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21日夜，都江堰南桥。
暮色渐合，周遭山色皆随夕照，渐隐于秋日的潺湲。
南桥已是华灯初上，桥下奔腾的激流，流光溢彩，蔚然有直上云霄之气。
赤柱朱槛，雕梁画栋，于灯火阑珊处看这惊世繁华。
廊桥，惊涛，亭台楼榭，恍若把流年剪成时光。
把嘈杂的世界归于沉寂，回味南桥百年光影，就像一幅单纯的风景。
比如，修建的南桥。
生死后记
富兰克林说：“一个老男人，有三个朋友最忠诚可靠——老妻、老狗和现款。”
丁宝桢鞠躬尽瘁，死于成都任上，老妻不在身边，现款一分没有。朝廷赐给银两，其灵柩才得以回到山东济南。
纵观一生，他从贵州织金到山东济南，结束于四川成都，尤在山东与四川，留下显赫功绩，却屡被构陷，可谓一路孤臣泪。
如今，在这三地都建有塑像、祠堂、纪念馆，缅怀这位晚清“中兴名臣”。
在贵州毕节，织金县贯城河畔凤西书院，丁宝桢陈列馆占地一千八百余平方米，陈列展现了丁宝桢一生各个时期的主要功绩和突出贡献，再现晚清一代名臣的卓越人生。
在山东济南，趵突泉畔曾建有“丁公祠”，今已改为“李清照纪念堂”。丁宝桢故居旧军门巷11号，已被写字楼取代，只在临街的粉墙上书有丁宝桢及其故居的简介。只有他当年坐镇的巡抚大堂，依旧立于珍珠泉畔。
在四川成都，丁公祠原建在方正街，后被尹昌龄改为“文诚义塾”，但民国后凋敝不存。如今只在都江堰留有几处纪念遗迹。
南桥遗梦
在老灌县人眼里，岷江大小支流古桥甚多，有安澜索桥、仰天窝廊桥、太平桥、五桂桥。
但大多数人对南桥情有独钟，不仅因为它的韵味，而因为它更像一个晚清的遗梦。
都江堰伏龙观，丁宝桢的塑像，风采严明，气宇轩昂。
座下石刻“丁宝桢”三字，笔力遒劲，字迹洒脱，如“晚清四川第一好总督”的风范。
丁宝桢修都江堰后建成“普济桥”（今称南桥） 郑光路供图
丁宝桢督川四大功绩：理盐政、修水利、除匪患、建书院，其才干和声望超过同治年间总督骆秉章。
光绪二年（1876），丁宝桢到四川后，都江堰水利工程失修已久，导致水灾频繁。当时财政空虚，工程积年累积问题严重，他第二年就奏请朝廷拨十万两银子大修古堰。
这位封疆大吏轻骑简从，躬冒霜雪，沿江督率，前后亲到工地十二次。此次大修以条石筑堤一万二千余丈，同时疏淘内、外江，修建白马槽、平水槽等工程。
清朝中后期贪风日盛，官员吃“工程款”的不少。这位“宫保”大人却两袖清风，大修后剩两万两银子，他吩咐县令陆葆德，用此款修一座跨越内江的桥，以利两岸百姓。
光绪四年（1878），陆葆德负责施工，建成“普济桥”廊桥，俗称南桥。“普济桥”历经几次重建，成为今之廊桥。
1878年5月，岷江洪水暴涨，堰首工程冲垮一段石堤。光绪皇帝十分关心四川水患，于九月八日发出上谕：“前据丁宝桢奏，都江堰频年泛滥，冲毁民田，现设法筹款修理。旋闻该处江流盛涨，民间已被水灾，正以新筑工程，能否可靠，地方被灾是否深重，廑念方殷。”
丁宝桢上奏：都江堰大修后沿江无大灾害。但他恳切自责：“臣之办理堰工，惟有于人字堤一段，泥于经久省费之说，易笼为石。致盛涨时，堰工冲损三十七丈有零，无所辞咎！”
丁宝桢的检讨却引来朝臣攻讦，称丁宝桢借此次大修中饱私囊，贪污银两。这是因为他清廉刚正，岁修中杜绝贪腐集团沾染款项，从而引来直通慈禧的报复性检举。更荒唐的是，慈禧竟把丁宝桢官降三级，还要退赔“贪污银两”。
无奈之下，穷得叮当响的丁宝桢，只有求助四川提督唐友耕，帮忙垫付。
这是他人生第三次遭遇诬陷，但他已淬炼成钢，极其坚韧。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人生有如一股奔流，没有暗礁，激不起美丽的浪花。”
丁宝桢认真分析失败原因，察知古人用鹅卵石竹笼很有道理。同年十一月，他自筹经费，恢复古法笼石筑堤。
重修都江堰大功告成，川西州县无旱涝之忧，百姓安居乐业。人们称颂：“公之大修都江堰也，凡七至其地，往复履勘，孜孜不倦，深仁厚泽入人心者深矣！”
丁宝桢殚精竭虑主持完大修工程，登上二王庙。遥望大江东去，感慨万千，写下《二王庙感怀》：“龙门凿后大河通，告锡元圭报德崇。别导江流分内外，全将地力遍西东。蜀人庙祀由来久，秦代山川尚此同。善创何人能善述，兴怀救弊恨无穷！”
此诗寓意深远，既有改革救世之慷慨激昂，又有办事坎坷艰难之叹。
俯瞰都江堰南桥 摄影 何勃(www.xing528.com)
大显身手
百年前的都江堰 西德尼·戴维·甘博摄于1917年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的这首诗，写于国步艰难之时，满是孤臣恨事和失落之情。李鸿章和丁宝桢都致力于“洋务运动”，但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格局之中，李鸿章落下“卖国贼”的骂名，丁宝桢却成为“四川近代工业之父”。
丁宝桢署理川务后，到东校场巡阅兵，见兵勇中多是古色古香的大刀长矛，也有少数长短不齐的破洋枪。遂问下属：“川省兵勇洋枪来自何处？”一个武营管带回答：“启禀大人！川省洋枪，均须购自上海洋行。”
丁宝桢沉吟片刻：“此中弊病甚多。购来之物价值既昂，多是洋人过时废物。又不知修理之法，稍损即成废物，殊为可惜！更况有事之时，弹药无处购办，枪炮也转为弃物。若购买洋人枪炮以自强，实自欺欺人。”
慨叹之中，丁宝桢决定在四川尽快建立机器局，“中国自强之术，于修明政事外，首在精求武备，才能弃我之短，夺彼之长”。
光绪三年（1877），丁宝桢在成都东门内下莲池街创办四川机器局，委派候补道夏时、劳文翔总理局务，成绵道丁士彬会同办理。丁宝桢网罗人才，想法把旧时手下曾昭吉从山东聘来总理工务（负责工程技术）。
曾昭吉曾是湖南候选通判，因其深通机器，被丁宝桢召至山东。“见其人朴讷，似不能言，问他外国各项机器，回答是向未经见而自能冥心独造。”丁宝桢拿当时英国所造最好的亨利马梯呢枪给曾昭吉看，问他能否仿造？曾昭吉面无难色。
曾昭吉带来湖南、山东、江苏籍技工数十人，又在四川招募能工巧匠数百当工人。
机器局仿照西式厂房共建一百八十八间，丁宝桢上奏朝廷称：“崇垣大柱、复屋重檐，安设铁炉烟筒、风箱气管，四通八达。取材既富，用工极坚。”
曾昭吉还成功制造了“水轮机”，利用成都城内的金水河水力发电带动机器，“灵动活泼，视洋人专借火力尤为事省功倍”。只在冬春水枯时，才用锅炉发电。仅此一项，每天可省煤一千数百斤，合计每年可省煤银四千余两。
枪声暗影
拿破仑说：“有才能往往比没有才能更有危险。”
清廷中的顽固派，对丁宝桢这员“洋务派”能吏十分嫉恨。光绪五年（1879），给事中吴镇参揭丁宝桢“不谙机器，私亏库款，纵容私人，徇庇劣员……”其他顽固派也诋毁丁宝桢以数万银两，才造了区区数杆洋枪，还不如直接向洋人购买。
朝廷忙派御史恩承、童华查办。不久调查结果公布：“原参各款，或查无实据，或事出有因。惟所设机器局费用较巨，制造未能精良。著该督即将此局停止，以节糜费。”
四川机器局遵旨停办，四川近代工业幼芽面临夭折命运。《大清财政实录》指出，四川机器局自光绪三年（1877）十月开办，至光绪五年（1879）闰三月二十停止，共用经费库平银77353两，制成前后膛枪148杆，未合成洋枪161杆。
对于丁宝桢的遭遇，洋务派同盟愤愤不平。贵州候补道罗应旒上疏打抱不平：“初创之时，开拓地基、修造房屋以及搬运器械，制造器母，种种费用，俱在此六万金之内，非全以六万金造枪炮也。若遽行停止，则前功尽弃。”
丁宝桢也据理力争：“四川较之别省机器局所费仅十分之一，即较之山东省机器局，所费亦省十之四五；所造各种轮机器具，已成未成共有万数千件。虽未竣工，其洋枪堪以临敌备用者已有百数十杆。”
都江堰宝瓶口 西德尼·戴维·甘博摄于1917年
都江堰灌溉渠边的石牛雕像 西德尼·戴维·甘博摄于1917年
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四川机器局于1880年5月26日重新恢复生产。1881年，丁宝桢在成都南郊古家坝江畔增设火药厂，人称“白药厂”。
1884年，造成各种枪3050支，枪弹18万余发，铜帽628万枚，铅弹53万发，黑火药3万余公斤。这是丁宝桢督川时期，四川机器局的最高年产量。郑光路介绍说，此时的“成都造”只比“汉阳造”略逊一筹。
丁宝桢很是骄傲：“近来制造枪药，堪与外洋争胜。”
清末傅崇矩在《成都通览》中说：“成都之以机器制造物件者，自丁文诚公督川时创办之机器制造局为始。现在已大加扩充，银元局、造币厂、劝工局、制革公司、火柴官厂、机器新厂、白药厂、官报书局等继之而起……”
丁宫保创办的机器局历经变迁，1909年更名为“四川兵工厂”，厂址在河对岸三官堂。1913年改为“陆军部直辖四川兵工厂”。抗战后为“中国兵工署第二十工厂”，生产的麻花手榴弹和步枪、机枪是川军主要武器，打日本鬼子时贡献不小。
尊经书院，是晚清称雄四川的五大书院之一。
声名赫赫，不仅因为张之洞是尊经书院创办人，还因为首任山长是王闿运。
作家蒋蓝说，王闿运是风流名士，世事通达，谙熟人情。“张之洞督四川时，王闿运托人将女儿许与张之洞曾经过继出去的儿子；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期间，他又将自己的第七女王莪，许与丁宝桢的第八子丁体晋”。
大儒与一省总督就此成为亲家，并由此保持了与四川大员的深刻关系。王闿运因此在成都与湘潭之间奔波，生活得有滋有味。他的日记充斥了饮宴、打牌、玩乐的闲适生活记录。
王闿运很快适应了四川官场的娱乐生活，并与四川提督唐友耕、四川按察史张兆栋过从甚密，谁送燕翅之席都被其写进日记。
正是因为王闿运的风流声影，成都好事者写对联到处粘贴，讥讽丁宝桢。
四处抓捕，未见祸首。丁宝桢更加自律勉己，免得与王闿运的私生活牵扯。
光绪十二年（1886），随着丁宝桢的逝去，王闿运在四川的身影亦悄然淡去。
（本文原载于2017年8月31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仲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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