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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多元文化建筑──提契诺的创新导言!

时间:2023-08-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提契诺建筑师获得了无数项目和话语权,甚至是对政策的影响力。从业建筑师会指出,提契诺建筑师在声名鹊起之后获得了过多的实践机会。但无论如何,2000年后一系列新的作品表明,提契诺建筑师将过去“小而有力”的建筑风格视为一种新的传统。TI00注1:20世纪50、60年代,赖特、荷兰风格派、柯布西耶均成为影响提契诺建筑师的对象。

瑞士多元文化建筑──提契诺的创新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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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00图1 1975年“趋势”(Tendenzza)建筑展的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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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00图2 贝林佐那大城堡(TI02)

“提契诺”可能是整个瑞士建筑中非常矛盾的一个术语——对于了解瑞士建筑的人来说,这个词早已如雷贯耳,甚至已经成为历史名词。而对于不了解瑞士建筑的人来说,这个描述瑞士与意大利之间地区的地理名词似乎很难进行准确定义。对于今天的大部分瑞士建筑师而言,“提契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存在——她有已经尘封的历史,历久弥新的经典,值得人铭记的教训,但更多的也许是充满可能性的未来。

对于这部分“已经尘封的历史”,人们不得不回到20世纪30年代。与当时北意大利的理性主义实践同步,提契诺也出现了一大批现代作品。进入20世纪50年代,一大批回应当时各个建筑流派的建筑作品开始在提契诺地区涌现(注1)。但随着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理性主义运动的再次兴起,提契诺建筑师接纳了被称为“趋势”(Tendenza)的建筑理念(注2),并且设计出了诸如贝林佐那游泳池这样极具理论说服力的作品。这使得提契诺建筑立即成为学术性实践的领先者。于是在1975年“趋势:提契诺新建筑”展(Tendenzen:neuere Architektur im Tessin)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举行(注3),提契诺建筑从此获得了国际关注,赢得了无数声誉,甚至成为瑞士文化的代表。

但提契诺建筑对于20世纪70年代瑞士建筑史的“参与”只是提契诺建筑的冰山一角。事实上,当年依托于意大利“经济发展”“理论创新”以及“实践先例”而产生的一大批优秀建筑(注4)才是提契诺建筑“历久弥新的经典”。得益于1975年之后的声名鹊起。提契诺建筑师获得了无数项目和话语权,甚至是对政策的影响力。当所有资源集中到少数精英身上时,人们会看到天赋绚丽的绽放(注5)。人们不会忘记贝林佐那大城堡(Catello Grande Bellinzona)给人的感官震撼,以及自然和历史线索的完美整合。当然,历史书上也从来不会落下卡拉索镇(Monte Carasso)这样教科书级别的乡镇复兴项目。而得到众多大师垂青,又天赋异禀的博塔(Mario Botta)(注6)也在20世纪70年代前结束了其在意大利的漫长游学。重回家乡的他从此开始了有300多个建成项目的漫长“统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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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00图3 门德里西奥建筑学院校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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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00图4 位于比索尼(Bissone)的提契诺著名建筑师纪念碑

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提契诺建筑所坚持的形式主义原则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这些问题可以从人们对建筑采光的质疑,对纪念性城市姿态的反对,以及对建筑节能标准的忽视中察觉一二。所以人们也不难理解,尽管提契诺建筑仍然有所发展,但能够继续引起人们关注的仍然是那些遗迹修复项目,以及少数被推向极致的形式主义作品。评论家可能会指出,作为创作重要来源的提契诺意大利战后建筑在这个时期已经走向衰落。从业建筑师会指出,提契诺建筑师在声名鹊起之后获得了过多的实践机会。这直接导致一部分大师迅速故步自封,同时也使之后的整整两代提契诺建筑师失去了起步的机会。行业官员会指出,过多大师的存在破坏了项目竞标机制,致使提契诺地区在其后的三十年里一直没有建立足够公平的竞赛制度。而历史学者也许会说,提契诺是一个小到必须不断从外部引入设计思潮的地方,从赖特到柯布,从康到罗西(注7)。平心而论,当年被引入的到底是观念还是手法,这其实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以至于直至今日,人们并也不知道这群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师到底是熟练的“手法主义者”,还是领悟了建筑真谛的“灵魂建造师”。(www.xing528.com)

进入20世纪90年代,提契诺不得不接受“学派”开始衰落的现实。大师们继续实践,包揽着从超市到歌剧院各个领域的设计,但与此同时,大批当地有志于建筑的年轻人则北上德语求学和工作,却很难再回老家开业。除了实践机会的缺失,高等教育的缺失也促成了当地的人才断层。于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博塔(Mario Botta)、斯诺其(Luigi Snozzi)、加尔菲蒂(Aurelio Galfetti)以及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共同创立了门德里西奥建筑学院(Accademia di Architettura di Mendrisio)。在这个学院里,传授是一个方面,不过更重要的是能让建筑师相互交流。大规模建设黄金时代一旦过去,建筑师们就不得不寻找新的学术动力(注8)。

但无论如何,2000年后一系列新的作品表明,提契诺建筑师将过去“小而有力”的建筑风格视为一种新的传统。换句话说,以前是学外人,现在是学自己。但是这种“坚持建筑学术性”“坚持形式风格”的做法到底能走多远,还有待于继续观察。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提契诺在盛极而衰之后,又重新回到了一个充满可能性的起点上,人们有理由期待这块“人杰地灵”的地方(注9)展示出“充满可能性的未来”。

TI00注1:20世纪50、60年代,赖特、荷兰风格派、柯布西耶均成为影响提契诺建筑师的对象。这个时期活跃的建筑师主要有利诺塔米(Rino Tami),布莱维奥(Peppo Brivio),卡罗尼(Tita Carloni),弗朗哥庞蒂(Franco Ponti),卡门勤德(Alberto Camenzind)等。

TI00注2:“趋势”(Tendenza)实际上是诸多建筑观念的集合体,主要是针对当时现代主义所作出的反思。当时与之相关最重要的著作是1966年格利高提(Vittorio Gregotti)和罗西(Aldo Rossi)的《城市建筑学》(L’architettura della città),以及1967年格拉西(Giorgio Grassi)的《建筑的逻辑结构》(La costruzione logica dell’architettura)。在城市层面,罗西强调形式上所附有的城市的记忆、历史的记忆。在形式方面,罗西强调形式的原型和抽象(简化),而非形式的演化和发展(繁化)。罗西强调建筑应当有不随波逐流的自主性(Autonomy),不被此时此地观念的影响。瑞士建筑师相当程度接纳了罗西的思想,但是对罗西思想的落实方法并未完全接纳,比如对类型的强调、几何化的形式语言,齐平的细部做法等。

TI00注3:展览的主题是“趋势”,因此主要收录了20世纪60年代末跟这种新理论相关的作品,即博塔(Mario Botta)、斯诺其(Luigi Snozzi)、加尔菲蒂(Aurelio Galfetti),以及芙劳拉(Flora Ruchat)等人的作品。前代建筑师的作品仅有少量收录,比如第一代建筑师塔米(Rino Tami),以及第二代建筑师卡罗尼(Rita Carloni)、布雷维奥(Peppo Brivio)。这些前辈建筑师在随后被边缘化,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

TI00注4:战后意大利的经济高速增长,被称为“意大利奇迹”,在战后二十年意大利产生了无数优秀的建筑作品。但是由于文化和政治的原因,这部分作品一直以来仅仅被意大利和瑞士建筑师知晓,没有得到足够的影响力。

TI00注5:意大利法西斯时期的诸多建筑作品都得到了统治者的鼎力支持。而纳粹时期对于莱尼(Leni Riefenstahl)等艺术家的资助也与其类似。这些做法在当时催生出跨时代的艺术精品,但也可能像施佩尔(Albert Speer)的建筑一样,完全成为权力和意志的体现。

TI00注6:博塔15岁开始在卡罗尼(Tita Carloni)事务所学习制图,16岁便在家乡建成了第一个项目,18岁去米兰学习艺术,21岁去威尼斯学习建筑。期间他参与了柯布西耶的医院项目。在1969年博塔跟随当时著名的建筑师斯卡帕(Carlo Scarpa)和路易斯康(Louis Kahn)完成毕设。同年,博塔回到卢加诺(Lugano)开设了自己的事务所,时年26岁。而在开业的第二年,他就与其他提契诺大师一起参与大型项目投标。1975年的提契诺大展开始时,博塔刚好有一系列住宅建成。于是在1976年之后,博塔一下获得了诸多公共项目的委托。正式开始了大师之路。

TI00注7:如前所述,提契诺建筑师在20世纪50—60年代有广泛的借鉴期。具体而言,塔米(Rino Tami)的后期作品深受赖特影响。卡罗尼(Rita Carloni)早年设计过一系列赖特式的建筑。布雷维奥(Peppo Brivio)早期受现代主义影响,中期设计了一系列赖特式住宅,但后期接纳了康的设计理念。加尔菲蒂(Aurelio Galfetti)最早设计了柯布西耶式的作品。

TI00注8:大规模建设时期过去后,建筑师无法依赖项目数量来积累经验。人们不得不依赖交流,试验性实践,教学,理论分析等方式来弥补实践机会的不足。

TI00注9:依赖杰出的石匠传统,提契诺历史上便名家辈出。著名的巴洛克建筑师波罗米尼(Francescco Borromini)就出生于卢加诺湖边的小镇比索尼(Bissone)。而从提契诺走出的建筑师和雕塑家还包括17世纪供职于罗马地区的马德诺家族(Carlo Maderno & Stefano Maderno)及方塔那家族(Carlo Fontana & Domenico Fontana),18世纪供职于法国的皮索尼家族(Gaetano Matteo Pisoni & Paolo Antonio Pisoni),以及18世纪和19世纪供职于圣彼得堡的特兰奇尼家族(Domenico Trezzini & Pietro Antonio Trezzini)和阿达米尼家族(Antonio Adamini & Domenico Ada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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