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走入晚境：历史的注脚

几年前，读了诗人翟永明的文章《林徽因在李庄》，平缓的叙述与少见的干净笔触里，其实多少透露了女诗人的“情境认同”，一种尽量克制的伤感，仍然在叙述的字里行间悄然释放，直到某个突然的尽头。后来，再读到陈岱峻先生的全景式描述，不禁对李庄产生了些许神往。毕竟，到了四十岁这个年纪，本不应该将一个人与一个逗留之地强行联系起来，山川依旧，人去屋空，如此而已。但情绪并不遵从这个法则，很多地方，不就是因为一个人的足迹，或者仅仅是一个人名就被人们铭记一生的么？

不愿惊起沉睡的尘埃

2005年春，诗人李加建应邀为李庄撰写画册《人文李庄》的文字，笔者作为本书的特邀编辑，前后去李庄七八次，少不了也到月亮田的“林梁故居”看看。记得一天中午从席子巷去月亮田，机耕道上满是赭红色砂岩和鹅卵石，被黏土胶合，吸满了暑热，走在上面就像走在蒸笼里。偶尔有江风打过来，芦蒿摇曳，太阳在田里乱闪，水稻的气味兜头而下。见一小排农家瓦房，小学老师王荣全对我说，那就是张家大院。

陪同我们的王荣全老师，是土生土长的李庄人，他的嫂嫂李淑华当时就经常为营造学社提供蔬菜、瓜果等，日子一长，油盐柴米、问药买茶，她几乎成了营造学社在本地的代理人。往事从王荣全口里流出来，宜宾话的爆破音，宛如顶破石板的竹笋。

没有人进一步说明月亮田的准确含义。当地秀才左照环先生认为，是曾经有一块弯曲如月的水田而名之。它位于李庄镇子西面，依山临水，一边是缓慢而降的“柑子坡”，柑橘的灯笼在寻找月亮的踪迹，另一边是泥褐色的滚滚东去的长江水。空气中弥漫着大江的水腥味。在依山一侧，宜宾特有的修篁直插天穹，并不规整的稻田像破碎的镜子，叠光返照，构筑着一派田园景色。

上坝月亮田当然不止一个张家大院，四周散落着碉堡式的几幢民居。如今在层层稻田、蔬菜的围合下，只剩下孤立的呈 L 形的一小排平房。张家大院的正房基本保留了原貌，租借给营造学社侧面的两个小院没有了，那些一直摇曳在回忆录里的香樟树、芭蕉林、桂圆树也已不存，那棵桂圆树曾经绑了一根大竹竿，供营造学社的老少晨练，更是日后古建测绘升屋上房的必会技能。值得庆幸的是，营造学社办公室和部分宿舍的建筑基本保持了原貌。在两扇新做的木门两边，连接板式的木墙；粗大的木柱间以篾条、泥巴、碎谷草、白灰泥修筑成的串夹壁，最大的一间是工作间，光线并不好，全仰仗玻璃亮瓦。里面摆放着粗糙的四方桌和长板凳，但据说只有那张靠窗的书桌才是当时的旧物。屋后有一方小天井，杂草横斜，时间的青苔将铺路的石板盖了个严严实实。

林徽因

正厅左边是梁、林的卧室，地板朽坏，一走就“吱嘎吱嘎”叫唤，来人不得不放轻脚步，不愿惊起沉睡的尘埃。透过窗户，并不能望见大江，也听不到江涛的低鸣。笔者想，对一个心情并不好的人来说，这反而是好事。让人不由得推测林徽音将“音”改为“因”的心机。“徽音”出自《诗经·大雅·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就是说：大姒继承好遗风，多子多男王室兴。“徽音”即美誉之义。为避免与海派男作家林微音相混淆，1935年以后，林发表作品就改署“林徽因”。她的理由不大像出自一个弱女之口，说是出自一个少不更事的理想主义者恐怕更为合适：“我不怕人家把我的作品误为林微音的，只怕日后把他的作品错当成我的。”这种脾气，就像冰心写了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讽刺林徽因，林徽因就从山西带回一坛陈年老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消受一样。韩石山在传记里感叹：“对林徽因这个人来说，改叫徽因或多或少减少了些叫徽音的韵致，假若世上真有韵致这回事的话。”（《徐志摩与陆小曼》）而着眼于林的心性，韵致早已吹气如兰，挥之不去，即使名字少些韵致，但韵致又哪里是一字之易就更增删的呢？不过，这“因”字偶然被林拈起，倒是暗合了因字的本义，就是“茵”的本字，指坐垫、车垫，像人在车席子上，当然了，理解为芳草茵茵、气息氤氲也可。改名已经十年，十年足以抵百年尘梦，在李庄的岁月里，林徽因陷入了潮湿、闷热、音讯阻断的境地。“太太的客厅”“金童玉女”之类，已经随山坡上的岚烟消散。月亮田，并没有因为丽人的到来而南山悠然。

营造学社入住李庄后的第一个考察目标，便是川南的僰人悬棺。距李庄约二百多里的兴文县曹营乡的苏麻湾和珙县麻塘坝，是僰人悬棺的集中区。1941年春，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陈明达一行来到曹营乡的苏麻湾，斧削般的陡崖上，不时有大鹰盘旋，蔚为壮观。学者们对悬棺之谜展开了各种推测，林徽因说，这些谜还是留给后人去解开吧。其实，无法经历的事，对陌生者就是“谜”。1942年，林徽因在大足石刻考察中偶感风寒，回李庄后肺病加剧，一躺，竟然就是四年。

林、梁偶尔心情好，会出去散步，在田埂上散步。尽管西装不再挺括，但梁仍然保持绅士风度，因为他挎着当地十分罕见的相机。开始阶段，林一直穿素色旗袍，松挽头发，江风迎面一吹，站在秧田里的农民就直起腰杆，看这流动的风景。由于口音关系，当地人不明白他们的问询，只好憨厚地笑。他们大度地点头致意。一般来说，他们不会走太远，这主要是由于林的身体。肺病，这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名病症，几乎成为了一种“文化病”。

当然，这倒不是说穷人就与此无缘。但当地人很清楚，在封闭的穷乡僻壤，得肺病的人的确甚少，而文化人的每一声咳嗽，总会在古典的海棠前，增添一丝触目的血痕。郁达夫甚至在《沉沦》里予以了美学化的比兴：“他想把午前的风景比作患肺病的纯洁的处女，午后的风景比作成熟期以后的嫁过人的丰肥的妇人。”就不用说三十六岁即逝世的刘师培了，后来的高君宇、瞿秋白、鲁迅、萧红、郁达夫、柔石，连徐志摩早期渴慕的圣女——英国小说家曼殊斐儿（现在译作曼斯斐尔德）也三十五岁就死于肺病。徐志摩只见过曼殊斐儿二十分钟，他称之为“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曼氏之死一度让诗人痛心疾首。如今，他挚爱过的林徽因再次置身于肺病的麾下，真不知是否是天意的作弄。

梁思成把金笔和表都当了

李庄没有西医，农民吃点中药就可以长寿，死乃天意。人们不大谈论这些。但梁思成必须履行学者丈夫的责任。他学会了注射，多次向老友们求助，甚至自己去宜宾设法求医问药。最后，把伴随他二十多年的派克金笔和从纽约州北部的学府之城绮色佳购得的手表（估计这是他们去美国度蜜月的纪念）也送进当铺。梁思成拎回两尾草鱼，林徽因不解，梁思成幽默地说：“把这派克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这是真正的黑色幽默！这两样东西，是一个文化人的最后标志了，他彻底付出了，他已经到了绝境。

为减轻压力，梁思成借去成都办事的机会，弄到了一些西红柿种子，委托博物院筹备处李济带回李庄，请人在家门前田边种植起来。在此之前，李庄人并不知道西红柿为何物，看着这些肥硕的红果，农民们一尝，更是受不了那股奇怪的味道。听说林徽因为此笑个不停，她偶尔到番茄地看看。移栽到陌生之地，就能扎根而结果，人却远没有这种适应性。刚摘过果实的番茄秧，就要枯死了，来年它还会有红透季节的运气么？

林徽因缠绵病榻，不停地咳，持续，而尽力克制。声音被农民听到，五脏六腑仿佛要全部一涌而出。他们听着嘶哑的声音总觉得有些陌生。梁太太怎么了？得了这种病，唉……

梁思成在李庄用的印盒（正面）

无法得知林徽因当时的思想，但我敢说，那些风华与韵致，那些微笑与理想，那些萦绕在西山、英伦的缱绻，简直不可能被回忆。一回忆就会让人血流不止。从现在保留下来的很少一些在李庄时期的照片来看，林的陡然衰老，未必仅仅是病的原因。而且从此之后，林徽因再也没有复原。这就像一个人，不得不去一个陌生之地，身体去了，但令他牵肠挂肚的东西却在另外之所，他必须具备让灵魂往返于长途奔波的马拉松技术。一个人已经名满江湖，固然可以厌倦名声，一个人情有所属，固然可以古井不波，但那些从窗口飘荡而来的汽笛和云影，大概不会让一个诗人心如死灰吧。举个例子，我们知道徐志摩飞机失事后，林徽因收藏了一块在失事地找到的飞机残片（一说是座位上的木板）。她从来没有在李庄出示过，但显然是带到了李庄的。在五年时间里，难道从来就没有触摸过这金属的锋口么？

徐志摩前妻张幼仪很反感陆小曼，也不得不承认陆小曼很美，是个天生的美人胚子。但性情直率的张幼仪还说了一句很富哲理的话——林徽因是“一位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这句话花下藏刺，棉里裹铁。反过来看，我们看不到一句林对她们的评价。也许，这些压根儿就跟自己无关。可是，既然已经无意闯进了一个牌局，渴望独善而退，只怕是不容易的。

病到深处，时光就慢下来，往事在蒸发，由清晰而渐次模糊，就像远行的背影终于融化到夜色，剩给自己的，就是一片菜油灯聚拢的安详。油灯只能照亮它自己，但暗示了周遭黑暗的广阔。在每一次灯花的爆裂中，椭圆的灯火顶起了黑暗。那些从缪斯丝质长袍上飘落的碎光，如今，开始被一盏菜油灯置换。灯下，已经没有了烛影摇红、撒豆成兵的幻梦，只有一件事情很明确，在最不需要感情左右的古建筑世界，让剩下的光得以延续或扎根。是的，就是延续。

营造学社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工作台

在李庄一共出版了两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以下简称汇刊），即第七卷第一、二期，印数极少，保存至今的已经成为珍品。梁思成在抗战期间的学术研究成果，大部分都登在这两期刊物上。病床上的林徽因承担了出版刊物的工作，其中一期就由她编辑。李庄只有一处印土特产标签的石印作坊，由于纸张缺乏，他们便自己绘图、刻写、编排。最麻烦的在于要把照片内容用药水绘在纸上。成品纸是马粪纸，然后进行石印，从折页子、修切、打孔、穿线到裱装封面都要自己动手完成。这其中凝聚了学社同人们无数的才智和心血，甚至还包括林徽因母亲的功绩。以简陋的石印出版的这两期堪称精美的高质量汇刊，受到国内外同行的持久赞誉。我看过几幅翻拍自哈佛大学馆藏的汇刊照片，在林徽因编辑的一期里，目录页刊印有勘误表，足以见证其孜孜以求精神。正文均为铁笔刻写，其中有一部分是出自林徽因的手笔。所谓字如其人，真是毫厘不爽。

更费心血的，自然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对《中国建筑史》和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写作。我无法想象的是，在这间简陋的住房里，要在书案上、病榻前堆积起浩繁的史籍和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数据、大量的文字记录，然后进行分类、编排、归总、撰写。他们有一台1928年出厂的打字机，由于缺乏打字机的色带，所以总是打不出颜色，就用墨汁加上煤油，自己试制色带的墨汁，然后再涂上色带。时间在流逝，书稿在增加，而疾病也爬上了眉梢。林徽因在承担该书全部的校阅和补充工作之外，撰写了书中第七章五代、宋、辽、金部分。1944年，《中国建筑史》终于杀青，结束了没有中国人书写的中国建筑史的缺憾，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土建筑艺术的偏见。限于当时的条件，只用钢板和蜡纸刻印了几十份。而《图像中国建筑史》的正式出版，则已是距完稿整整四十年以后的事了。

深入地进入到一个陌生而奇异的领域，尤其是对这些领域逐步开始产生奇怪的感情，是很容易迷路的。金岳霖在写给费正清、费慰梅的信里描绘林徽因说：“她是全身心都浸泡在汉朝里了，不管提及任何事物，她都会立即扯到那个遥远的朝代去，而靠她自己是永远回不来的。”

这就逐渐让人们感觉到，在林徽因的生命历程里，的确有一个微音哑散的“李庄时代”，是她性格、身心陡然转折的时期。从她的年表里可以发现，1940—1945年，她总共写了四首诗，即《一天》《十一月的小村》《忧郁》和《哭三弟恒》，平均不到一年一首，但均为她诗作中的精品，体现出了一种舒缓的慢性美学，感伤、迷惑而追忆，逐渐摆脱了以往绚丽、轻快的高亮节奏，将一种形而上之思引渡到了字里行间。所以，如果说李庄之前的林徽因，无论是在北平、长沙还是昆明，都还多少保持了她的客厅遗韵的话，那么在李庄之后，她无疑被疾病与萧索，带到了一个平淡得不容艳丽与芳香回旋低萦的领域。她那意象飞动的天空，已经为自己的弟弟林恒的阵亡和几块小小的亮瓦替代。在一个连风也吹不到的病榻上，作为太太客厅的女主角，俨然已成为心如槁木的病妇。

弟弟林恒阵亡后

十一月的小村（节选）

是什么做成这十一月的心，

十一月的灵魂又是谁的病？

…………

无论我坐着，我又走开，

我都一样心跳；我的心前(www.xing528.com)

虽然烦乱，总像绕着许多云彩，

但寂寂一湾水田，这几处荒坟，

它们永说不清谁是这一切主宰

我折一根柱枝看下午最长的日影

要等待十一月的回答微风中吹来。

弟弟林恒牺牲后，林徽因对一个叫林耀的飞行员特别关爱。他来自澳门，是林恒的朋友，林徽因称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林耀也常给梁思成夫妇写信。

1941年，他作战负伤，左肘被射穿，打断了大神经。医生知道他酷爱西方古典音乐，便劝他买架留声机，用音乐来镇静。他最终还是恢复了手臂功能，又驾起了新型驱逐机。归队前夕，利用短暂的假期，他专程到李庄。临走时，他把唱机和唱片都留给了林徽因，说自己用不着了，竟是一语成谶。就这样，梁思成夫妇失去了又一位飞行员朋友。发潮的唱片，在留声机转盘上流泻出走调的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就像那些苦难的时光，浸透着林徽因不尽的哀思。她的病越发严重了。

梁、林的学生，后来成为梁妻子的林洙在《梁思成之死》一文分析说：“事实上林先生的早衰正是抗战时期后方恶劣的环境所造成的。”这“早衰”一词，正中要的。

三十六岁是本命年。但徐志摩就在三十六岁失事。如果说三十六岁的林徽因进入李庄时的韵致让时代记忆犹新的话，那么，在五年以后她离开之时，她一步就跨入到老境，这中间似乎没有舒缓的过渡。抗战胜利后她到达重庆时，医生对梁思成说：“来太晚了，林女士肺部都已空洞，这里已经没有办法了。”

在林徽因陷入李庄的岁月里，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之牵挂。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健吾之于林徽因，就颇值得一记。其实，比林徽因小两岁的李健吾与她只有一面之晤，但对一个有朦胧情怀的男人来讲，已经够了。

听到林徽因病故的消息，身在上海的李健吾立即表达了对林徽因和其他三位女作家的情感。他在《咀华记余·无题》中说：“在现代中国妇女里面，有四个人曾经以她们的作品令我心折。好像四种风，从四个方向吹来……时时刻刻被才情出卖的林徽因，好像一切有历史性的多才多艺的佳人，薄命把她的热情打入冷宫……”“四位作家，死的死（据说林徽因和萧红一样，死于肺痨），活的活。都在最初就有一种力量从自我提出一种真挚的，然而广大的品德，在她们最早的作品就把特殊的新颖的喜悦带给我们……”

后来，李健吾确切得知林徽因尚在人世，喜出望外，立即写了一篇《林徽因》。这篇文章几乎不为世人所知，斫轮老手李健吾只用了千余字就说明了一切，用“赤热、口快、性直、好强”清楚勾勒了林徽因的性格特征。但是，李庄时代的林徽因，显然已经从这些特征旁边绕过去了，宛如她从来没有一幅在李庄的玉身长立的照片，更没有留下在修篁摇曳的背景下微笑的镜头。她已经绕过了这些风月，在疾病的边缘坐下来，看那些模糊而斑驳的石板、雕刻、垂花、衬枋，如同在日记里打量自己的足迹。我估计她根本没有见到李健吾的文章，即使见到了，那又如何？走出了客厅的主人，已经不需要再说什么了。眼下，她甚至觉得：“不断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宋、辽、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

林徽因口中常喃喃地念着莎剧《哈姆雷特》里那句著名的台词：“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逗得大家开心一笑，他们很自然地将这句台词的意思理解为：研究还是不研究，那是一个问题！其实，这并不是“玩笑”，未尝不是她心绪的流露。

小小的印泥瓷盒

这里，有一个大人物自然绕不过去，那就是金岳霖。金前后两次从昆明赶到李庄，说是来写文章，其实主要是为照顾林徽因。早年，林曾半开玩笑地送了他一只公鸡做伴，不想竟培养了逻辑学家养鸡的终身爱好。风尘仆仆的他，1941年秋天来到李庄，就张罗着买小鸡雏，在林家后院拉开了行家架势。王荣全老师提供给我一张从梁从诫家里翻拍的老照片——在梁家的后院里，金岳霖弯着腰，左手挽个竹篮子，右手伸出，摊着手在喂鸡。他的身后，刘康龄（刘致平之女）、梁思成、梁再冰、梁从诫，错落成两排，全都盯着鸡们欢快地进食。可以看到，院子周围扎着半人高的篱笆，篱笆外还有一棵大树，绿荫倒挂而下。只是如今，这棵树如同往事已不存。站在后院里，听到尖锐而悠长的蝉鸣，似乎把明晃晃的阳光，提到更高的速度，垂直的光照在青石板上乱溅……

按照金岳霖的说法，他一生共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写得最差的是《逻辑》，而花费精力最多的是《知识论》。1939年他到昆明不久，六七十万字的《知识论》已经杀青。后在一次跑警报的路途中不慎丢失。金岳霖到达李庄后，很为营造学社的纯正学风所感，他借了营造学社一张桌子开始重写《知识论》。

大家互不干扰工作到下午，梁思成和同人们放下工作，一些人开始在空坝上爬竹竿，借此锻炼身体。梁思成找来一个大茶壶，与金岳霖闲聊，林徽因躺在马架椅上，被人抬到坝子上来透透气。

1941年8月，林徽因写信给费慰梅、费正清，用了一个奇特的比喻：“思成是个慢性子，愿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家务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到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辗死，他却永远不会。老金（正在这里休假）是那样一种过客，他或是来送客，或是来接人，对交通略有干扰，却总能使车站显得更有趣，使站长更高兴些。”信后还有金岳霖的附笔：“当着站长和正在打字的车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车通过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经过纽约中央车站，却从未见过那站长。而在这里既见到了车站又见到了站长。要不然我很可能会把它们两个搞混。”

在“车站”“站长”和“过客”之间，身份时而清晰，有时又是互嵌的。也许，“过客”比所有人都更坚守职责，成为车站永久的居民。

前不久看过一个资料，是对暮年金岳霖的访谈，谈到林，垂垂老矣的金岳霖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每读至此，我就无法再读下去了。

王荣全老师告诉笔者，2003年以前，他一家就住在张家院子里的几间偏房里。1954年搬进去时，他还是个孩子。他说：“书架上有英文书，哪个也看不懂。后来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家具旧得很，后来也打来当柴烧……”如今，唯一的遗物，只剩一个小小的印泥瓷盒，成为承载他们手泽与心迹的凭证。

位于宜宾李庄古镇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一角 宜宾李庄文传供图

1945年8月10日，日本通过中立国瑞典、瑞士发出请降照会，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当天傍晚，李庄在外电广播中得到这个消息，这个夜晚，李庄跟重庆、成都，跟全中国一样沸腾。当夜人们走出家门，同济大学的师生以及中央研究院各所的学者们情不自禁地奔向街头，游行欢庆。四年来，林徽因第一次离开她的居室，是坐着滑竿去的。她形销骨立，只能强撑着病体，模糊着泪眼，默默地立在街边，看着欢呼的人群，分享着胜利的喜悦。在一座破茶馆里，她喝了一杯茶，以茶代酒，和着自己的眼泪……

自此开始，林徽因那一种“出门”的愿望开始被激活了。费慰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里回忆说：“她后来写信给费正清欢迎他去，还说：‘告诉费慰梅，我上星期日又坐轿子进城了，还坐了再冰的两个男朋友用篙撑的船，在一家饭馆吃了面，又在另一家茶馆休息，在经过一个足球场回来的途中从河边的一座茶棚看了一场排球赛。头一天我还去了再冰的学校，穿着一套休闲服，非常漂亮，并引起了轰动！但是现在那稀有的阳光明媚的日子消逝了和被忘却了。从本周灰色多雨的天气看，它们完全不像是真的……”后来，就是为了“玩玩”，一有了航船，她就和梁思成一起去了重庆，这是五年来她第一次离开李庄。

梁思成返回李庄后，写信来告诉费慰梅及林徽因：“为了治理长江险滩，一系列的爆炸已使重庆和李庄之间的班轮停运。就是邮递也只能靠步行的邮差来维持。徽因要回李庄已不可能。”显然，当时准备到重庆“玩玩”的林徽因，就这样离开了李庄，永不再回来……

唐朝的宋璟在《梅花赋》里说：“艳于春者，望秋先零；盛于夏者，未冬已萎。”明白这个道理并不难，但从来没有“艳”过“盛”过的人，又如何知道灿烂之后的平静，与一潭死水的云泥之别呢？所以啊，这话应该是经历者自况，而不是旁观者言。想想杜牧的诗句：“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栏杆？”心里不由得一惊，月亮田没有梨花，倒是后院唯一的一棵柑子树的小白花，庶几近之。林徽因留心过砌下的那堆雪吗？

在笔者看来，隐隐的还是觉得有些怅然。但对一个庇护了自己五年的穷乡僻壤，直到她离开，仍然没有找到答案。当林徽因跨进离开李庄的下水船的一刹那，斜照，最后一次将她的身影写在水上……

六十年弹指一挥，沉到漩涡的往事，又浮出水面。中央博物院的旧址张家祠堂已改建成李庄小学，那扇被梁思成称赞过的白鹤窗，被钉上了学校五花八门的标语；同济大学医学院的旧址祖师殿，除了前庭高阔，演绎着往昔的气度，其他的建筑基本上都成了混乱的民居，院子的几棵树之间扯了几条塑料绳，蔬菜的藤蔓爬满了中庭；同济大学东岳庙现在是李庄中学所在地……一切都物是人非，那些人和那些往事，已在光阴的冲刷下，不是再见告别，而是永诀。

（本文原载于2017年7月5日、7月12日《华西都市报》

作者：蒋蓝 摄影：蒋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