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促进了手工业的进步,主要体现在生产部门增多,矿冶、陶瓷、制盐、造船等行业开始在国内占有一席地位;各地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交通运输条件、人文环境等特点,发展相应的产业;生产技术也有提高和创新,出现一批质量较高、畅销国内外的产品。
陶瓷业是广东传统产业,唐代得到进一步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发掘的唐代窑址来看,粤东有10处、粤中8处、粤西9处、粤北1处,基本上为馒头窑和龙窑,分布在陶土、瓷土丰富的沿海或江边城镇。陶瓷的制作技术普遍采用轮制和上釉,种类有碗、碟、杯、执壶、盂、盆、军持、豆、罐、炉、灯、灶、釜、勺、砚、坛、网坠、砖、瓦、瓦当、陶塑、陶范等。龙窑的推广及其结构的改进,使烧制技术大为提高,可以烧制出高质量的青瓷,广州陶瓷产品质地明显改良,可以和浙江等地产品相媲美。[204]唐人刘恂称:“广州陶家,皆作土锅镬,烧熟,以土油之,其洁净则逾于铁器……斯亦济贫之物。”[205]
唐代广东陶瓷生产出现面向国际市场、专门为出口而生产的外销瓷生产基地。据考古发现,这类窑址共有8座,粤东有潮州北郊窑、梅县水车窑,粤中有南海窑、新会官冲窑、三水窑、广州西村窑,粤西有廉江窑、遂溪窑。这些陶瓷产区分布在沿海,都是海外贸易活跃地区。[206]1985年,广东渔民在珠江口珠海荷包岛海域打捞到瓷器21件,据考古工作者考证,确认是唐代广东官冲所产瓷器。[207]在海南岛东部陵水县海滩,也曾经发现不少广东青瓷碗,多为10个一捆堆放。[208]在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过唐代广东青釉罐。[209]这些海域为海外交通航路所经,所发现的瓷器当为唐代沉船所遗。此外,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936至1939年3次发掘伊朗内河布尔古城,发现有唐代广东产白瓷钵、碗残片。[210]在菲律宾,出土过与唐代广州西村窑产品一样的凤头壶。在泰国曼谷,发现了梅县水车窑产品。[211]这些都说明唐代广东青瓷在海外很受欢迎,陶瓷业有外向型趋势。
随着桑、棉、麻、苎、葛等作物的扩种,广东纺织业也有了较大发展。首先丝织业进步很大,当时销往日本的“广东锦”,采用先进的“染花经丝”技术织成,是现代印经织物的前身,该织物至今仍收藏在正仓院。[212]唐人苏鹗《杜阳杂编》记录永贞元年南海贡奇女子卢眉娘,擅刺绣,“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画分明,细于毛发。其品题章句,无有遗阙。更善作‘飞仙盖’,以一丝一缕,分为三缕,染成五彩;于掌中结为伞盖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之象;而外列执幢捧节之童,亦不啻千数。其盖阔一丈,秤之无三数两。自煎香膏傅之,则虬硬不断”[213]。卢氏刺绣技术高超,体现了广州丝织生产的高水平。(www.xing528.com)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丝织品有些还销往海外。9至10世纪的阿拉伯文献记述黄巢起义军攻占广州造成的经济破坏时记载到:“黄巢还把那里的桑树和其他树木全都砍光了。我们特意提起桑树,是因为中国人用桑树的叶子喂蚕,一直喂到蚕把自己包裹起来为止。因此,这一事件,就是阿拉伯各国失去货源,特别是失去丝绸的原因。”[214]可以看出,人们在广州精心地培植桑树,桑叶用于养蚕,蚕丝则用于丝绸生产。由于黄巢起义破坏桑树,间接阻碍了中国丝绸的生产,中断了向穆斯林国家的出口[215]。可以说,唐晚期广东蚕桑业已有相当大的发展,所产丝织品已经出口阿拉伯国家。
其次是棉麻织布也大有发展。如韶州产的竹布,循州的布,振州的斑布,连州的练、白纻细布,品质优良,被列为土贡。[216]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诗云:“白氎家家织,红蕉处处栽。”[217]说明广州地区棉纺织业相当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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