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锡良（1853—1917），字清弼，巴岳特氏，蒙古镶蓝旗人，晚清名臣。历经同治、光绪、宣统三朝。为官三十七年，以正直清廉、勤政务实而著称，是晚清政绩颇佳、贡献较大的历史人物。他早期在山西任职二十年，以廉洁、仁爱、为官认真著称。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进逼京师地区，锡良受命率部北上保卫京师，后知慈禧、光绪一行逃往西安，便改去山西太原护驾，被光绪帝任命为山西巡抚，防守后路。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热河任上半年里，积极整顿吏治、财务，兴办矿业，开垦荒地，整顿巡防等。光绪二十九年（1903），锡良调任四川总督，在四川积极推行“新政”。宣统元年（1909）2月，奉命总督奉天、吉林、黑龙江东三省的事务。辛亥革命爆发后，任热河都统的锡良即告病休养。卧病六年，他拒绝医治和服药，于1917年病逝，终年六十四岁。
没出息！
真的没出息！
当年捡了十三万两银子，你要充好汉，拿去交公。现在当个阅卷师爷，一个月薪水才十六两，哪辈子才能起篓子（湖北方言：发财）？
光绪二十八年（1902），晚清赫赫有名的幕僚陈宧，俯首帖耳，听了表妹兼老婆整整一年“河东狮吼”。
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我是盖世之才，还是庸碌之才？
待到第二年，蝉鸣蛙叫时，四川成都银号突然汇来八百两银子，并有一张信笺“酌请陈先生到成都相助”，落款是“四川总督锡良”。
得到四川总督赏识，陈宧新颜换旧貌，妻子唯唯诺诺，穷亲戚纷至沓来。高兴之余，他还娶了个温柔貌美的小妾。
乱世一奇士
居世逢乱离，始辨英雄士。
落魄在家的陈宧，先后收到了时任两广总督岑春煊和四川总督锡良的聘书，思量再三，他选择了锡良。
不仅因为锡良清风亮节，陈宧最欣赏的是，锡良每到一处振衰起弊，推行新政，是不折不扣的改革派。
带着新娶的小妾，辗转到成都，陈宧向总督府递上拜帖。
不料当夜，四川总督锡良微服简从，到客栈来拜访他。
问及治川之策，陈宧成竹在胸，慷慨激昂道：“四川天府之国，南牵云贵，北制陕甘，东压湘鄂，占尽地利。惜川内军队废弛，会匪彪悍，贪官横行，民生凋敝。都督四事可一振精神：培养军事新才；清剿袍哥山堂；严惩贪官污吏；兴办实业。”
一语惊人，四点均指要害，锡良大为钦佩，立即任命他为四川武备学堂会办，并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清理四川的营产。
陈宧在一个月之内完成了任务，做到了涓滴归公。锡良认为其不只能干而且廉洁，甚为器重。遂升任其为四川讲武堂提调，负责训练新军。后来的四川军阀刘湘、刘存厚等，都是他的学生。
在晚清，陈宧不仅是“湖北三杰”之一，更以廉洁清贫不贪财而被称为奇士。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陈宧被荣禄任命为武卫军管带（营长），带了三百多士兵坚守朝阳门。北京被攻陷后，他身负枪伤几十处，不得不撤离京城。途中，拾得银两十三万七千两，这是其他来京勤王的部队遗弃的，无人把守保管。
于是，他由兵护送至荣禄处交纳。在无官不贪、吏治腐败的晚清，陈宧此举让荣禄大惊失色，世上怎有这样的奇人？
对于此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之诚在《陈二庵将军小传》中也有记载：“庚子事起，为武卫军管带，守齐化门（今北京朝阳门），与敌力战，都门不守，銮舆西幸，收集余众，八十五人，冲西直门，浴血而出，途中得遗弃兵饷十三万七千两，亲至保定，以畀荣禄。”
于是，陈宧以奇士之称，闻名天下，“三公礼敬，督抚交聘”。
1916年，陈宧离开四川前，四川兵工厂金库里还有六万两白银，他没有占为己有，全部作为兵饷发给士兵。
锡良幕僚陈宧，1915年任四川将军
碧血洗银枪
九月的老成都，清晨，略有薄雾。
成都市二医院内科病房走廊墙壁上 ，有关锡良的介绍
总督府的守卫睡眼蒙眬，突然，有人敲打着沉重的门环。
这是从川边疾驰而来的信使，守卫向锡良呈上一道急令：驻藏帮办大臣凤全遇害。
凤全，字弗堂，满洲人。由以举人入赀为知县，在四川开始仕途之路，最初任蒲江知县。因其不畏强权，廉洁能干，调成都任知府。其执事公堂，与人交往，爱以“老子”自居，外号“凤老子”。
一日，凤全与四川总督岑春煊宴饮，猜拳斗酒，余兴尚豪。岑强要凤全再比试。凤全大吼道：“大帅如此高兴耶？老子今日只得陪你。”满座闻之，尽为骇然。酷吏凤全，真不愧为“凤老子也！”
尔后，凤全被调到成绵道，两年后任驻藏帮办大臣，为巴塘土司诱杀。
“收拾乱局，何人可为？”锡良问计陈宧。
“提督马公。”陈宧答。
四川提督马维骐，一员悍将，善使一杆银枪，其偶像是三国名将马超。
清光绪九年（1883），马维骐奉命出师安南（今越南）抗法，任绥远左营管带，驻军宣化，援应北宁独挡一路，屡败法军。班师回国，马维骐战功卓著，晋副将衔并恩赏“博多欢巴图鲁”勇号，其后历任普洱临元，昭通和广东潮州总兵。光绪二十八年（1902），擢升广东陆路提督，不久调任四川提督。
光绪三十一年（1905）二月廿一日，锡良奏派四川提督马维骐率兵五营进驻打箭炉，“相度事机，再行进发”。并派他的好兄弟——建昌道尹赵尔丰督办军务。
时值隆冬，风雪交加，道路险阻，粮草短缺。马维骐进退两难。
锡良却连下三道军令：进攻！进攻！进攻！在巴塘转战十余天，马维骐率队迷路了，更要命的是粮草供应也没有了。士兵两天没吃的，困倦和饥饿，令士气不振。马维骐正要演讲激励，不料，探子来报：在一荒僻小路搜得糌粑十余驮。天赐我也！有了粮食，饥困全无。不到两个月，前锋管带马德夺下鹦哥嘴，为收复巴塘赢得关键之战。
此后，马维骐分军三路进攻，叛匪望风而逃。清军擒获大土司罗进宝，副土司郭宗林保，被锡良命令就地正法。
马维骐将凤全遗骸送至打箭炉，交给凤全夫人收殓下葬。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巴塘“推行改土归流”，平叛结束。锡良奏：马维骐毅然前敌自任，立功绝徼忠勇冠时。朝廷以其功劳，赏马维骐头品顶穿黄马褂，诰授建威将军（正一品）。
炮震凤凰山
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的一个清晨，朝阳冉冉升起。
北门外驷马桥，裁缝铺的贺老三，正捏着一个“三义园”的“哑巴油饼”往嘴里送。
突然，凤凰山方向传来一声炮响，巨大的闷响，震落了贺老三的油饼。
他赶忙捡起来，拍打着上面的灰尘，“三义园”老板娘曹二姐说：“贺老三，莫抖灰，还有一炮。”
果然，一声更大的炮响后，贺老三的油饼又抖落了。
这是四川兵工厂在试射仿制日本明治三十一年新式山炮，这也是四川首次造炮。
“口径七生五，弹重十二磅，击力在六里以外，系就该厂原有机件改造而成，于十二月底在城外凤凰山演试，准头、速率比较原炮尚合战事之用。此为四川首次造炮”。
在陈宧的辅佐下，锡良将四川经营得有声有色。推行教育，振兴工商，编练新军，还支持西方教会办医。
特别是在建立“伟大兵工厂”、制造优良枪炮这一项，锡良的作为超过了前几任总督。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60年在北京东郊与英法联军进行的八里桥之战，清廷无不以完败结束。尤其是八里桥一战，尽管三万清军以无比英勇的精神，以弓箭、火枪和很不像样的火炮奋力冲杀，但终究未能敌过列强先进的枪炮。
与西方交战的二十年，使锡良看到了中西方的巨大差距。他明白，必须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实行军事变革以强兵富国。
当时，最厉害的枪弹制造工厂是“汉阳造”，但在锡良眼里并非十全十美，“种种不能合用，机后尤易泄火，燃眉伤目，以致兵丁不敢瞄准，弃置营中几同废铁，情愿更换笨重之九响旧枪”。
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是兵器发展史上大跃进的年代。经过中法战争的洗礼，锡良对西方先进军火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单响后膛枪，以德国毛瑟最好，取准精确而结实耐用；连响后膛枪，以美国五响黎意为最，射程远，后坐力小。”
雇匠购机，设厂自造。锡良选址东门外，购地四百余亩。光绪三十二年（1906），规模庞大的四川兵工厂落成。
锡良选派精通制造的大员任厂长，并从江南、汉阳等地制造厂高薪聘请技师及娴熟工匠百余人来厂。
彼时的四川兵工厂，除了造枪弹外，还兼制机关枪及彼时各种新式炮。就连丁宝桢时期的四川机器局，也被锡良纳入改造范围。每日出枪数量激增，虽较“汉阳造”略逊一筹，但已是开了四川新纪元。
送礼二百两
晚清贪腐横行，锡良的清廉已是珍稀的风景。
锡良非常节俭，所穿冠服，陈旧破烂。而其夫人，也是勤俭楷模。在总督府三年，很少出门，在家都是穿粗布衣服，甚至打着补丁。
清末著名文人周询，因为文案等繁杂之事，每天要面见锡良两三次。一日与锡良闲坐，发现其马褂袖子、边幅都磨坏了。
锡良笑着说：“此为阳曲知县时所缝，二十余年矣。焉得不坏。”
锡良在四川广纳人才，却考察严明。他上任时，四川所有官员都要进行考试，合格者方能上岗。
凡是有新官员到四川，他必传到总督府，亲自出题考试。
他创立仕学官，全省公务人员，不管有没差使，都要到馆学习。学习期满，派学识优秀的官员，对所有学员分类考试。一共考六场，分最优等、优等、中等三级。最优等公务人员，会得到他亲自勉励。
即便如此勤勉，他的人生，依然是一场以寡敌众的战斗。
清朝时，夏冬两季，各省总督、巡抚、将军都要给军机大臣封红包。锡良入川四年，从未给军机大臣送过消暑费和烤火费。这年冬天，幕僚中有人提出：“锡公入蜀四年，从未馈军机大臣冰炭敬，非略点缀不可。”
锡良踌躇再三说，迫不得已，四位军机大臣每人送二百两就行了。幕僚们认为，这点小钱，怕军机大臣看不上眼。
送到后，四位军机大臣却“受宠若惊”，今年锡五爷也送炭敬，大非易事，“锡五爷的二百两，相当于别人送两千两”。
锡良一生不为大势所屈，不媚同僚之俗，在晚清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瞬。
而他人生最大的闪光点，就是提出建设川汉铁路，“不借外债，不招外股”，修一条不让外国人染指的铁路。
但他万万没想到，一条地方铁路，与一个崩塌的王朝间，隐藏了一根爆炸的引线……
雄心万丈间
宣统二年（1910）八月十八日，一个发财吉日。
四川人施典章，一点也看不出“发一发”的迹象。
这几天，上海的天气仿佛带着魔性，闷得没有风，正想着下点雨，突然来了一声炸雷：(www.xing528.com)
八月十七日，正元钱庄的大股东陈逸卿与其他股东一同被捕。
作为川汉铁路公司总收支，施典章掌管的三百五十万两白银，大多投进了正元钱庄。
血本无归。施典章心凉到冰点，“三百五十万两本金，亏空了二百万两”。
而施典章不曾料想到，一场掀翻清王朝的飓风，正起于青萍之末……
岳钟琪的大宅只剩破旧影像，但威严的石狮在述说着往日的繁华
2018年6月3日，黄昏，雨疏风骤。
成都岳府街，逐渐亮堂的灯光，隐射着马路深处斑驳的墙影。
这里曾是川汉铁路公司驻地，也是大清名将岳钟琪的府邸。因占地广大，街以其宅命名。
光绪末年，岳钟琪子孙把宅院卖给川汉铁路总公司作为办公地点。
随后，这里上演了一条地方铁路与一个王朝的博弈。这段风起云涌的历史，也成为新文学大师李劼人未竟之作《大波》的社会背景。
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成都督院街迎来了又一位四川总督。
在列强威逼的晚清，锡良显现出一个总督的雄心：保护中国路权，不被列强染指。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锡良由直隶正定府去四川赴任，行至天津，上了一份筹修川汉铁路的奏折。
湖广总督张之洞听闻，心头不爽，因为川汉铁路涉及四川、湖北两省，他认为“不能川督一人职名奏请”。
而锡良认为，这只是一份建议，没有联名上奏的必要。
两个大人物，就此心存芥蒂。
其实，张之洞与锡良私交甚好。早在光绪九年（1883），张之洞任陕西巡抚时，锡良在阳曲县任知县。因为勤廉，锡良被张之洞推荐升任直隶州知州，此后仕途一路青云直上。
锡良到四川后，恰逢十年不遇的水灾，赈灾一直忙到冬天。幕僚陈宧不失时机地提醒锡良，是时候与香帅（张之洞又名“张香帅”）修复关系了。
时间，是缝合友谊裂痕的良药。诸事理顺的锡良与张之洞正式商议川汉铁路修建事宜。两人初步商定：成都、重庆、夔州（今奉节）、宜昌一线由四川修建，宜昌至湖北广水（后改汉口埠）由湖北修建。先动工修建宜昌至万县段，即可避峡江覆溺，商货流通，轨道材料也便于运输。
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二月，来自四川总督锡良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会奏，摆在光绪皇帝案头：“川汉铁路，佛兰西人蓄意觊觎，拟请速自筹办，系为自保利权起见。待商部设立后，由商务大臣切实招集华股，力除影射蒙混之弊，以资抵制。”
光绪皇帝欣然批准。“不借外债，不招外股，专集华股”，修建川汉铁路的梦想，就此埋下基柱。
光绪三十年（1904）初，中国第一家省级铁路公司——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岳府街成立。
资本怎么来？
乔治·艾略特说，理想与现实之间，动机与行为之间，总有一道阴影。
在金融混乱的晚清，锡良没有周伯通一样的左右互搏之术，左手打出一张自强修路的好牌，右手却拿不出足够的资本。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锡良在奏折里提出，铁路修筑固难，筹费尤难，修建川汉铁路需要五千万两白银。
当时，四川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一千七百万两白银，怎样才能腾出这样一笔巨款？
陈宧等幕僚商议后，建议锡良向田赋下手。
晚清名士顾复初在《乐余静廉斋集》中描述了蜀中田赋状况，“天下田赋，莫重于江南，莫轻于蜀”。自张献忠之乱后，康熙为川民休养生息，宽简政令，招徕垦荒民众。至乾隆年间，百姓安定，渐有产出，官府酌情增加了一点税收。四川每年田赋一项总税收不过五十余万两。
即使后来一加火耗，再加津贴，三加捐输，四加新捐输，四川一年也才征收银四百四十万两。按陈宧测算，目前的田赋最重者也才征收了百分之七，还有赋税可以盘剥。
加赋一事，在清代以来都特别慎重。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河南布政使延祉，请加赋以接济公用，被言官弹劾，朝廷命锡良在赴川上任途中查办，结果延祉为此丢了官。
因为有延祉一案，锡良犹豫不决。遂派陈宧调查四川粮户，结果发现四川的粮食买卖特别复杂，层层倒手，佃户和地主彼此纠缠不清。
由此，收田赋转为收粮赋。与陈宧商议再三，锡良定下三种方式发行股票募集资本：
一、租股。按租抽谷，以谷折色。凡实收租谷五十石以上者，按百分之三照市价折算银两，缴纳路股。彼时谷价较贱，每谷一石，贵的折银二两，贱的一两数钱。仅这一项，每年约收银二百八十万两。
二、认股。责令各厅、州、县向本地富绅巨商劝认干股，一次性缴纳。当时收款约三百万辆。
三、官股。由本省将军、总督，以及各厅、州、县官员，每年认入股若干。此款每年收银十余万两。
每股额定银为五十两，租股因为分化零散，均由地方官临时验收、记录，等凑足五十两，再凭相关票据换领正式股票。每股按年算利息，铁路建成后可分红利。
百姓的煎熬
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天，东大街茂生堂，一家经营中药的铺子。
少东家李稷生大口喝着凉茶，却抵不住热浪灌进窗子，他索性脱下外套，只剩一件汗衫。
堂客张氏一旁打着扇子，问他新买的川汉铁路股票。
“不要给老爹说，前天托人买了二十股。”
“一千两本，不少了。靠得住不额？”
“不晓得嘛！当官的都在买，听说西御街的宝观察买了二百股，一万两呢。”
“稷生，别说啦，爹来了……”
张氏的声音小了下去，李稷生被老爹喊到了内堂。
“稷生呐，老家安县来信了。你舅舅林生銮追赔铁路股，出事了。”
李稷生心一紧，接过信细看。信是林生銮的族弟所写，求携两千两白银去安县救人。
原来，安县东乡去年有七千余两捐输及川汉铁路股票款，未缴回县里。经县令孙坚查询，是经手人林步瀛卷走了银两，目前已逃跑不知去向。孙坚命令提押局林生銮、刘国英限期追回。人海茫茫，林步瀛已无迹可寻，刘国英只得自掏腰包赔了一千三百余两，林生銮别无他法，则逃之夭夭。但其家中妻儿没有逃脱，被拘捕到县衙。孙坚限其族人拿两千两赎人。
不仅在安县，还有中江、荣昌、兴文等多地都发生了铁路租股携款潜逃、贪污案件。官方的处置除了追逃外，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要求相关责任人补赔。有的赔得倾家荡产，有的只有跑路，林生銮就是其中一例。
以粮抽税，民间称为“上二道粮”，田赋飞洒诡寄，百姓苦不堪言。地主勾结官府，将田地赋税化整为零，分洒到其他农户的田地上，自己逃避赋税，百姓往往要分摊数倍赋税。
光绪三十三年（1907），川汉铁路总公司路款达到一千多万两。锡良请奏后，朝廷派詹天佑为全路总工程师。
因京张铁路工程未完，不能分身。经商议，詹天佑选派有经验的工程师胡栋朝来川勘路，往返勘测七次后，商定先修成渝段：巴县—璧山—永川—荣昌—隆昌—内江—资中—成都北门，一共八百华里。但争议颇大，有主张先修宜万段（宜昌至万县段），有主张先修成渝段，结果锡良与张之洞委派两地人员在上海投票，先修宜万占多数。
川汉铁路修到香溪，因“辛亥革命”停工，但这段工程已耗银数百万两。这一停，就是百年遗梦。
铁轨下的“鼠”
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光绪三十六年（1910），川汉铁路总公司靠发行股票募集到本金二千多万两。
总督锡良因为首次涉及股份公司，而且四川官民士绅对于公司事业，也如婴儿胚胎。最初委派一位道员当总办，下设提调、文案、收支等。后改由翰林院编修胡峻当总办，并由成都声望高、人品好的十多位绅士充当公司参议。其中，总办月薪五百两，提调一百两，各所委员均数十两，参议月薪参照各所委员。
为宏远大计，造就人才，锡良还在文庙前街杨昭勇府邸，设立了铁道学堂。举人王铭新任学堂监督，其余聘请省内外人才为教习，遴选学生，分科分班讲授，两年毕业。
一日，锡良焦虑公司聘员越来越多，花费甚大，陈宧提议向全省烟馆收税。分上、中、下三等，按月征收，一年可收二十万两。算下来，除开支付工资外，还有宽裕。
广开财路，才能修路。锡良还上奏光绪皇帝，在重庆长江南岸建铜圆局，所得利润，全部拨入修路款，作为公家股本。
准奏后，锡良拨款一百多万两，聘请蔡乃煌任总经理。蔡乃煌，字伯浩，晚清举人，因有才学被锡良赏识。后任上海道台，成为袁世凯亲信。
不料，从德国购回的机器，运到长江湖北段连船一起沉没，几十万两银子打了水漂。连船沉没的，还有成都官员沈幼岚办宴席的五十坛绍兴酒。
由此，四川按察使冯梦华嘲笑道：幼岚吃酒，伯浩吃铁，惟机器船吃水。冤哉！
而《蜀报》宣统二年（1910）第五期，也刊文批评蔡乃煌升任上海道台为升官之极点，川路款乃其发财之源。
对如婴儿般初生壮大的川汉铁路公司来说，蔡乃煌首开了“硕鼠”啃噬之端。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锡良奉旨调任云贵总督后，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管理开始混乱。最大的一笔亏空，是在橡皮股票中损失了二百万两白银。
成都岳府街，是当年川汉铁路总公司的驻地
施典章，字了谦，原为被革广州知府。1905年，施典章由川汉铁路驻京总理乔树枬任命为川汉铁路公司总收支、上海办事处保款员。职责是对公司将来用于修路的三百五十万两集资款进行投资管理，以期在铁路开工前获得适当收益。
因见橡胶股票疯涨，施典章将三百五十万两本金全部投进去，结果股市暴跌导致巨额亏空。股灾中，倒闭的上海八大钱庄，其中有三家主要资金正是来自川汉铁路公司的这笔巨款。三百五十万两本金，最后只剩一百五十万两……
1911年5月，清廷在盛宣怀的强力推进下，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由中央借外债修筑铁路。旋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六百万英镑，公开出卖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而原来地方的集资款概不退现款，只换发国家铁路股票。这引发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各地的反对声浪。
川汉铁路的资金，主要用“租股”的办法筹集，当时四川七千万人都是“股东”。盛宣怀此举，即政府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
时任代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看到这个方案后大吃一惊，认为这个政策一旦宣布必将举国骚乱，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调整政策，妥善解决。然而，盛宣怀太自负了，错误估计了政府的威望和百姓的承受力，坚持既定政策不变，一再敦促各铁路公司清理账目，准备交接。
1911年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在成都组织“保路同志会”。不久，四川省各地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抗议清政府将已归民办的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同时反对清政府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财团勾结，把铁路建筑等权利出卖。
在“保路运动”风潮中，当赵尔丰下令举枪瞄准百姓时，一个二百七十六年的王朝，走向了最后的结局……
（本文原载于2018年5月31日、7月5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仲伟 摄影：刘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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