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的天球仪制造者

关于大西皇帝张献忠的史料颇多，但多为稗官野史，道听途说，良莠不齐。因为绝大多数作者，并没有亲见过张献忠本人，更没有置身大西宫廷领教“黄虎”的喜怒无常与歇斯底里。因此，法国传教士古洛东1918年整理印行的《圣教入川记》就凸显出无与伦比的价值。这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关于张献忠以及大西政权的非虚构之书。

《圣教入川记》记录了利类思、安文思在四川的经历，尤以两人在张献忠阵营所待两年多时间的亲历为重，惊心动魄，九死一生。

利类思与安文思

利类思，意大利西西里岛人，贵族出身。1636年抵澳门，取名利类思，1637年来到内地，在江商二年后，赴北京助修历法，1640年入川，创建成都教堂。这是天主教进入巴蜀的滥觞，异域的教堂也随之在天府之国相继建立。利类思汉语造诣颇深，所遗著作、译作达二十余种。利类思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月卒于北京，赐葬栅栏教堂墓地，位于利玛窦墓附近，墓碑上刻有康熙皇帝的谕旨。

安文思，葡萄牙人。1640年来华，先住杭州，后入川，明崇祯十五年（1642）八月到成都。

1644年张献忠起义军再度入川，攻克成都，两位传教士于城陷前逃到山区避难，不久即为张献忠手下所获，遂在起义军中为大西政权制造天文仪器。清顺治三年（1646）张献忠在西充县被一箭穿胸毙命，利、安二人又为清军所获，被肃王豪格留在军营，后随军到西安，到北京后，先后受到顺治、康熙皇帝的优待。豪格死后，利类思和安文思获得自由，参与天文台的工作，皇室赐给两人一座宅院，他们在此修建了一座教堂，被称为东堂，坐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76号。

安文思具有一流工匠技艺，善于制造机械，先后为张献忠和清朝政府制造过许多仪器，康熙帝称赞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除了制造机械，他还于1668年以葡萄牙文写成《中国的十二特点》一文称颂中国，后以《中国新志》为名刊行于巴黎。

安文思在北京期间著有《张献忠记》一书，叙述他和利类思在张献忠大西宫阙当中的经历和见闻。安文思逝世后，赐葬滕公栅栏教堂墓地。在北京市西城区北营房北街（马尾沟）教堂，保存有清康熙十六年（1677）四月六日树立的“安文思墓碑”。

两位洋人的贵人

1640年，意大利人利类思受东阁大学士刘宇亮之助，入川来到刘宇亮在绵竹的老家传教。刘宇亮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后迁吏部右侍郎。崇祯十年（1637）八月，擢礼部尚书，与傅冠、薛国观同入阁。

刘宇亮体格短小精悍，善击剑。居翰林时，常与家童角逐为乐。性不嗜书，馆中纂修、直讲、典试诸事，皆不得与。但刘宇亮声望极高，热心天主教，在他的影响下，利类思在他老家住了八个月。他的家院里，“为利君将中堂装饰一新，堂中悬救世主及圣母像，设祭台，上置黄蜡烛台及各花草，宛如圣堂然。利司铎常在此处，不独向各绅宦讲论圣教道理，而各等人民来游玩者亦为之讲道（成都人士从未见经堂，闻风来观者殊不乏人）。听者皆乐而忘倦。于是进教者实繁有徒”。

崇祯十七年（1644）八月初九，张献忠率领起义军攻破成都城池，蜀王朱至澍走投无路，带妃妾自沉于蜀王府内的“菊井”，太平王朱至渌也赶紧自杀。四川巡抚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明朝派驻四川的主要官员因拒不投降，均被农民军处死。

张献忠分军四掠，迅速控制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州、县。崇祯十七年农历冬月十六，张献忠据蜀王府宣告建立大西国，改元大顺，称帝，以成都为西京。

此时，躲避在绵竹县刘宇亮老家的利类思与安文思，在见到了从成都逃出来的教堂执事安当先生，听他讲成都屠杀惨状后，几乎是面无人色。估计绵竹县也即将成为瓦砾，他们连夜坠城逃跑，来到几百华里之外的雅安天全县。

封洋人“天学国师”

《圣教入川记》没有交代清楚的是，两人是如何返回成都的？他们之所以要返回成都，在于曾经担任成都县令的吴继善，已摇身一变，升任大西国的礼部尚书了。

这个吴继善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推荐两位司铎？出身江苏太仓的吴继善，乃写《圆圆曲》和《绥冠纪略》的著名诗人和历史学家吴伟业（梅村）的族兄。崇祯十一年（1638）进士，后在翰林院任庶吉士，认识被崇祯帝重用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吴继善奉命到成都做县令，离京前他与汤若望告别，汤若望请吴继善给利类思带了一封书信，吴继善到成都接印视事后即拜见利类思，“畅谈间，殊为相得”，遂成为朋友。

吴继善向张献忠大力推举两位洋人，称其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张献忠早已知道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万历皇帝的交往，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贡品，加上崇祯皇帝重用教士汤若望，顺势而导之，奇技淫巧，令人脑洞大开。对此，张献忠也渴望一睹为快。他下令，派遣礼部尚书立即请两位洋人出山觐见。

见到礼部来人，不得有误，他们星夜从天全县赶往成都。当日黄昏，入住成都光禄寺署，受到御宴款待。次日一早，他们来到蜀王府，见到了高高在上的张献忠。

当时，这两个人都还算年轻，毕恭毕敬，他们看上去精神很好，身材高大。两人穿着传教士的黑袍，胸口挂十字架，手里还捧西文版《圣经》。一名传教士自我介绍道：“我是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中文名叫利类思，是意大利人。”

另一名传教士也自我介绍道：“我是葡萄牙人，中文名叫安文思。”两人的汉语都说得不错，他们下过很大的语言功夫。利类思道：“我们在澳门学了两年的汉语，风闻皇帝雄才大略，所以我们就来了……”

那天，大西皇帝心情很好，他希望给洋人留下好印象。这两人胆子够大，可以说是明末最有冒险精神的两名传教士，这让久经沙场的张献忠暗暗称奇。

张献忠放低身段，“问泰西各国政事，二位司铎应对如流。献忠大悦，待以上宾之礼，请二位司铎驻成都，以便顾问。并令遵己命，同享国福。且许将来辅助教会，国家太平之后，由库给赀，建修华丽大堂，崇祀天地大主，使中国人民敬神者有所遵循云云。二司铎唯唯而退”。

张献忠是最求立竿见影的人，不喜欢口惠而实不至。两位洋人前脚回光禄寺署，他后脚已经派人送来了各色点心、数匹绸缎、六十两白银，朝袍各两件。两人受宠若惊，翌日上朝拜谢。

一见洋人没有穿中国式朝衣朝冠觐见，张献忠有些不悦，洋人解释说早已绝世俗荣华，张献忠对此发表了一通宏论：“吾固知尔等是传教司铎，已绝世荣世爵。吾赐袍之意，是出自爱慕之诚，非有任官赐爵之心。然按中国风气，凡入朝见君者，非朝衣朝冠不能入朝，若用小帽素服入朝者，是亵渎至尊，乃有罪之人也。且尔等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国政治，又是西国学士，吾当屡次请见。若衣素服在王前往来，与朝臣不同，令人诧异，非吾尊敬贤人之心，亦非顾问员之所为也，尔等勿得推却。”

这是一番入情入理的话，思维严密，滴水不漏。两位洋人理屈词穷，只得领受了大西国的重礼——朝服。张献忠见目的已经达成，不禁龙心大悦，封洋人为“天学国师”。每人获得每月十两银子的俸禄。

张献忠“君子上进”

张献忠经常在金銮殿求学问道，涉猎天文地理，表达出了好学上进的君子势头。洋人老实，岂能探之水深。

转眼就到了1644年冬至日，在成都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一直到请春酒的正月十七，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据元代费著写的《岁华纪丽谱》记载，南宋时的成都冬至日，毫无例外地成为一个宴乐的由头，当时成都地方长官，在冬至日要在大慈寺设宴。

张献忠决定不能一味追求花天酒地，而是要过一个“有意思”的冬至日。他在蜀王府大宴官僚与宾客，“列筵丰美，堪比王家，宾客众多，难以尽计”；宴会设在“宫内正厅，此厅广阔，有七十二柱分两行对立，足壮观瞻”。这表明此时明蜀王府宫殿虽然经过政权易手，依然蔚为大观，宏丽雄伟。

张献忠下令，请两位洋人升坐。张献忠首席，阁老次席，洋人竟然位列第三。张献忠的老丈人列第四，余下才是文武百官。

酒席开始，张献忠嘘长问短，首先问及天主教以及传教事情。他关心的是“西学”，问及算学之事甚多。更有意思的是，张献忠每每听完洋人的答复，转身就与左右辩论，舌灿莲花，出天文进算数，似已经颇有心得。洋人不得不承认“其智识宏深，决断过人”，他们暗暗称奇，进而忘情山呼万岁，认为皇帝“天姿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

张献忠重用传教士的动机，首先在于铸造天象仪、地球仪。这极大地满足了他好奇心。

西汉时，蜀地奇才落下闳就提出了“浑天说”，是极富想象力的天文理论，他认为整个天体浑圆如一个巨大的蛋，天如同蛋壳，而地就像蛋黄。天上的日月星辰，每天都绕着南北两极不停地旋转。其可贵处在于承认宇宙是运动变化的，而且这种运动和变化是有规律的。他发明制作了浑天仪，用来证明“浑天说”。肉眼能看到的星座，都被精确地标刻在他的仪器上，仪器的转动，能演示出它们在天空运行的轨迹。

张献忠同样渴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www.xing528.com)

1645年，张献忠给两位天学国师下令：制造天球仪与地球仪。二司铎接旨，立即绘制设计图并指挥数十名工匠费时半年用红铜铸成，另造日晷配合。成都周边彭州以及荥经县、瓦屋山历来产铜，但他们使用的铜应该不是来自铜矿，而是直接用抢劫而来的铜器皿、佛像熔铸而成，这与大西国铸造“大顺通宝”和“西王赏功”近似。

对“天”极度痴迷

经历八个多月的奋战，两个铜质仪器完工。

“按二球之大，须二人围之。天球有各星宿及其部位，七政星宫环列其上，配以中国天文家所演各畜类；又分二十八宿，以合中国天文家之天图。而地球分五大部洲，国名、省名、城名及名山大川历历可数；经线、纬线、南北两极与黄道、赤道、南北温道无不具备。至于日晷，列有黄道午线及十二星宫与各度数，日月轨道如何而明，岁时因何而定，了如指掌”。完成后，“见者莫不称奇，献忠尤为称羡，视若异宝。饬令将天、地球仪排列宫中大殿上，以壮观瞻。又令厚赏司铎”。“献忠深赞二司铎之才能，尤加敬重。不独厚爱司铎，即司铎之用人亦均赏赐”。

张献忠不但睁眼看清了世界，而且还可以伸手抚摸宇宙。他终于发现“老天”的权力构造了。那么，剩下的事情，就是寻找上天入地的路径。

既然自己拥有了地球与宇宙，已经是“天子”，那么天子的言论，就是“天言”，汇而成书，就是“天书”。张献忠立即下令把自己的语录编为《天书》一册，“谓此书所言无人得知，惟天子独知，因天子奉天之命，独能解释故也。此书多隐语，乃献忠伪作”。

《天书》的本质是预言之书，预示大西国未来诸事。著名民族史学家任乃强先生指出，张献忠“初通文墨”，但他有意回避了《天书》的写作，“张献忠语录”才是其本体论到方法论的集成。

张献忠迷信甚深。他热衷“天文”，主要是渴望在“天象”的指掌图里，看到对于大西国运、个人气数的预兆。他经常围绕铜球逡巡，忽然背手狂笑，忽然又陷入忧思。

自从拥有了天球仪与地球仪，张献忠经常站在空旷的坝子里独立向天。某天，他似有所悟，发出圣旨：自己亲眼在天上看到了弓、看到了箭、看到了刀、看到了矛。“自己奉上天之命，不特为中国之皇，且将为普世之帝。随令百官仰视天空，百官等一无所见。献忠谓今日天不清朗，故尔等未能见之，且其中亦有天意存焉。天显奇异，只令天子独见，以便将来代天行之”。

由此可见，张献忠极可能与后来的洪秀全一样，陷入了对“天”的极度痴迷与虔信之中。

天球仪、地球仪存列于皇宫大厅，宛如天外来客，凡人不可靠近。某天，忧思多日的张献忠向两位国师提出了“何以天圆地方”这个形而上的问题。

洋人详细阐释地方天圆之理，并引多方证据：“地球非方形也。”

久走山路的张献忠心目里的“地理”，就是草蛇灰线，羊肠小道。他回答：“地球浑圆之说，吾亦信之。然据中国天文家之理想，地系方形，中国在中央，四方为外国，故名中国，其坚稳可知。当有八百年之久长。”这段话表明张献忠并非一无所知，他承认西方的科学知识，但又要维护国粹。

洋人造出红夷大炮

张献忠重用传教士的动机，其次在于铸造大炮。这极大地满足了他的实用心理。

张献忠从两个铜球的制作工艺上，看到了洋人的工匠精神，他又命二司铎造一尊红夷大铜炮。所谓红夷大炮，乃是荷兰人发明，原名叫“荷兰雷”，因中国人称荷兰为红毛国，故称为红夷大炮。

利类思说：“这种大炮的优点是炮管长、管壁厚，而且从炮口到炮尾逐渐加粗，符合火药燃烧时膛压由高到低的原理。在炮身的重心处两侧有圆形的炮耳，火炮以此为轴可以调整射角，配合火药量改变射程。设有准星和照门，依照抛物线来计算弹道，精度很高，威力巨大，一发炮弹可伤人无数。西洋人的海军横行海上全靠此炮，我虽多次见过，但未学过制造之法。安文思是葡萄牙人，精习算术物理，或许可以帮助你们制造。”

安文思承认：“本人没有学过制造军火之术。但军火也是根据物理学原理制造出来的，要认真研究的话应该可以找到其方法。”

当时成都尚有遗存的明军火炮，两位洋人依葫芦画瓢，摸索出红夷大炮的原理，绘出了图纸。原来那帮协助铸造天球仪地球仪的工人已经熟门熟路，按图施工，先铸炮管，再造炮弹，最后将炮身装载在炮车上。两个月内，红夷大炮铸造成功。

事有巧合。彭县（今彭州）传来急报：彭县民众造反，叛民与南明残军聚结于关口（丹景山）、海窝子一带的山寨，抗税抗粮，抵抗大西军。张献忠决定牛刀小试，让红夷大炮大展神威。炮车轮子大，加上车轴宽，一般道路根本无法通行。张献忠命令沿途的乡镇修运车道，与成都街面同宽，直达彭县。但两位洋人毕竟不是军人，由于没有造好炮架子，发射时要把沉重的大炮抬到地面操作，操作费时费力。他们来到了一处地主山寨之前，那是对抗大西政权的一处山坡上的坚固堡垒。因需要仰射，操作更为困难。最终是连炮带骡子滚落下山沟，这是一次颇为丢脸的科学实验。但张献忠没有重责洋人，他自有他的金算盘。

铸造之外，张献忠得陇望蜀，更希望洋人把他平时讲述的“箴言”翻译为西文，寄望在西方传播，以扬其聪慧。

张献忠说：“天造万物为人，而人受造非为天。”张献忠又说：“造天之神，即造地之神也。”张献忠还随口吟诵：“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日冰雹下，黄花不如松。”张献忠口述完毕，“请洋人语速寄欧洲，使文人学士先睹为快”。

被俘四年后获释

1646年7月，为了北上陕西抗击南下的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大西军兵分四路，并命令四位将军，各率兵十余万向陕西进发。9月间，张献忠率部离开了化作焦土的成都。由于沉重物件无法带走，他下令把皇宫里的石犀等掀翻下埋。那两个红铜仪器或许也一并埋入了地下。

驻扎在南充军营之后，张献忠似乎并没有如史家们所鼓吹的那样全力准备“抗清”。他念念不忘的是大西宫廷中的天球仪等物事，遂下令：“劳役二位司铎，令造天球一具，与前日在成都宫中所造稍为较小，凡各经星部位须按次排列，赶急造作，不分昼夜，不得有误。”铜材、制造设备、人工，一时间就调度妥当。

天球仪的重要性之所以超越了一切，是张献忠急于从中窥视自己的劫数与宿命，窥破天机，从而找到破解之道。

两位传教士采取的办法是，一人在帐篷里读经，一人去作坊铸造赶工，轮流工作。好不容易赶制出来，张献忠叫来了一位中土的堪舆先生，他以老江湖的眼光，严厉审视这一作品。堪舆先生必须显示自己的门道与精湛法力，他指出，这个天球仪制作完全不对路，甚至没有显示太阳赤道，这是故意淆乱国家大运所为。天球仪预示着大西朗朗国运，而大西国眼下出现这么多乱子，显然是这两个洋人予以加害昌盛国运……张献忠一听，怒不可遏，吼声如雷，他终于认定，洋人故意胡乱制作，闹乱国运，犯此滔天大罪，不唯害国，且害己身。判决：将两个洋司铎处以极刑。

回到杀人上，他的思维是严密的，考虑的是如下几道身体工艺：时而欲活剐司铎；时而欲鞭死司铎；或以炮烙全身，不使流血出外；或以毒刑致死，以致肉尽骨消……洋人陷入巨大的恐惧里，闪电雷霆加身，气都不敢出了。但张献忠大喊：且慢，姑且留下尔等狗命。

这些事情，一直到二位司驿随军到达西充县也未消停。张献忠令二人就住在献忠凤凰山的老营（司令部）附近，说是以便顾问，实是监督。张献忠的老营附近天天有人被杀，二司铎“饱受惊惶，坐卧不安”，决定上书陈情，请求让他们离开部队，返回澳门。“献忠阅书，疑为讽己”，他决定找一个出气筒，认定这些上书之举，出自仆人之计和老岳丈支持，下令将其岳丈还有川籍仆人六名一起逮捕处死，只留下澳门人安当未杀，但须受鞭刑一百……

有俗语云：“天欲其亡，必令其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神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这个道理，饱读中外典籍的张献忠，应该懂吧。这一切，距离那一支直插皇帝胸口的利箭，仅有几个时辰了。

1647年，利类思与安文思为清军所俘，次年被押至北京，1651年获释。两人一直在北京生活至终老。

（本文原载于2018年6月14日、6月21日《华西都市报》

作者：蒋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