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海上通道容易通行，主要海上通道有向北、向南两个方向，向南约200里可达泉州，据《泉州开元寺志》记载，该寺建仁寿塔所用木料，“王（王审知）乃以材木浮海，至泉建塔”。可见，当时两地间商品流通可走海上之路。泉州往南，可达广州。咸通年间，官员陈蟠说：“臣弟听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随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自福建装船，不一月至广州，得船数十艘，便可致三万石至广府矣。”[163]这可看出岭南与福建之间海上贸易的密切联系。五代末，龚慎仪致南汉国的国书中写道：“自泉州航海，不数日至足下国都矣。”[164]闽粤之间的商业联系已较为密切。
闽中古属扬州，自古与江南的关系密切。汉唐以来，福建已经融入江淮为中心的江南水路网络。《唐语林·补遗》载：“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165]《旧唐书》亦载：“天下诸津，舟航所居，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166]可见，福建已纳入唐代中国水运网络之中。唐元和年间，淮河重要口岸都梁山淮口院官员提及“自闽越以西，百郡所贡辏挽皆出是”[167]。福州的北方航道可通往江南等地，皇甫冉的《酬李郎中侍御秋夜登福州城楼见寄》一诗咏及苏州与福州的水路联系：“辛勤万里道，萧索九秋残。月照闽中夜，天凝海上寒。王程无地远，主意在人安。遥寄登楼作，空知行路难。”[168]可见苏州与福建交通关系之密切。罗隐《杭州罗城记》载：“东眄巨浸，辏粤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169]沈亚之也有记：“顾杭州虽一场耳，然则南派巨流走闽禺瓯越之宾货，而盐鱼大估所来交会，每岁官入三十六万千计。”[170]可见，闽国与吴越之间的海上商业往来也十分频繁。
五代时期，福建海船还不断向北方探航，“审知岁遣使泛海，自登、莱朝贡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三四”[171]，可见当时福建商船直接北上山东半岛，直到山东半岛东部靠岸，这段海程途中多浅滩，福建的尖底船若搁浅便会自行断裂，加上福建水手不熟悉这段海程，所以事故较多。“审知岁时遣使朝贡于梁，阻于江淮，道不能通。乃航海从登莱入汴，使者入海，覆大半”[172]。《册府元龟》也有记载：“审知每岁遣使朝贡，泛海至登莱抵岸，往复颇有风水之患，漂溺者十四五。”[173]该航线的危险性已不言而喻，但王审知依然不遗余力地开辟此航线，也从另一方面看出该航线对福建的重要性。(www.xing528.com)
福建对外贸易发达，可是福建自身的市场有限，只有把从海外进口的奢侈品销往中原，才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因此，北方航线实际上是福建商业的生命线，没有它，福建商业利润将削减一大半。此外，当时福建船舶还航至渤海一带的契丹国和渤海国。徐寅的《折桂何年下月中》一诗的序写道：“渤海宾贡高元固先辈闽中相访，云本国人写得夤斩蛇剑、御沟水、人生几何赋，家皆以金书列为屏障。”[174]渤海国位于辽宁一带，当地人并不善于航海，其使者能来到福建，与福建船舶往来于二地之间有关。契丹国里，福建商人亦很活跃，闽国末年，北方后晋与闽国关系恶化，而后修复，其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说法是闽国使者经常越海通航于契丹，与契丹关系密切，于是，他说服契丹主向后晋国施加压力，迫使其释放闽国使者郑元，这一事件反映了福建与契丹之间的广泛联系。[175]
海运的兴起，随之而起的是海商阶层。唐末福建籍诗人黄滔的《贾客》一诗咏道：“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竞如何？鲸鲵齿上路，何如少经过？”这首诗反映了中国海商的性格。唐五代，闽人常往来于北方与福建之间，杨澈“世家建阳。父思进，晋天福中北渡海，因家于青州之北海”。《岭表录异》记载闽人周遇的海上历程：“顷年自青杜之海归闽，遭恶风，飘五日夜，不知行几千里也。”文中所说的“青杜之海”是指山东半岛的沿海，他从山东半岛航行到福建，是漫长的海上旅程。泉州的官员们也经营海上贸易。据出土的唐大中四年（850年）的《郑季方墓志铭》记载，泉州官员郑季方被泉州委任为“浙江东道回易军赐使”，后死于浙江会稽，说明他是专门经营福建与浙江海上贸易的官员。当时还发生过闽商与荆楚商人在汴京争邸的故事：“荆楚贾者，与闽商争宿邸，荆贾曰：‘尔一等人，横面蛙言，通身剑戟，天生玉网，腹内包虫。’闽商应之曰：‘汝辈腹兵，亦自不浅。’盖谓荆字从刀也。”这些都说明闽商在北方市场上很活跃。因闽人出外经商多获厚利，唐代中叶，刘禹锡论福建：“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独孤及评价：“闽越旧风，机巧剽轻，资产货利，与巴蜀埒富。”这种观念与北方重农轻商的习俗不同[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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