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岑春煊（1861—1933），字云阶，号炯堂老人，广西西林人 。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1885年考取举人，以恩荫入仕。1898年因力主变法维新而得光绪帝青睐，提拔为广东布政使，1899年调甘肃布政使。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岑春煊率军至北京“勤王”，次年任山西巡抚，创办山西大学堂。后署理四川总督，旋署两广总督，任内积极推行新政，大举惩办贪官，有“官屠”之称，与直隶总督袁世凯并称“南岑北袁”。1907年入京任邮传部尚书，与军机大臣瞿鸿禨等发起“丁未政潮”，反被庆亲王奕劻、袁世凯一派弹劾而罢官。
辛亥革命爆发，岑春煊被清政府任命为四川总督，未赴任。民国后，他支持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并被推为各省讨袁军大元帅。后与梁启超等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任副抚军长，代行抚军长职，投身护国运动。
心有猛虎，未必细嗅蔷薇。
印尼作家埃卡·古尼阿弯的《人虎》，展露了人性中神性与兽性的博弈。
当狂暴的力量蹦出心灵，露出那双黄灿灿的眸子时，控制它，还是安抚它？
或许，只有敬畏地盯着——那头正满心欢喜地打扮着自己的壮硕野兽。
名望，权力，贪婪与金钱，晚清名利场里的一切，仿佛都与四川总督岑春煊无关。
他摸摸胸口的猛虎，走出最优雅的姿态：“满地都是六便士，我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岑春煊
一个浪荡公子
广西百色市西林县，著名的砂糖橘之乡。
相较于砂糖橘的名气，外地人对西林名人岑毓英、岑春煊父子的认知，浅薄得多。
在西林，岑氏父子声名赫赫，当地专门建有“一门三总督”故居，现已开发成西林县宫保府景区。
“一门三总督”是指岑毓英、岑毓宝、岑春煊，岑毓英与岑毓宝为同父异母兄弟。
中法战争中，岑毓宝随兄岑毓英赴越南抗法，率十营兵力迎战法国援军，取得临洮战役的胜利。后升任云南布政使，官居二品。
据《西林县志》记载，岑毓英因平定云南之乱有功，官至云贵总督，成为清廷的封疆大吏。
位于西林县的岑氏家族古建筑群宫保府
咸丰十一年（1861），岑春煊出生于西林那劳村，是岑毓英第三子，人称“岑三”，因性格多变、敢作敢为，又称“颠三”。
久居昆明的岑春煊却心念家乡子弟，“西林距省会二千里，子弟读书、应试既苦道远，又鲜观摩”。同治十二年（1873），岑毓英在桂林东巷原靖江王宗庙遗址处置地建房，遂成气派的“岑氏宫保第”。
但遇年节省亲，岑春煊时常到桂林玩耍，长住“岑氏宫保第”。
那时的桂林东巷，可谓风水宝地。北临王城，八桂学子云集；东面毗连盐街和漓江，商贾众多；南面一带戏院众多，歌舞升平；对一个家境殷实的官宦子弟来说，学习嬉戏两便，吃喝玩乐恣肆。
值青春弱冠，岑春煊难敌诱惑，轻易就成鲁莽少年狂。
光绪五年（1879）时，岑毓英考虑到“滇桂僻处边地，弟子见闻隘陋，无所师法”，也为断绝岑春煊一班不务正业的朋友，便命其到北京学习，并用钱为他捐了一个工部主事行走的职务，相当于秘书的公职。
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宝马雕车香满路，岑春煊怎敌得过这人生盛景。
旧习未敛，客居北京的岑春煊成了有名的纨绔子弟，与劳子乔、瑞澄被时人称为“京城三恶少”。
据汤用彬《新谈往》记载：“春煊少跅弛，自负门第才望，不可一世，黄金结客，车马盈门，如宴也。”
酗酒滋事，名声败坏。几年后，岑春煊不得不回到桂林“宫保第”府闲居。
有了“官屠”名声
亚里士多德说，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
“京城三恶少”之一的劳子乔，是江宁提学使劳乃宣的儿子，有关他的生平记载较少，除了恶少的名头外，只知道他后来做过清廷的御史。
瑞澄，大学士博尔济吉特·琦善之孙，黑龙江将军博尔济吉特·恭镗之子。当过刑部任主事、江西九江道台，因为有官声，调任上海道台，任内奉命在辖境内禁绝鸦片，建立了警察部队。
游戏人生与浪子回头，刚好是一个岔路口。
眼看岑春煊将碌碌无为，恰遇到三年一次的广西乡试。关于岑春煊考进士，桂林坊间有两种说法：一是说，岑春煊当时的境遇，急坏了他的老丈人——桂林私塾老师刘玖石。临考时，刘玖石便叫考过进士且年龄相仿的儿子刘名誉冒名顶替；二是说，由桂林老孝廉胡世鼎、胡世铭兄弟代写试卷，并买通考场人员，“买卷入场”。
其实，这两种说法不足为凭。岑春煊虽然顽皮捣蛋，但天资聪慧，并未荒废学业。1885年，岑春煊参加广西乡试，顺利考中举人。
由此，二十四岁的岑春煊登上了晚清的政治舞台。先后任工部郎中、光禄寺少卿、大理寺正卿等。(www.xing528.com)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岑春煊上书请赴前线，受命到山东黄县布防。中国战败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岑春煊对此愤懑难平，辞职离京，回桂林东巷闲居。时逢康有为在桂林宣传维新变法，他结识了康有为，并支持变法。
1898年，岑春煊再次进京，受光绪皇帝召见，趁机上书，条谏时政，得到光绪皇帝赏识，授广东布政使。
岑春煊在广东搞吏治改革，大刀阔斧地裁撤各闲散机构和人员，甚至把两广总督谭钟麟衙门的文案也予以裁并。他的目光所及不仅仅广东一隅，还十分关注全国的变法大局。
在晚清官场，流行着“三屠”之说，岑春煊是官屠，张之洞是财屠，袁世凯是人屠。
岑春煊性情刚烈，不畏权贵，任内弹劾了大批贪官和庸官，“刚直于乱世，忠勇在朝野，屠官不惧权势，杀伐亦不察颜色”。
署理四川总督时，岑春煊曾准备一次弹劾三百多名官员，将长期积累下来的官场弊端一一革除。仅两广总督任上劾罢不法污吏渎职者一千四百多名，甚至不惜追逃贪官到澳门。使全国为之震动，一时有“官屠”之称。
桑兵在《庚子勤王前后的岑春煊与保皇会》一文中指出，在岑春煊“屠官”的过程中，最瞩目的是周荣曜案和裴景福案。1904年，岑春煊受命兼任粤海关监督，查得海关库书周荣曜私吞公帑数百万两，并与朝中勾结，后为逃避追查，以庆亲王奕劻之奥援，被派为出使比利时大臣，岑春煊趁他尚未出国时，弹劾其贪污之罪，周荣曜溜到暹罗，但他的财产被全部没收。丁未政潮岑春煊进京弹劾庆亲王时，便是举周荣曜为证。裴景福案则是岑春煊于1903年莅任广州后，立即指控南海知县裴景福贪污二十四万银圆，裴景福逃到澳门避难，后虽被岑春煊交涉引渡，但清政府以查无实据，未处死刑，只是发配新疆。据说，裴景福案带有很强的挟私报复之嫌，因为岑春煊在戊戌变法期间与康有为往来密切，而裴景福曾负责查抄康家，发现了岑春煊与康有为往来的书信，虽然这些书信被全部销毁，但岑春煊仍然必欲置裴景福于死地，故借口反腐而引发此案。
如今看来，裴景福发配新疆也不全是坏事，他远赴戍所，写就了我国近代史地研究中备受瞩目的一部杰作《河海昆仑录》。临行前，他做了两只布口袋，随身携带，“道途之所经历，耳目之所遭逢，心思之所接斗，逐日为记，悉纳之囊中”。其行程始于南海，中经黄河，最后抵达昆仑山之境。行程11720余里，共370余天。书中记行、叙事、写景、言志、抒情、诗文互映，情事互补；自然风光、民情风俗、时事、历史、舆地、军事、外交、绘画、书法、古玩鉴赏，乃至于股票，无所不包。而论为人，谈治学，更是见识深刻。在他的笔下，巍峨的群山、无垠的荒原，尽显“边塞莽苍光明气象”；茫茫戈壁、萧索大漠，却是“心灵一片净海”。
改建省城高等学堂
如果仅仅以“官屠”的形象定义岑春煊，是片面的。
岑春煊的父亲岑毓英曾在西林县办过一所“南阳书院”，受其影响，岑春煊十分重视教育。
“教育者，政治之首务也。观瞻所系，尤当切意振兴。人民知识，国家兴替系之。欲为国家立不拔之基，必求人民有相当知识。教育者，所以启牖人民知识也。”岑春煊多次呼吁要重视教育和培育人才，倡导改建了四川省城高等学堂。
2016年5月，四川大学教授党跃武分享川大故事，讲述了四川省城高等学堂的由来。
1902年3月，时任四川总督奎俊颁发“四川通省大学堂”关防。4月，他上奏光绪皇帝，请求将四川中西学堂与尊经书院合并，组建了四川通省大学堂。“省垣旧有尊经书院，专课经史、策论，由学政选列高等生送院肄业，于中国学问颇有可观。又前督臣鹿传霖任内，创设中西学堂，以算学、英法文分门教授。数年以来，尽有通晓天算及英、法文字语言者。今拟即将尊经书院作为四川省城大学堂，而以中西学堂并入其内，庶中西两种学问均有涉猎”。
接到光绪“著即督饬认真举办，务收实效”的朱批后，四川通省大学堂正式成立。同年12月，新任四川总督岑春煊转发清廷指令，规定除京师大学堂外，各省的大学堂一律改称高等学堂。于是，四川通省大学堂于次年1月正式改名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
1903年2月，署理四川总督岑春煊在奏报清廷后，用饬令的形式照会四川学务处和四川省城高等学堂：“遵改书院为学堂之谕旨，即将锦江书院裁撤，经费田产尽数拨入高等学堂。”“住院诸人于五日内即行移寓，不准延留。”岑春煊将锦江书院并入高等学堂后，其原校址由于“房屋基址颇为宏阔，应即改为成都府中学堂”，并亲任校长。
至此，四川大学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三强合并，成为当时全川的最高学府和四川新式学堂的范例。
四川省城高等学堂第一任总理胡峻，字雨岚，是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和学部二等咨议官。胡峻不仅对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倾注心力，还积极致力于振兴四川教育、经济和社会发展。
为了办好高等学堂，1903年，岑春煊派胡峻等人东渡日本考察学务。胡峻等在日本游历四个多月，除了全面考察日本的教育行政、学制规则和学科章程外，也详细了解了日本的国力、民情，同时为学堂聘请了部分日本教习，购买来一批图书和仪器。回国后，他又考察了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
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既借鉴了国外教育的先进经验，又参考了国内最高学府的办学设施，成为当时国内最好的省级学堂之一。
创建成都警察总局
岑春煊还在四川推行“新政”，在成都试办警察，维持社会秩序，并开办警政学校，训练警政人员。
据《四川省志·公安·司法志》记载，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在天津设立“巡警局”，清廷准奏试办，并作为实施所谓“新政”和预备立宪的措施之一，通令各省仿照筹办。同年，四川总督岑春煊遵照清政府关于在全国筹建地方警察机构的通令，于省城成都创立了通省警务学堂，为开办警察培训骨干。1903年，裁撤原来的保甲总局，成立了省会警察总局，并逐步推及全省。到1910年，四川一百四十四个厅州县中已有一百四十二个设置了巡警局（署），同时在川江干流上设置了水道巡警机构。
岑春煊在四川兴警政时不是简单地把绿营、团练改头换面，而是将绿营裁汰，另以李靓光为总办，以周善培为教习，于1902年9月在成都开办四川通省警务学堂，培养警察人才，以此开创成都创办近代警察的历史。
1903年4月1日，成都警察总局正式挂牌理事。此前，负责省城治安的机构为保甲总局，管辖范围仅限于城内及城外附郭街道，职责为清查户口、盘查可疑人员以及防火防盗等事。警察总局成立，保甲总局即行撤废。总局初设于帘官公所保甲总局旧址，次年即迁至华兴街成绵道署隔壁的皇华馆（现消防支队驻地）内。
总局首脑称总办，副职称会办，下设参谋、总巡、提调、稽核、文案、庶务等官，并在省城东、西、南、北，中和外东六路各设正局（相当于现在的分局）一所。中路、东路和外东正局各辖分局（相当于派出所）六个，南路、西路正局各辖分局七个，北路正局辖分局八个。各正局设正委一人、司法一人、书记一人；每分局设副委两人，正副巡目各一人。分局配设警士多则三十人，少则十余人。全局官警总数约八百余人，后增至一千二百余人。正局、分局驻地多系征用庙宇或公所。
四月初一那天，成都警察首次上街站岗，引来诸多百姓围观，有好奇的人还去摸警察头上戴的大檐帽。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西发生会党、游勇起义，清廷破了“本地人不任本地官”之例，任命岑春煊为两广总督。
从赴任到离开，岑春煊在四川待了不到一年时间，但他与四川的缘分并未结束。
据西林地方志办公室编辑乃艳飞提供的《句町国与西林特色文化》一书中披露，1911年5月，四川爆发“保路运动”，清廷启用岑春煊，再次任命其为四川总督。他主张“先抚后剿”，释放被捕的地方代表、阻止滥杀川人、发还铁路股本、要求清廷“降旨自责”以息民怒，但反对派攻击其藐视朝廷，有反叛之心，岑春煊只好通电辞职。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岑春煊致电清廷放弃帝制、赞成民主共和。1913年，他支持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并被推为各省讨袁军大元帅。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南洋。1916年初，广西都督陆荣廷派员将其迎归上海。5月，被推举为护国军都司令，并与梁启超等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任副抚军长，代行抚军长职，投身护国运动。1918年排挤孙中山，任广东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主导南北议和。1920年粤桂战争后军政府解散，岑春煊通电辞职，隐居上海，少管政事。
1932年，中日淞沪开战，岑春煊慷慨解囊，捐出三万元支持十九路军抗日。翌年4月27日，岑春煊病逝于上海。
纵横晚清政坛二十五年，一代枭雄正式落幕。
（本文原载于2018年3月1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仲伟 西林县方志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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