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名山僧占多。马边民建镇永乐溪村可谓风水宝地。据《马边厅志》载,始建于永乐溪村的一座普通寺庙,地处“盖其山、五马岗、为瑶坪、水派岗、黄茅埂”五山簇拥之中。《马边县志》曰:“五山环抱,争奇夺险,状若龙形,称之为五龙奔江。”在“五龙向东”之间奔流、汇聚的这段马边河称之为官帽舟,东岸有一座山,称之为官斗山。民间有称誉,名曰“吉祥三地”。
2001年,这座寺庙里发现了十七尊悬托石佛,全国罕见。更为令人惊异的是后来发现这些悬托石佛,居然是彝族石佛。这座寺庙,当地人称之为明王寺,距马边县城六公里。从此,明王寺以崭新的形象,呈现于世人面前,明王寺的来历考究以及无数虚妄的传说,渐渐浮出水面。
传说建文帝在此避祸
明建文四年(1402),“靖难之役”之后,燕王朱棣夺得皇帝位置,并欲置建文帝于死地。在这紧要关头,太监王钺捧出御匣说:“当年太祖(朱元璋)升天之前秘赐,面谕不到万分危急,不得开启。”建文帝遂启匣,但见一袈裟,一伽蓝,一剃刀,一度牒。建文帝领悟了太祖旨意,带着近臣,逃出皇宫,剃度为僧。并按照伽蓝图指引方向,躲进云南、四川、贵州等地。
然而,夺了皇位的朱棣仍然不放心,将建文皇帝视为心病,一直派人追杀。传说建文皇帝一行化名逃到偏僻的马边永乐溪,但见群峰耸峙,苍翠如黛,山峦起伏,云烟滚涌。五龙山脉相连峨眉,逶迤盘旋而至。此处紫气东升,灵气暗涌,真乃仙山福地。遂捐白银三千两,托随行“金海和尚”主持在宝地上修建寺庙,名曰牛王寺,寓意“朱”失去左右手,为“牛”,“朱王”失去文臣武将遂为“牛王”。直到明弘志年间,重修此寺,当地人为纪念建文皇帝在此隐居避祸,便把牛王寺改为明王寺。
建文皇帝落难的版本很多,争议也很大。根据史籍中的线索,建文帝逃出京城后流落在西南地区为僧,曾到过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一带。查询《马边县志》等相关资料,马边明王寺始建于明成化年间,始称牛王寺。后在明正德年间增修三清殿、东岳殿,并打造石神佛,始改称明王寺。历史是真,传说是虚妄,历史与传说,产生了惊人的吻合。
掩埋在岁月里的神秘真相,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几百年来深藏偏僻山区的普通古刹,居然与明朝皇帝有关。
明王寺作为马边唯一从明朝至清朝的古老建筑,有珍贵的文物价值。据省内专家考察,明王寺的建筑多为单檐歇山顶抬梁穿斗结构。飞檐琉瓦,画栋雕梁。大雄宝殿中三尊三身佛和十八尊罗汉都是明朝正德年间的文物。1989年,明王寺被马边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被乐山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明王寺珍贵价值日益呈现。
明王寺大雄宝殿和三清殿共有十七尊石佛,都是悬挂在穿斗结构的竖柱上。其中大雄宝殿有四尊,三清殿有十三尊。将这些造型奇特的石佛悬挂在寺庙的梁柱上,这在全国佛教寺庙中极为罕见。多年来曾经引起过业内人士的种种猜测和遐想。
由于这些石佛悬挂半空,人的视力很难看清,加上岁月的剥蚀,石佛像显得很模糊,很难辨别。后来,三清殿的悬托石佛被偷,警方将这些石佛追回后,文物工作者在清洗佛像时,无意之间发现其被掩盖了几百年的“庐山真面目”。这些悬托石佛像与其他的佛像有几点不同:其他的佛像都戴冠穿靴,身着铠甲,而这些佛像只有头前方蓄有一小撮头发,酷似彝族男人头顶的“天菩萨”。佛像服饰的花纹图案,极似彝族男人服饰的花纹图案。石佛像的左耳上戴有一个耳坠,也正与彝族男人自出生后,长者会在其左耳垂处穿个孔,稍长一些后便会戴上耳坠的风俗不谋而合。
2001年,马边县委宣传部组织撰写的《马边发现彝族悬托石佛群》一文在当地媒体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新华社还发布了《十一尊彝族悬托石佛惊现四川马边》的文章:“就在海内外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刚刚结束第一阶段维修工程的乐山大佛时,四川省乐山市所辖的马边彝族自治县明王寺新近又发现十一尊彝族佛像。这种悬托于大殿半空的佛像,在佛教寺庙中极为罕见。”
悬托石佛造像
总在柳暗花明中破案(www.xing528.com)
明王寺彝族悬托石佛横空出世,惊讶了世人。当地人重新审视这座形象普通的寺庙的前世今生,许多让人百思不解的问题纷至沓来。当地有传说,当年明王寺香火旺盛,香客云集,人群中有一位得道高僧,高举铜镜来到明王寺后山,但见金光万丈,瑞气氤氲。高僧急呼,永乐溪要出“狠”人,至少要出二品以上官员。有个居住对面官斗山的地主知道了这件事,便请来高人给他指点,在官斗山向永乐溪后山方向修建一塔,修造一桥连接永乐溪,“桥是弯弓,塔是箭,箭箭射翰林”。目的是希望将永乐溪的风水,改转到官斗山上来。他希望这个二品“狠”人是他的子孙后代。
由于风水先生水平不高,技术有限,把永乐溪的风水改到官帽舟去了。果然,官帽舟出了个贺昌群,学贯东西,才高八斗,是中国史学界屈指可数的人物。他先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周建人等杰出人物交往甚密,互视知己。他潜心研究宋元戏曲、敦煌学、简帛学、汉唐历史等,成一家之言,在中国史学界独领风骚。
更让人津津乐道的传奇发生在现代,由于明王寺地处郊外,管理难度较大,明王寺的悬托石佛多次被盗。可是,每次石佛被盗,在民警破案无望的状况下,石佛被盗案都会在一个很凑巧的机缘中冒出端倪,提醒公安干警通过蛛丝马迹成功破案。失踪的石佛终会现身,重回明王寺。2006年,悬托石佛再一次被盗,民警费尽心血,却没有任何线索。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起摩托车被盗案中,作案人员心虚,在交代中暴露出盗窃石佛的信息,民警乘胜追击,成功追回石佛。
彝族悬托石佛的面世,与小凉山千百年来彝族构筑的信仰体系、文化体系的变化有什么千丝万缕的联系?
历史专家李方认为,悬托在佛殿里的不是彝族石佛而是彝族石像,原因有三:首先,多年来石像悬于半空,且周围没有供台,显然悬像不是供人参拜,所以说不是佛。其次,石像头上的发型似彝人男子头上的天菩萨,左耳有耳饰,彝族男子的耳饰一般都穿左耳,忌讳穿右耳,这与彝族男子的装饰一致。其三,彝人日常生活中总是将祖先的灵牌或神的牌位悬挂在楼上的屋梁上,而陌生人和妇女是不能到楼上去的。他们将最珍贵的东西悬挂起来,这一点似乎和将石像悬托有异曲同工之妙。
维修前的明王寺
查阅《马边县志》,历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地区在政治上皆实行羁縻统治,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不同的管理体制和统治策略,即少数民族“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尊重其政治基础和文化习俗,不干涉其内部事务。明王寺放置有彝人特点的悬托石像,或许正是以这种时代背景下的羁縻统治为背景。但问题是彝人不信佛教,为什么要塑造有彝人特征的悬托石像置于寺庙中呢?
另一位历史专家姚军来马边考察后,意见却大相径庭,他认为大殿里悬托的佛像不是彝族形象,而是四尊童子像。
查阅有关童子像的资料,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童子像都要打胎记,有打在头上、手上、脚上……但明王寺的悬托石佛像几乎都找不到标志性胎记。再从形象上来看,其体貌、体型都是成人状,没有孩子的童真意趣。同时,悬佛不止是在大雄宝殿中有四尊,在后面的三清殿里还有十三尊,一座小小的寺庙里,为什么要悬挂这么多的童子像?其包含着什么深刻寓意?
历史光怪诡谲,现实扑朔迷离。无数的悬念弥漫,几百年来的谜团至今仍等待着答案。
(本文原载于2018年5月17日《华西都市报》
作者:夏书龙 张三才 摄影:易永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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