空袭，困境中的他和家人经常得到亲朋好友的接济，这让朱自清夫妇大为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张志和夫妇送上一百元食品，我们受不起如此厚重礼物；金拾遗夫妇赠送铺地砖八百块，还打发工人来安装，工钱也支付了，实在令人感激；余中英夫妇赠米一担……”

张志和（1894—1975），邛崃人，幼学陆军，辛亥参与革命，升任师长，驻江津，颇得民望。卸军职后，游历各国，悉心文化，对朱自清十分仰慕。1950年以后，张志和担任政务院（国务院）参事、民盟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三届委员、川盟主委。

闲暇之时，浓浓的友情不时冲淡着朱自清的忧烦。他还常与朋友们一起聚会饮酒、游览品茗，望江楼、草桥寺、文殊院、少城公园、百花潭、青羊宫、都江堰、青城山、新都桂湖都是他和友人们驻足之地，留下大量行吟诗词。他对成都的印象很好，认为成都气候温润，物产丰富，最宜居家。其实，这些认识只是相对于物价而言的。而对于一个学者而言，难道仅仅是渴望填饱肚皮吗？

他应邻居金拾遗、金襄七之邀请去参加家庭舞会。朱自清对舞会并不陌生，早在欧洲游学期间就参加过不少。他散文中的女性意象有数十处，有“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臂膊”等充满感性的妙句。可是，他的舞姿并不高明，多次因舞步生疏而感到尴尬；有时，遇到沉闷之夜，他也参加张家举办的舞会，受好奇心驱使，学习新式的舞步，可惜步伐错误颇多……

朱自清跳舞经历里记忆最深的一次，是一个周六去参加张君夫妇举办的舞会。这是一个大场面，十二对舞伴同时翩翩起舞。他后来又去过张宅参加舞会，朋友金拾遗对他的跳舞姿势委婉地提出了意见：身子不直，腹部凸出，步伐单调……面对有点发木的朱自清，金拾遗热心传授跳舞的秘籍。

偶有闲暇，他就带夫人与孩子在锦江一线漫步，最爱的去处自然是对岸竹林掩映的望江楼。锦江的流水携带着岷山的寒意与野味，伴随薄雾漫溢而起，行舟点点，宛如动画。这往往催动朱自清的诗情。1941年5月30日，他和陈竹隐特意去望江楼观看一年一度的端午龙舟竞赛。屈原已随流水去，是否还待后来人？朱自清的目光穿过水面的喧嚣，斜刺入水，他的眼睛湿润了……

《朱自清年谱》里，没有一字涉及1942年朱自清突然返回成都的情况。(www.xing528.com)

1942年，朱自清的大女儿朱采芷，已是四川大学教育系学生，一天路遇悍匪，身受重伤。朱自清听说，在昆明焦急异常。

朱乔森撰写的《一点零星的回忆》指出：当时大姐朱采芷在四川大学读书。川大在成都城外望江楼旁，那时学校四周有些地方还相当荒凉。大姐与同学走到学校附近时，遇土匪拦劫，因为没钱给他们，被土匪在大腿上捅了一刀，伤势较重。

为了解决回成都的路费，朱自清把他珍藏的清代名书法家包世臣所写的条幅，向银行作抵押贷款。银行以条幅不是不动产为由头，拒绝接受。这事为西南联大读书的学生迟镜海所知，他立刻筹措三万多元法币给朱自清。朱自清感动莫名，执意要把包世臣条幅拿给迟镜海，迟镜海坚辞，这样一来二去送了数次。

朱自清最后表示：学生不要他的画，他决不要学生送来的钱。迟镜海这才勉强把那画接受了下来。这事已过去了几十年，大约在1992年，已在巴西定居的迟镜海才把此事的经过说了出来，并把原画赠给母校，由清华档案馆保存（孙哲《迟镜海学长和朱自清师的一段感人故事》）。

朱自清与冯月樵的友情

朱自清日记里，唯一一次提及了著名的“金街”春熙路，不是去逛街买百货，而是去那里的书店帮友人购买资料。寻访图书与友人，成为他步出书房的主要原因。

姜健、吴为公著《朱自清年谱》里，记录1940年12月朱自清行踪：“同年，作《普益图书馆记》。稿已佚。”但此稿并未失传。

普益图书馆是民国成都的一家私立图书馆，主人是冯月樵先生。冯月樵（1900—1971），原籍四川南充，幼年丧父，随教育名家黄树滋先生受学。黄家学渊源，藏书甚富，冯月樵如入宝山手不释卷，学问根基渐渐扎实，大有精进。成人之后，他先后在成都、汉口、上海的聚兴诚银行、隆泰钱庄工作。20世纪20年代初，他受“五四”新文化传播的熏陶，思考以图书启迪民智，促成国家富强。

20世纪20年代，他同几位好友集资，在成都祠堂街少城公园对面的牌坊巷口处，办了一家普益阅报室，免费为读者提供省内外十几种报刊。1926年，冯月樵与毕业于四川国立高等师范（四川大学前身）英语部的李畹青结婚，夫妻俩同心协力，改普益阅报室为“普益协社”，发展为销售四川省内外各地书刊的大书店，经销左翼作家、进步作家的作品，近似于“五四”前陈岳安在成都地区所办的“华阳书报流通社”。普益后成为上海开明书店在成都的特约经销处，冯月樵也顺理成章成为开明书店股东之一。由于新书畅销，祠堂街新书店渐次跟进，最终形成了著名的新文化一条街。

1935年，冯月樵离开金融界，回到成都，一心一意打理书店、出版。抗战之前，他想把私家藏书公诸同好，在少城公园内租有一间房屋，取名为普益图书馆，兼营书刊出版与发行。

早在上海繁兴银行工作时，冯月樵就认识刚从欧洲游学归来的朱自清。当时，陈竹隐赶到上海去迎接朱自清，恰与冯月樵相会。老乡见老乡，分外亲切。

抗日战争爆发后，冯月樵愤于日寇入侵，国家民族危亡，在成都与黄启明（中共地下党员）合办《救亡日报》，宣传抗战，唤起民众救亡图存。为了普及读物，他们用铅字排版，选用夹江土纸印刷“活页文选”，成本低廉，传播广泛，“活页文选”风靡全川。当时，他与在上海开明书店编辑部结识的叶圣陶、胡墨林夫妇在成都重逢。自此，冯月樵与之过从较密，曾请圣陶夫妇编写语文教材，印成国文活页文选，供学校师生之用。抗战初期，月樵先生又在少城公园内租得一间房屋，开办一个小型图书馆，取名为“普益图书馆”，并将其历年所藏新旧书刊和字画等，公开陈列，任人取阅。

著名的“活页文选”，人们都以为是老开明即叶圣陶等主办的开明书店的出版物。其实，冯月樵才是最早编印甚至是精雕刻印“活页文选”的出版家。早在1924年左右，冯月樵就开始自行创制“活页文选”了。这一价廉物美、开启民智之举后来才被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等普遍采用。

1940年8月，朱自清由昆明到成都探视家眷，长住一年时间，其间偶然得知冯月樵在少城公园内举办小型图书馆阅读活动消息，主动前往，自此二人交往频频。朱自清对冯月樵历经世变却锲而不舍的学人本色十分钦佩，尤其对他“普益”民众、“不孳孳为利而惟启迪民智促进学术是务”的善举非常激赏。因为，他刚刚经历了一场图书的浩劫，已经让他悲痛欲绝。

普益图书馆

南迁途中，朱自清由湖南经巴蜀至昆明时，曾为清华大学运送一批图书，好不容易运来四川，抵达重庆了，恰值日机轰炸，大部分图书毁于一旦。朱自清痛失图书，加上痛失良友，至昆明清点余物时，图书已所剩无几。他回到报恩寺，当夜动笔写出《普益图书馆记》。

普益图书馆记 二十九年十二月 朱自清记古今藏书者众矣，或集精椠，或搜秘籍。大抵有所得则什袭而纳诸箧笥，不轻以示人。间有共雅量者，亦只辑印书目，传列善本。所以为人者，如是而已。若范氏天一阁略具图书馆规模者，盖绝无仅有。

图书馆之盛，肇自代近。所以网罗群籍，供应群览。其启迪民智促进学术之功，远在藏书家上。然必群策群力，始克观成，公家为之，其势顺而易，一二人为之，其势逆而难。其有以一二人之力集事者，则必位尊而多金者也。而冯君月樵则不然。君，今之有心人也，其办开明书店垂二十年。沪上新书日出，君毕力致之，以飨学子。其经营也，不孳孳为利，而惟启迪民智促进学术是务。故人争趋之。

君有意于图书馆久矣。身为布衣，又非素封之家，虑无以成其志。则就得书择其尤精者，各储副本，日往月来，所积遂多。此普益图书馆之始基也。设馆之义，甫定于抗战前年。历经世变，荏苒至今。君念兹在兹，锲而不舍，卒底于成。自经始以迄于乐成，皆君一人也。其发愿之宏，立意之坚，盖所谓能而贵者。岂彼沾沾自喜之藏书家所可同日而语哉！

成都固有图书馆而所藏者多旧籍。往求新书者入宝山，空手而返，君今设此馆，足以弥此缺憾。所谓独具只眼者非耶？普益之称，诚哉名副其实矣。国中乏有心之士，有闻冯君之风而兴起者乎？余日望之矣。

朱自清随即抄了一份寄给时在乐山的叶圣陶。1940年12月24日，叶圣陶日记记载：“晨得佩弦书，抄示所作《普益图书馆记》及和萧公权诗三首。”在诗中朱自清流露了沉郁的心境：“堂堂岁月暗消磨，已分无闻井不波。八口累人前事拙，一时脱颖后生多。东西衣食驴推磨，朝夜丹铅鼠饮河。剩简零编亦何补？且看茅屋学牵萝。”

此前的12月1日，叶圣陶应冯月樵先生约请，写过了一篇《普益图书馆序》，可惜此稿已佚。1941年6月30日，此文发表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十五卷六期“论著”栏目内，署名朱佩弦。在此引述的全文，系成都诗词大家黄稚荃女史保存，得以流传。她写有《抗战期中冯月樵对成都文化事业的贡献》，刊载于1985年《成都文史资料选集》总第九辑。但黄稚荃抄录的《普益图书馆序》与《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刊发的文章颇有出入，估计是朱自清后来润色过才提供给杂志发表，造成了这一差异。

冯月樵没有辜负朱自清的希望。

黄稚荃回忆：“1950年，冯月樵响应政府号召，走联营的道路，与北新书店等五家联合成立新川图书公司，由新闻出版处领导。1965年合营为成都书店，最后合并入成都市新华书店。”（1985年《成都文史资料选集》总第九辑）

值得一说的是，成都普益图书馆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开办到1952年。其间还出版了《子恺近作散文集》（1941年）等大量优秀读物。如今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里，至少有数百种珍贵书刊来自冯月樵的购置。“普益图书馆”的贴标至今还保留在这些书刊上，睹物思人，岂不让人感念……

在成都诸友中，叶圣陶与朱自清情义最为深厚，交往最为频繁。叶圣陶住在城西，朱自清在城东，少城公园刚好在两者中间，这里的茶社成为他们碰面之地。暮春时，他到少城公园鹤鸣茶社等候叶圣陶，一次突遇空袭警报大作，就按事先说定的，约会取消。

1941年晚秋，休假结束，即将回昆明上课。朱自清考虑再三，还是将家眷留在了成都，只身返滇。叶圣陶闻讯赶来相送。在九眼桥码头，遥看望江楼，两人相视，默然无语。从此天涯一方，不知何时再得相晤？看着滔滔江水，彼此心生无限惆怅。

叶圣陶临别有赠诗《送佩弦之昆明》：

平生俦侣寡，感子性情真。南北萍踪聚，东西锦水滨。追寻逾密约，相对拟芳醇。不谓秋风起，又来别恨新。

此日一为别，成都顿寂寥。独寻洪度井，怅望宋公桥。诗兴凭谁发？茗园复孰招？共期抱贞粹，双鬓漫萧条。

在成都一地，朱自清与叶圣陶关系最为亲密，也许是两人性情相投的缘故，他们的唱和、合作、聚会极多。

直到1946年8月28日，朱自清与张志和一道，去城西罗家碾王家岗的叶圣陶居所辞行，此为他们人生的最后诀别。

为闻一多遇害拍案而起

1945年，昆明直飞成都的航班终于开通，朱自清感到了特殊的便利。6月29日他顺利飞抵成都。7月4日去书院正街餐厅出席为陈竹隐生日而举行的庆祝会。他在成都这几年，连续应邀出席作家、教授在成都著名的北方味餐厅宴宾楼、总府路的明湖春酒楼、荣禾园酒家、不醉无归家酒家、吴抄手的招饮，并应邀参加过四川省主席张群在励志社的宴请以及军界要人邓锡侯的生日宴会。

他毕竟囊中太过羞涩，中学老同学丰子恺来成都举办画展，他竟然连请一顿酒也做不到，最后只好写了四首诗送去祝贺。次日，心中不安的他委托朋友去画展现场代购了丰子恺两幅画。

1946年7月16日，针对有读者对《荷塘月色》里晚上蝉鸣现象的质疑，朱自清在昆明以及在锦江边就很容易找到答案，闷热夏日的上半夜，蝉的确是要鸣叫的。朱自清多次陈述过这样的写作观，应“于一言一动之微，一沙一石之细，都不轻易放过”，“每事每物，必要拆开来看，拆穿来看；无论锱铢之别，淄渑之辨，总要看出后而已，正如显微镜一样。这样可以辨出许多新异的滋味。”（《朱自清全集（第1卷）》）

朱自清很快写出《关于“月夜蝉声”》一文，算是回答。第二天他起床略迟，翻翻当日的报纸，一看，他就呆住了：闻一多先生于前天在昆明遇害！他霍然拍案而起。

朱自清和闻一多曾被誉为清华中文系的双子星座，二人情深义重。

在报恩寺的居室里，他无心茶饭，陷入了无限悲痛。好友的鲜血，让他无法入眠。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如此看法：“此诚惨绝人寰之事。自李公朴被刺后，余即时时为一多之安全担心，但绝未想到发生如此之突然与手段如此之卑鄙！此成何世界！”表达了他对黑暗制度的极度痛恨。闻一多事件对于朱自清而言是一个性格的分水岭，他彻底变了。他不再是温文尔雅的循循儒者，他要呐喊，他要燃烧……

他顾不上别的了。奔走呼号，参加了在成都举行的一系列悼念活动。

1946年8月16日，写新诗《悼一多》。这是朱自清新诗搁笔二十年来的第一首力作，该诗最后一节写道：“你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你自己，/遗烬里爆出新中国！”

18日，朱自清决定立即返回昆明，要立即担负起“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召集人的责任。当天，由民主人士张澜主持，成都各界人士齐聚西顺城街蓉光大戏院，召开纪念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朱自清抱病赶往会场，有人提醒他要注意暗杀，他愤怒不已：“谁怕谁！”他在会上义愤填膺，悲极而泣，演讲完毕中途退场。会后，张澜即遭到暴徒袭击，头部血流如注……

第二天一早，朱自清带家属从牛市口东门汽车站乘车，奔赴重庆。这一天，也是他与成都的诀别之日。

到达重庆后，他仍然到处讲演闻一多功绩，宣扬他“不怕烧毁”的抗争精神。如果说，真诚是朱自清散文的最高圭臬，那么，反帝爱国精神和决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清洁精神，勇于反思和扬弃的人格，构成了朱自清的文化向度。这恰恰是如今的文化人最应该缅怀、反思、汲取的骨中之钙。

朱自清回报成都的力作

朱自清《外东消夏录》这篇文章与他后来所写的《我是扬州人》一样，具有划时代意义。

这个题目是仿高士奇的《江村消夏录》。文章写毕于1944年8月31日的昆明。费时五日。原文计六节，初次发表于《新民报》时，竟被编辑大笔一挥删去一节。当时流行“只有大编辑和小作家”的编辑观，由此也窥见民国时期报刊编辑的刚健之气。文章分“引子”“夜大学”“人和书”“诗境的成都”和“蛇尾”五节，叙述了他对成都的印象。朱自清毕竟文笔老辣，“持中”叙述中，对成都做了细腻入微的描述。亲历的苦难总会反刍为一种泪水浸泡的温情。他认为成都是与北京很相似的古城，且气候温润，物产丰富，最宜家居。

在其中一节《成都诗》中，他写道：“据说成都是中国第四大城。城太大了，要指出它的特色倒不容易。”笔者就没能找出这个“据说”的另外出典，这分明是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成都为“中国第四城”之说。

现在，我们承认朱自清是“中国第四城成都”的命名者，毫不过誉。

一个城市的特点往往与古迹具有藕断丝连的关系。由于张献忠之乱，成都城内的古迹几乎被荡涤一空。即便不容易找，朱自清还是找到了成都的一大特色，那就是回荡在大街小巷里的“闲味”。这种“闲”，似乎潜移默化地浸入了他内心深处。他体味出成都的“闲”，既为一种银杏落叶飘在地面、被微风带动兀自而舞的“闲”；又为一种“早睡早起身体好”的农耕时代的“闲”。而对于朱自清来说，这种“闲”是一种很难细诉的状态，犹如蜀地无处不在的薄雾，是一种只能意会不可言说的群体氛围。尽管他已竭力以老道的文笔表达了这种飘浮在空气里的气氛，但还引用了被誉为“现代游记写作第一人”的易君左先生的《成都》一诗，来进一步佐证这种感觉：“细雨成都路，微尘护落花。据门撑古木，绕屋噪栖鸦。入暮旋收市，凌晨即品茶。承平风味足，楚客独兴嗟。”朱自清对市井里这种闲到乏味的生活是有看法的。他特意对这首诗进行了一番阐释，仍然采用的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之法：“易君左‘兴嗟’于成都的‘承平风味’。但诗中写出的‘承平风味’，其实无伤于抗战；我们该嗟叹的恐怕是另有所在的。我倒是在想，这种‘承平风味’战后还能‘承’下去不能呢？在工业化的新中国里，成都这座大城该不能老是这么闲着罢。”

他仍觉得，只有“住过成都的人该能够领略这首诗的妙处。它抓住了成都的闲味。北平也闲得可以的，但成都的闲是成都的闲，像而不像，非细辨不知”。北平的闲，似乎还掺杂有皇城根儿的隐然傲意；成都的闲，是平民们开源节流、想方设法舒适自己的气场。成都人从河边捡回几块大石头，在院子里随意一摆，再种上几棵泡桐树，就可以美其名曰地欣赏“园林梦”了。这在江南人或北平人看来，惊诧莫名。

文章结尾，朱自清的笔再次回到了树：

成都旧宅于门前常栽得有一株泡桐树或黄桷（葛）树，粗而且大，往往叫人只见树，不见屋，更不见门洞儿。说是“撑”，一点儿不冤枉，这些树戆粗偃蹇，老气横秋，北平是见不着的。可是这些树都上了年纪，也只闲闲的“据”着“撑”着而已。

看起来，他固然实现了“消夏”，但如何才能实现“消愁”呢？朱自清并没有找到答案。

朱自清的三个梦

朱自清写有大量日记，生前并没有公开发表的打算。翻阅这些日记，更能近距离地了解先生真诚、朴实、单纯的内心世界。1931年到1936年的日记里，有三则都是写他夜里做梦的情况。奇怪的是，这些日记所记的三个梦，竟然指向同一个沮丧的内容：

1931年12月5日：“……梦里，我被清华大学解聘，并取消了教授资格，因为我的学识不足……”

1932年1月11日：“梦见我因研究精神不够而被解聘……”

1936年3月19日：“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

这三则日记分别写于不同年份，前两则是在英国游学时所写，后一则写于清华大学。这期间，他也由中文系代理主任正式担任系主任之职。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境遇，而竟做着同一个内容的梦。足以发现，他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朱自清做事做人本就极其认真严谨，从日记中可看出他永远觉得自己资质一般，不够聪敏，也不够勤奋努力。他不时地自我反省，自我审视。到清华大学后，心理压力就更大了……巨大的压力，清贫的生活，繁重的工作，使得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

朱自清孙子朱小涛认为，祖父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压力，应该有如下三个原因：

第一，教非所学。朱自清是学哲学的，但教的却是国学。第二，他只是本科生，而清华大学却是名流荟萃、大师云集之地。第三，清华大学严格的用人机制和学术竞争环境。再加上他自己由中学教师升格为教授，由教授又任系主任，他自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因而压力越来越大。他担心自己在学术研究上落伍，曾几次提出辞职，想专心治学。他不断地自我要求，自我完善，大量阅读各种书籍，每隔一段时间就制定一个读书计划。他虚心向语言学家王力，诗词专家黄节、俞平伯等人请教，借来他们的著作阅读学习。自己的日记，他也用中、英、日三种文字甚至汉语拼音书写，以此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

当然，朱自清记梦里，并非一律暗无天日的愁绪，他也有怡然之梦。

1941年11月19日，朱自清住在叙永县李铁夫家里，吃得太好，他一夜尽在梦境中度过。第二天起床，朱自清写成《好梦·再叠何字韵》诗：“山阴道上一宵过，菜圃羊蹄乱睡魔。弱岁情怀偕日丽，承平风物殢人多。鱼龙曼衍欢无极，觉梦悬殊事有科。但恨此宵难再得，劳生敢计醒如何？”梦境与现实的判然疏离，反而更让人觉得，不如不做这样的梦。

让人伤感的是，这般“娱目畅怀”，他只有在梦里可以窥见了。而且，好像仅有这么一次。

1947年除夕，清华大学国文系举办了一场师生同乐晚会，当时朱自清的肠胃病已经颇为严重，他是带着一脸病容参加。学生们给他化了妆，穿上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他还和同学一起跳舞。余冠英、李广田教授也来了，大家高唱《青春进行曲》：“我们的青春像烈火一样鲜红，燃烧在战斗的原野。我们的青春像海燕一样的勇敢，飞跃在暴风雨的天空……”

1948年夏天，在肠胃病折磨下，朱自清的体重越来越轻，最轻时才38.8公斤，真是身轻如燕了。也就是这个时候，他在拒绝领取美援面粉的声明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以区区不足八十斤的身躯托举起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但他由于胃病原因，仍然渴望吃东西，甚至暴饮暴食……这进一步加剧了病情。也就是说，朱自清不是被饿死的。

翻开1948年的日记，我们没有看到他为食物短缺而苦的记载，相反，多的倒是下面一些文字：“饮藕粉少许，立即呕吐”；“饮牛乳，但甚痛苦”；“晚食过多”；“食欲佳，终因病患而克制”；“吃得太饱”……

就在他逝世前十四天的1948年7月29日，也就是他在拒领美国“救济粮”宣言上签名后的第十一天，他还在日记里提醒自己：“仍贪食，需当心！”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辞世。

朱自清去世后，夫人陈竹隐在整理他的遗物时，看到他的钱包里，整齐地放着六万元法币，可惜，这点钱连一块小烧饼都买不到……清华大学第一次降半旗致哀；追悼会上，校长梅贻琦致辞时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数月之内，社会各界纪念诗文多达一百六十余篇，形成了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

（本文原载于2017年8月9日、16日、23日、30日《华西都市报》

作者：蒋蓝 摄影：蒋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