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福建对外贸易商品主要是荔枝、丝绸和陶瓷。随着福建人口的增长与北方移民南下，福建与此相关的农业、手工业、陶瓷业也取得较大发展。
在封建社会时代，农业是立国之本，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为扩大耕地面积，福建人民从晋代开始就在沿海地区掀起兴修水利的浪潮。隋代，各地水利建设成绩更加显著。隋时连江县修筑了东湖，灌溉民田达4万多亩。[218]唐时，闽县令李茸发动人民筑海堤，修塘浦，使沿海的大片耕地摆脱了海潮的威胁，盐卤之地变成良田。[219]隋唐之际，漳州地区居住着被称为“蛮獠”的少数民族，生产力水平较低。垂拱二年（686年），唐朝设置漳州，任命陈元光为刺史。陈元光招抚流民，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将大片荒地变成稻田蔗圃[220]。经过隋唐五代的开发，福建改变了原先的落后面貌，农业生产有了飞跃发展。陈初，浙江会稽发生饥荒，“会稽尤甚”，割据晋安（今福州）一带的陈宝应乘机运载米粟到会稽贸易，换取玉帛子女[221]。晚唐咸通时，唐朝用兵岭南，为解决军粮问题，动用大船数十艘，从闽中运粮三五万石赴广州[222]。这表明福建农业有很大的发展，已成为粮食外调地区。
荔枝号称水果之王，在福建果品中，历来以荔枝最为著名。韩偓咏荔枝载：“遐方不许贡珍奇，密诏唯教进荔枝。汉武碧杶争比得，枉令方朔号偷儿。巧裁霞片裹神浆，崖蜜天然有异香。应是仙人金掌露，结成冰入茜罗裳。”[223]从诗人华藻的文辞中我们可体会到，福建荔枝已被视为果品之珍。据蔡襄的《荔枝谱》记载，五代时福建各地已培养了许多名种荔枝，如“十八娘荔枝，色深红而细长，时人以少女比之。俚传闽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啖此品，因而得名。将军荔枝，五代间有为此官者种之，后人因以其官号其树，而失其姓名之传”。又如莆田的“宋家香”号为荔中绝品，黄巢过闽时，士兵欲斫此树，一老妪抱树不去，士兵不敢下手，这颗名荔终于保留下来，经此一劫，“宋家香”更扬名闽中[224]。五代北宋初时人陶谷《清异录》有载“岭南荔枝，固不逮闽蜀”，可见当时福建的荔枝在市场上有较高的声誉。[225]
手工业方面，福建负山面海，物产丰富，“有银、铜、葛越之产，茶、盐、海物之饶”[226]，具有发展手工业的有利条件。在隋唐五代经济开发的浪潮中，手工业也日益兴起，纺织、矿冶、陶瓷、制茶等行业部门均获得较大发展。但是唐初福建手工业的整体面貌较为粗放，只能生产低级手工业产品，这从贡品中看出，以泉州为例，“唐初土贡甚少，有蕉布，有生苎布，各一十匹，绵丝、蜡烛”。其中“绵丝”不是棉布，而是蚕丝。中唐以后，中原先进的手工业技术随着移民传入福建，而割据者的消费欲望大增，福建开始生产精制贡品，该时期的贡局、百工院对福建手工业水平的提高也起到重要作用。唐末“方镇擅命，托进奉之名以赡私索，于是有圣节，大礼、供军等名”[227]，可见，唐末五代的割据者是打着进贡的旗号强迫百姓为自己生产高级消费品，这对百姓是一种负担，但对手工业而言，因为贡品的质量要求较高，对福建手工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随着北方移民南下，人口增多，蚕桑业在福建大有发展。如漳州地区：“古所谓善蚕之乡也，岁五蚕，吴越不能及。盖其地旷，桑后凋，又疆土始辟，民寡而地沃桑盛。故蚕功治焉。厥后民生渐繁，谷土日多，桑土日稀，而蚕功遂废。”[228] 可见，蚕桑业与人口多少密切相关，甚至因为人口的增多而影响了桑树的种植，但随着技术的引进，丝织业的发展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唐代福州的蕉布、建州的蕉花和泉州的棉丝、蕉葛已被列为贡品[229]；至晚唐、五代，丝绸业的进步非常显著，闽国统治者向中原王朝进贡的物品中，有品种繁多的纺织品，还有不少如锦、绮罗、红蕉、蝉纱等高级纺织品，“锦、绮、罗三千匹”“蝉纱二百匹”等记载亦可看出进贡的数量之大[230]，这均反映出纺织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生产规模的扩大。
唐五代时期福建丝织品的质量之高，时人徐寅的诗歌中亦有反映，“闽王美锦求贤制”[231]“五色鹤绫花上敕”[232]可看出当时福建已能织造美丽的锦缎。其他丝织精品也不少，徐寅《新刺袜》载：“素手春溪罢浣纱，巧裁明月半弯斜。齐宫合赠东昏宠，好步黄金菡萏花。”[233]《尚书筵中咏红手帕》载：“鹤绫三尺晓霞浓，送与东家二八容。罗带绣裙轻好系，藕丝红终细初缝。”[234]从诗人丽词秀句的描绘中可知这些丝织品非常精美。随着大量精美丝织品的制造，闽商向外销售福建自产的丝绸商品便有了保证。(www.xing528.com)
福建陶瓷业历史悠久，在两晋南朝时已有所发展，至“唐五代时期，福建青瓷种类虽与前朝大致相同，但窑址已层出不穷”[235]，陶瓷业出现了初步的繁荣。当时的陶瓷生产主要集中于晋江流域，其中以磁灶尤为著名。自1956年以来，在磁灶已发现唐、五代窑址6处，并发掘出大量实物[236]，证明当时陶瓷生产相当兴盛。近二三十年以来在福建全省各地还发现许多唐五代瓷窑，例如福州洪塘怀安村天马岭怀安窑；建阳县境内有水吉镇后井村庵尾山窑，有将口镇的将口窑；浦城境内石陂镇朱塘窑；同安县内有东烧尾密；松溪县东北三合村有三合密遗址；惠安县境有南埔窑；这些窑大多为层层而上的龙窑，其长度在国内罕见。将口窑长52米，朱塘窑长60米，庵尾山窑长74.6米，是现知全国最长的唐窑[237]，这表明唐代福建制瓷业规模较大。其分布的密度也很高，泉州境内发现的唐五代窑有17处，其中南安县3处、晋江县6处、惠安县6处、同安县1处、永春县1处[238]。
福建唐五代窑所烧制的瓷器以黄绿瓷为主，后期渐从黄绿色演变为青瓷，制作比前代更为细巧。瓷器表面有碎裂纹，使用快轮制坯，产品中多为日用器物。此外，唐末五代福建已有一些精品瓷器，陶谷《清异录》记载“闽中造盏，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鹧鸪斑是建窑极品，由此可知，建窑在五代宋初即已闻名天下。除青瓷外，福建还盛产白瓷，王延钧妻刘华的墓中出土了一件白釉瓷碗，口径18.3厘米，高7厘米，底径7.5厘米，敞口，造型优雅，瓷面莹洁[239]。唐末五代白瓷的生产，为宋元以后，德化白瓷名扬世界打下了基础。
茶叶为福建名产，福州、建州两地所产尤为著名。福州的“方山茶”品味甚佳，被列为贡品[240]。福州、建州产茶，“其味极佳”[241]，武夷山所产的丹山碧水茶更负盛名。福建所产之茶不仅品质优良，而且产量丰盛。唐穆宗时，增天下茶税，福建被列为产茶区之一。[242]此外，福建矿冶业金属的使用可以追溯到闽越时代，然而关于采冶的记载则出现于唐代。当时福建共九县有矿山，即将乐、尤溪、宁化、建安、福唐、邵武、长汀、沙县、南安等，产品有金、银、铜、铁[243]。唐会昌年间（841—846年），在福建还设置铸钱监，铸造以“福”字为背文的铜钱。五代闽国向中原王朝进贡的金银及器皿，每次都有数千两之多，统治者还耗费大量金、银、铜等制作佛经和铸造佛像，这都表明晚唐、五代时期福建金属的冶炼技术、矿冶生产能力都有很大提高。[244]
总之，唐末五代福建丝织业和陶瓷业的兴起对中国外贸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在唐中叶安史之乱以前，中国经济中心在黄河流域，那时广东和福建都属于边远区域，地广人稀，居民多数务农，手工业落后，闽粤出口的商品大都从内地运来。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出水瓷器多来自长沙窑，便是一证。长沙距广州尚有一千多公里的水陆路程，长沙窑的陶瓷要运到广州，必须沿湘江上溯到湘桂边境，换载小船，通过灵渠进入广西的西江之源，再后换西江大船顺流而下，直到广州，运输费用较高。但唐末五代福建人口骤增，经济发展，建立了有相当规模的丝织工业和陶瓷业。于是，闽商出口丝绸和瓷器，不一定要到内地采购，泉州、福州、建州的产品就不错。因此，闽商可以就地采购大量的丝绸、瓷器，向外销售，供南海周边国家消费。自五代两宋以后，中国输出海外的陶瓷器大都来自福建，其原因在此，也可以说五代以来福建手工业的发展，成为福建对外贸易的坚强后盾。[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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