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吴棠（1813—1876），字仲宣，号棣华，安徽盱眙县（今属江苏）三界镇（今安徽明光市三界镇）人。吴棠是清朝镇压捻军最著名的地方守令之一，因守城有功，政绩卓著，于咸丰十年（1860）补徐海道，旋授徐海道员。咸丰十一年（1861）擢江宁布政使，同治二年（1863）实授漕运总督，三年署江苏巡抚，次年署理两广总督。同治七年（1868）调任四川总督，后署成都将军。光绪元年（1875）因病奏请开缺。二年（1876）正月奉上谕准其开缺，同年病逝于安徽滁县（今滁州）西大街吴公馆。著有《望三益斋诗文钞》《望三益斋存稿》，现藏南京图书馆古籍部。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惊觉相思不露，原来只因已入骨。
2017年7月29日，成都市文化馆，浸润于江南的吴侬软语中，就像一场隔世幻梦。《牡丹亭·游园惊梦》片段，于7月29日、30日，分别在成都市文化馆和蒲江明月村上演。
这是苏州昆剧院的成都之行，一袭水袖丹衣，一曲醉人惊梦。昆曲入川，牡丹亭下一缕芳魂，已悄然穿越一百四十九年。
同治七年（1868），四川总督吴棠，携一班昆曲科生入川，“舒颐班”就成官场享乐之消遣。可惜，川人不谙吴语，久而生厌。1911年后，舒颐班因难以为继而解体星散，名角周辅臣、苏一凤改搭川班。
风雅川督吴棠，引一段梨园佳话，却留一段残败苍凉。
吴棠
玩音乐的“抄手总督”
成都的7月，天气从未这般诡异和暴热。
一到傍晚，阴沉的云卷着密密的黑，压抑着空气，不时伴随惊雷和闪电。
红星路二段70号楼顶，有一丝风，但俯瞰华兴街口的悦来茶园，说不出的沉闷。
四周高楼林立，悦来茶园和锦江剧场，谦卑地伫立于灯火繁华之中，显得渺小。
小，是地表上的视角意义，但它的内里别有韵致。
吴棠的官家戏班——舒颐班，最后的命运终结于此。如今的悦来茶园内堂，还竖立着这段历史的见证——“三庆会旧址”的雕花木刻。
拜雅特在《隐之书》中说：“如果待在你炽热的光里太久，我一定会枯竭，然后渐渐逝去。”
川剧著名戏班三庆会演出的旧址
如果把这句话定义为舒颐班和吴棠的隐喻，它就包含着戏剧的生长哲理，没有合适的生存语境，任何灿烂的艺术都会枯萎。
吴棠入川，恰逢四川的安乐之年。
前任总督骆秉章剿匪肃贪，四民乐业，吏治清明。吴棠自谓才识难比骆公，凡事墨守成规，不作更改。
清末周询《蜀海丛谈》中记载的吴棠，把自己定义为风宪官：“一省政权，应出自藩、臬两司，总督监察于上，有舛误者纠正之，贪劣不职者参劾之，不必事事过问也。以故节署机务清简，日惟从容坐镇。”
直白地说，就是：“我高高在上，监察百官、纠劾不法就可以了。藩司、臬司主管一省政权，我不必事事过问。”
这样当总督，当然很闲，有大把时间玩。用四川话来说，他就是“抄手总督”。
“抄手”，表示一个人无所事事、不作为，把手都抄起来了。李劼人在《大波》中写道：“管他怎么样，总比卖抄手的好！”
所以，吴棠每天上班的时间安排相当松弛，每天早晨接见下属官吏，听他们汇报完毕，就开始批阅公文，指示幕僚向朝廷写奏章。
一到午时，就打卡下班，召舒颐班到官署演剧。
吴棠妙解音律，还喜欢在官署内的习静园与同有爱好的幕友，吹笛谱曲玩音乐。“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
昆曲之中，《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为古代戏曲文学不朽之作，吴棠尤爱《桃花扇》。
桃花扇是侯方域、李香君定情之物。孔尚任以此记录着男女主人公的沉浮命运，又用它勾连出形形色色的人物活动。
一把纤巧的扇子，不仅串络着纷乱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也为居于蜀地的吴棠扇动着久违的乡情浓语。
苏州昆剧院青年演员刘煜、吴嘉俊演出《牡丹亭惊梦》一折 摄影吴孟岭
昆曲入川与士绅文化
2017年7月30日，跳蹬河附近的沙河丽景小区，绿意森森，包围着窗外的景致。
四川省川剧音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彭潮溢的书房里，琳琅满目的戏曲音乐书籍大多泛黄。关于吴棠的记载，仅有两段史料。
对于舒颐班、三庆会，以及苏昆之于川昆的演变，他娓娓道来，仿若一幅漫谈的曲艺画卷。
彭潮溢说，满人入关，八旗子弟为官，非常注重汉文化的发展。苏昆有富丽华美的演出氛围，附庸风雅的刻意追求，完全摆脱了市井文化，特别受宫廷宠爱。昆曲作为士绅文化的代表，堂而皇之地进入官衙，受到地方名流的追捧。
乾隆时，川陕总督岳钟祺与四川总督福康安，都善养歌舞伶人，搬演昆曲，用于宴乐助兴。(www.xing528.com)
但在民间，昆曲零星散落，不成气候。据民国初的《蜀伶杂志》载：“康熙二年（1663），江苏善昆曲八人来蜀，俱以宦幕寓成都江南馆合和殿内，时总督某亦苏人，因命凡宦蜀得缺者，酌予捐赀，提倡昆曲，以为流寓蜀中生计，蜀有昆曲自此始。然初仅此邦（帮）宦幕坐唱而已。”
对于新鲜事物，成都人乃至川人，都保持着天然的热度。但昆曲是个例外，走在大众生活的半途就自然夭折。
悦来茶园的演出剧目牌
外因的压迫，挤占了昆曲的生存空间。嘉庆四年（1799），爱新觉罗·颙琰下旨，“嗣后各省督、抚、司、道署内，俱不许自养戏班，以肃官箴而维风化”。
彭潮溢说，昆曲入川生存的基础，就是官办文化，它的思想、韵味、唱腔都适合官绅口味。陡然跌落民间，星火渐灭。
这就是艺术的尴尬，往往在前进的途中，逐渐树影凄凉，花蝶匿迹，果实无存，最后到达一个荒漠。
同治七年（1868）后，吴棠的到来，又为荒漠种植了一片绿。梨园子弟白发已新，忆起当年节楼歌舞盛况，不胜唏嘘。每到午后，总督署内，冠裳会集，舒颐班献技，但见谢傅风流，遏云绕梁。
但舒颐班大多为总督服务，观众不变，剧目更换就慢。彭潮溢说，因为它的唱词唱腔太文雅，听者不仅要有江浙一带的语言基础，还要有曲牌基础和文化基础，老百姓很难懂得起。
没有传播力，就没有生命力。眼看舒颐班的日子举步维艰，吴棠以舒颐班曲高和寡，考虑戏班几十人以后无法养活自己，以乡党的名义集资为戏班购买良田百余亩，并以江南会馆为常住地。
昆曲在此授受相承，先后经历了同治、光绪、宣统年代以及辛亥革命，确实也出了一两代名角，但1911年后，舒颐班还是解体星散。“资阳河”流派名丑乐春遂邀请昆曲“舒颐班”名净周辅臣、名旦苏一凤、名场面赖家祥等入“雁江大名班”，引进大批昆曲优秀剧目，移植为川剧高腔。
昆曲入川的演变，也变相折射川剧的演变。彭潮溢说，辛亥革命后，成都艺人自发组织了川剧班社“三庆会”，汇集当时包括昆腔、高腔、胡琴、弹戏、灯戏五种声腔的“长乐班”“宴乐班”“舒颐班”“彩华班”等部分演员，共一百八十余人，行当齐全、名角荟萃。先后公推康芷林、杨素兰、萧楷臣等任正副会长，结交社会名流，排演新戏，培养演员，保留了一批“窝子戏”，如《离燕哀》《金钗细》《意中缘》等。
“三庆会”前后活动达三十余年，这就是悦来茶园的前身。“三庆会遗址”的木刻，摆放于茶园内堂，意义也在于此。
吴棠是贪官还是清官？
在晚清的官场里，吴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守旧派，特别是督川七年，建树甚少，只有创建尊经书院，稍显一点政绩。
尊经书院成立于同治十三年（1874），由川籍洋务派官僚、当时退居乡里的工部侍郎薛焕等十五人倡议，四川总督吴棠与四川学政张之洞筹划，在成都南校场石犀寺附近修建，以“通经学古课蜀士”。书院山长中，王闿运无疑是最出名的，其弟子宋育仁、廖平也成为世之名士。
吴棠的前半生还是可圈可点，战捻军、理漕运，锄强扶弱，体恤民情，是一员能吏，也是一员廉吏。
《清史列传》记载：“（咸丰）四年（1854），太常寺少卿王茂荫疏荐人才，称棠捕盗认真，士民称颂，上命杨以增察看。以增称棠实心任事，始终不懈。得旨免补知县，以同知、直隶州即补，并赏戴花翎。”王茂荫疏荐人才时称吴棠“捕盗认真，士民称颂”一事主要发生在吴棠署邳州知州期间。
贡发芹在《王茂荫与吴棠的君子之交》一文中有详细描述。咸丰二年（1852），邳州大水，岁荒盗炽，由于吴棠在清河县知县任上严禁胥吏苛派，严禁赌博，严治盗贼，政绩称最，因此清廷委派吴棠署邳州知州。吴棠认为盗亦赤子，积恶者必锄，协从者宜解散也。履任后，亲率壮丁，按名指获，置诸法。设局倡恤，收养弃婴两千余名，深受士民称道。
咸丰帝对王茂荫的疏荐比较重视，当即降旨交“杨以增察看”。杨以增任江南河道总督，驻清河。因吴棠在桃源、清河、邳州任上治河有功，特别是丰口漫堤，多亏吴棠丰功出力，杨以增曾多次上疏保举，此次王茂荫疏荐吴棠，咸丰帝降旨交其察看，正合杨以增心意。当即上疏，称赞吴棠“实心任事，始终不懈”，又一次让吴棠“天子知名”，开升迁之坦途。
咸丰三年（1853）初，吴棠又回任清河县令，时值太平军、捻军风起云涌，反清杀官、声振华夏，清廷摇摇欲坠之际。吴棠带兵征战于徐淮之间。时太平军攻占扬州，遂有屠城之难，消息传来，淮人纷纷迁移。一时贵者叹于室、富者犹于门、贫而强者喜于道。吴棠诓称清廷大军将至，人心稍安，迁者多返。吴棠在地无城郭、手无兵柄情况下，徒以忠义号召，会同乡绅鲁一同招集乡勇，倡办团练，申明纪律，乡镇立七十二局，不数月间，会者数万人，首尾相连，合力防御，声威大振。
据郭应昭《吴棠智造清江浦城》披露，咸丰十年（1860）捻军李大喜、张宗禹率部二万余众，攻克清河县清江浦（今淮安市区），击毙淮扬道吴葆晋、副将舒祥等，河督庚长等逃往淮安府城。吴棠临危不惧，招集乡勇，驻军瓦砾上，亲自在清江浦北圩上督战，终击退捻军。吴棠因守城有功，政绩卓著，于当年补徐海道，旋授徐海道员（四品官）。
咸丰十一年（1861），吴棠擢江宁布政使（从二品官），代理漕运总署。此后实授漕运总督，署江苏巡抚，署理两广总督。
同治六年（1867），吴棠调任四川总督。但其入川之时，已是迟暮之年，但他依然带着昔日的荣耀，挟着总督的声威。
但柏拉图在《泰阿泰德》中说：“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新的水不断地流过你的身旁。”
在近代中国大变革的格局下，在新的水流面前，吴棠显然有些不知所措，不知是老年昏聩，还是晚清沉疴难救，其治下一方贪风日炽。
《清代四川财政史料》指出，吴棠制军督蜀，一切委署，多系人情，贿赂公行，请托无忌。藩库银两接连两次被盗，省垣重犯，白昼抢夺。儿童走卒，传为笑话，同省官绅百姓，莫不曰“两司木偶人也”。
因公事废弛，法纪太坏，吴棠难免被人诟病。据《东华续录》记载，同治八年（1869）五月，云贵总督刘岳昭告四川总督吴棠入川之时奢华浩荡，雇民夫三千多人，四人抬大轿一百余顶，沿路收地方官红包贺礼（时称规礼），每过一县至少两三千两银子，到任时收受超过十万余两白银。收回来的现银太多，叫人专门造数十个木桶来装。
刘岳昭在奏章中还称，吴棠到任后卖官鬻爵，连在四川的洋人也被索贿。因为索贿不成，竟将四川提督胡中和的驻防军撤散，让自己所带的副将张祖云另外招募兵勇担任防务。吴棠担任四川总督数月以来，云南巡抚岑毓英派遣手下差官入川七八次，每次都向吴棠送上大礼。
皇帝下旨，派李鸿章入川彻查。同治八年（1869）十月，李鸿章将调查报告交给内阁：“吴棠家眷抵川，亲丁仆从，仅五十余人，并无用夫三千余名，四轿一百余顶，及需索门包之事。该督到任时，司道及各属员等，均未致送规礼，亦无饬造木桶装银情事。补署各缺，均按班次，由两司会详，毫无情弊。其裁减胡中和湘勇，令张祖云另募川勇，系为节省饷需起见。川省应解刘岳昭刘岳曙饷银，陆续筹拨，并未停解。至另解岑毓英饷银，本系应协滇饷，并非移此就彼。”
李鸿章的奏章不仅为吴棠洗冤昭雪，还隐约暗示，刘岳昭针对吴棠拖欠粮饷不发，又把应给的饷银先解往云南巡抚岑毓英处的说法乃诬告。这样一桩涉及吴棠“荒谬贪污、物议沸腾”的大案，以刘岳昭被革职留用处分收场。
吴棠服官三十余年，历封疆大吏十六年，是皖东清史上的封疆大臣，中国漕运史上集权总督，在整个同治朝，一直与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曾国藩、陕甘总督左宗棠等齐名。
李鸿章曾经誉吴棠为“天子知名淮海吏”，翰林院编修钱振伦这样称道：“以民慈父，为国重臣。江淮草木知名，天下治平第一人。”由此可见吴棠在那个时代的巨大影响。
（本文原载于2017年8月3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仲伟 摄影：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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