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贸易与交通联系极为密切，互相制约也互相促进。唐代广东南海丝绸之路蓬勃发展，有赖于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交通体系的形成与完善，而广州等城市商业网络，加强了岭南与岭北和海外的沟通与联系，推动各地交通事业的发展。开元初年，日趋繁荣的对外贸易成为张九龄重修大庾岭路的直接动因，结果使这条南北通道“高深为之失险，转输为之化劳”“鐻耳贯胸之类，珠琛绝赆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80]会昌年间（841—846年），岭南节度使卢贞对广州城北甘溪进行整治，“疏导其源，以济舟楫”[81]。咸通九年（868年），静海节度使高骈发动民工，疏凿交、广水道，使两地“舟济安行，储饷毕给”[82]，“每岁广州常发铜船，过安南货易”[83] 。
广州作为国内重要交通枢纽和国际海运中心，兼具河港和海港功能，城市交通不断完善，馆驿设施齐备，在市区建设了可供船舶停泊、水陆联运的港口码头。蕃坊为中外客商汇聚之区，南濒珠江，沿江一带发展成为广州主要的码头。天宝时鉴真和尚来到广州，见珠江“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84]。大概就在这一带。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玄妙观道士黄某在道观西隙地种菜，“得朽木盈丈，视之，盖洋舶也。搜掘出舱，历获多金，意唐宋前此处尚属濒海巨浸耳”[85]，证明该地原为海舶进出的港区。城西浮邱码头（今中山七路、光复路交界处）相传为浮邱道人得道之处，为广州往来西江、北江和卢苞水道船舶的停靠之所。宋初有百二十岁老人陈崇艺言“儿时见浮丘山足，舟船数千，山四畔篙痕宛然”[86]，说明唐末五代浮丘水域泊舟甚多，交通繁忙。城西北的兰湖（今流花湖一带）有水道与珠江相通，水面宽广，亦有码头；大中年间（847—859年），广州刺史李玭建“余慕亭”于此，“凡使客舟楫避风雨皆泊此”[87]。
广州东南80里有古斗村，又称扶胥港，江宽水深、风平浪静，是天然的优良港湾。史载“南海，在县南，水路百里，自州东八十里有村，号曰古斗；自此出海，浩淼无际”[88]。晋代以来即为海舶放洋之处。隋置南海镇，开皇十四年（594年）建南海神祠于镇南。唐代这里为中外海舶进出广州必经之地，海舶出海之前，必在此祭祀海神。天宝十载（751年），玄宗封南海神为广利王，“祝号祭式，与次俱升”“常以立夏气至，命广州刺史行事祠下”[89]。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黄埔庙头村码头围的鱼塘中挖掘出三排大木桩，两侧有支柱夹持，每条长2米多，延伸20米以上，木材为海南紫荆木；经C14测定，木桩年代为1110±80年，证明码头周围原来就是唐代扶胥港的一部分。1984年，该地又发现属于码头建筑的陶制壁饰残件[90]。
与社会经济特别是商业贸易发展需求相适应，唐代岭南已经形成以广州为中心、以珠江水运和南海海运为主导，水陆相连、河海相通的交通体系，联结国内各通都大邑和海外诸国。
（一）岭南港口与岭北的交通路线
1.广州—大庾岭—上都线。这条从广州达上都长安，“取虔州大庾岭路五千二百一十里”。从广州溯北江至韶州（治今广东韶关），“水陆相兼五百三十里”[91]。韶州取道大庾岭达虔州（治今江西赣州）“陆路五百五十里”[92]，沿赣江达洪州、江州（治今江西九江）。由江州溯长江而上，经鄂州（治今湖北武汉）、溯汉江达襄州（治今湖北襄樊），再北上经邓州（治今河南邓州）、商州（治今陕西商州）而达长安。五千二百一十里应是从此道而北上。而顺长江东下而达扬州，再沿运河北上，经楚州（治今江苏淮安）、泗州（治今江苏盱眙）、宋州（治今河南商丘）、汴州（治今河南开封），达东都洛阳，再沿两京驿道西至长安。由于隋大运河修筑，而唐中后期又多依赖“东南八道”财赋，故这条利用运河的道路，成为漕运土贡、商贸往来、官吏贡使多取之途。唐后期运河江淮段常常阻断，东南漕道亦常“取江路而上，抵商山入关”[93]，这也是《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江南道·江州》等记载广州经江州而西北达长安的道路里程所在。
北上上都和东都，大庾岭路是必经之途，经张九龄开元时新辟，成为沟通南北的通途。而赣江在虔州附近，“赣石险难□□，给水匠十五人，并于本州白丁便水及解木□□充。分为四番上下，免其课役”。[94]贞元初，虔州刺史路应“凿赣石梗险，以通舟道”[95]，使大庾岭路借助赣水交通的路线更为顺畅。
当然，从洪州而沿信江达信州（治今江西上饶），经衢州（治今浙江衢州）、睦州（治今浙江建德）而达浙江，再从杭州沿江南运河北上亦可达东都洛阳。这条更偏东的路线，从广州达洛阳七千六百多里，李翱从洛阳达广州走了六个月[96]，也是需经大庾岭而到达的。
2.广州—武水—郴州—上都、东都线。广州“取郴州路四千二百一十里”达上都。从广州北上韶州，溯武水或从沿岸附近绕行越骑田岭而达郴州，由郴州北行而沿湘江，达潭州、岳州（治今湖南岳阳），沿长江至鄂州，溯汉水至襄州，再北上邓、商等州而入长安。此道武水上有许多险滩，《始兴记》已云其处“甚险”，“行者放鸡散米以祈福”[97]大大影响了交通。故《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四《岭南道·韶州》云：“西北至郴州陆路四百一十里”，多应取陆路，或沿今广东乳源、乐昌坪石间的“西京故道”，或沿武水近岸附近绕行。今广东乳源、乐昌坪石间的“西京故道”，笔者曾亲至其地考察，在梯云岭、猴子岭仍留有遗迹。梯云岭遗迹到宋代仍然使用。史载“梯头岭，在乳源县西北，出桂阳路，经此登级如梯”。[98]这里的梯头岭为今梯云岭无疑。今乳源到坪石公路、京珠高速都与“西京古道”遗迹相近，大瑶山以西，从地理上看，乳源道的古今作用重大。虽然，今天这里的公路新道并非完全利用古道，但利用自然地理大势，应该古今同理。
敦煌保留的《诸山圣迹志》，有僧人游历，从韶州“西望郴、连等，欲迁千里□，经草□蛮过野庚，八九日方达郴州”[99]，或走旁道，或走乳源境内的“西京古道”。
另外，循州（治今广东惠州）等北上上都、东都，皆是“取广、郴路”北上[100]。
3.广州—洭水—骑田岭—上都、东都线。广州“西北泝流至连州八百九十里”，沿北江再溯流洭水（今连江）至连州，连州“西北至上都三千六百六十五里。东北至东都三千四百五里”[101]，越骑田岭至郴州，由此取郴州路，走潭、襄而至长安。唐代士宦往来多取此道，贬官谪臣张说、沈佺期、杜审言、王仲舒、刘禹锡等都曾走此线南下。韩愈在德宗及宪宗年间贬谪岭南，三经骑田岭郴州路，或下武水，或下洭水而达北江再至广州[102]。
4.交州—邕州—横州—浔州—象州—桂州—潭州—上都、东都线。交州“北至上都六千四百四十五里，水路六千六百四十里。北至东都五千七百八十五里，水路六千三百八十里。”[103]交州北上，沿左溪（今左江），经邕州（治今广西南宁）、横州（治今广西横县）、浔州（治今广西桂平西北），然后溯今黔江、柳江，经象州（治今广西象州东北）、柳州（治今地）而达桂州。桂州“北至上都三千七百五里，北至东都三千四百五十五里”[104]，经灵渠，沿湘江，经永州（治今湖南永州）、衡州（治今湖南衡阳）、潭州、北上荆襄而达长安、洛阳。
5.交州—廉州—容州—藤州—梧州—（或贺州）桂州—上都、东都线。由交州北上水路航行，至廉州（治今广西合浦东北），沿南流江达容州（治今广西容县西南），再沿北流江，至藤州（治今广西藤县东）进入西江，至梧州（治今地）沿漓水而达桂州再北上。或从梧州经富州（治今广西昭平）而达贺州（治今广西贺州南），或沿西江还可南下广州。广州“西北至贺州八百七十六里”，由贺州北上越萌诸岭达道州（治今湖南道县），再沿潇水达永州，与桂州路达上都、东都路相接。贺州线因距广州悬远，已失去秦汉的要道地位，部分变成第二级的道路。《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四载，封州北上上都要绕行梧州、桂州，而非经贺州，其意十分明显。
6.万安州等—雷州—广州—大庾岭—上都线。由海南岛上的万安州（治今海南陵水北）、儋州（治今海南儋县西北）、崖州（治今海南琼山县东南）北上，渡琼州海峡达雷州（治今地），再沿罗州（治今广东廉江北）、高州（治今广东高州北）北上广州再北行达岭北各地。或从罗州经白州（治今广西博白）而沿南流江再达容州、藤州、桂州北上。
7.潮州—循州—广州—郴州—上都线或潮州—虔州—上都线。
潮州“西北至上都取虔州路五千六百二十五里，西北至东都取虔州路四千八百一十里。”“西南至广州水陆路相兼约一千六百里，西南至循州一千五百里。”[105]潮州北上沿韩江、汀江达汀州（治今福建长汀），再西行沿贡水达虔州北上。循州“西北至上都取广、郴路四千六百一十里，西北至东都取广、郴路四千四百五十里”，“西至广州水路沿泝相兼四百里”。[106]
总之，上述七道中，以广州而言，开元以后大庾岭道地位日渐重要，从武水（或洭水）的郴州道次之。而以桂州而言，灵渠道为重，连接粤西、安南。而处在岭南东西中间的贺州道地位大大降低，无法与以上其他道路抗衡。
而值得注意的是，五岭附近各州间的道路日臻完善，各州下辖县与州的联系也日益紧密。五岭地区各州交通支线的发展及各州县小支线已经形成，这些支线的形成，大大便利了岭南港口与岭北的联系。以唐代为代表，五岭间各州交通支线得到了长足发展。江南西道虔州、郴州、永州、道州、连州，岭南道桂林、昭州、贺州、韶州、循州北部、广州北部等，相互间道路的联系已经大大加强。时循州（治今广东惠州）北上都城，向西取道广州，循州北部仅有雷乡（治今广东龙川西北）一县，其北部今东江流域的交通开发较其他各州都缓慢。但从南朝至唐时，古安远水（今九曲河）已被政府所重视，且在赣江流域之南的东江上游九曲河源地区已设立了安远县治，足可证从南朝梁时开始，古安远水（与今濂江、安远水不同）已是东江连接赣江的重要通道。唐代，位于今桃江滨畔的信丰县（治今新丰县嘉定镇），“北至州一百九十五里”，位于贡水支流今安远水上源濂江的安远县（治今安远欣山镇），“西北至州五百二十里”。而虔州（治今赣州）“南至循州一千六百一十四里”[107]。唐时循州治今惠州市惠城区。循州雷乡县在今龙川县境西北，“西南至州六百里”。循州“西至广州水路沿泝相兼四百里，陆路三百五十里”，西北无论是到上都长安，还是东都洛阳，皆“取广、郴路”[108]。值得一提的是，潮州（治今潮州湘桥区）至长安、洛阳的道路“取虔州路”，而潮州“西北至虔州一千一百里”[109]。从潮州至虔州当沿韩江至程乡县（治今潮州市梅江区），西北陆路到达贡水上源而至虔州。虽然，雷乡县还不是南北的主要通路，但作为区域性的交通要地，它仍是潮州与广州的必经之地。这条梅、循与东江间沟通的驿道，唐朝时已经开通。在宋龙川县西四十里的山岭，“循、广二州分水岭也，（唐）大历中宰相常衮除潮州途经此岭，土人呼为丞相岭”[110]。后韩愈赴潮州，也是“过海口，下恶水”[111]，当是从东江而达韩江上源梅江、宁江才南下的。故唐雷乡主要是连接潮州与广州的主要通道，兼及东江流域北上虔州的交通。五代十国，雷乡因控扼大庾岭以东东江、梅江与赣江的交通要道，地位凸显。“梁、唐、晋、汉、周之间，常为总管府，甲兵屯焉”[112]。南汉乾亨六年（922年），改雷乡县为龙川县，“仍移（循）州旧县古赵佗城。西接嶅山，南临浰水”[113]，仍是交通要地。五代末，罗恺先祖为南昌人，“徙循之龙川”。而时龙川县为循州治所，其地位大大加强，“东南抵惠，东北接梅、潮，西（应为北）连汀、赣，重山峻岭数百”[114]。龙川为循州州治所，加强其控粤赣交通的职能。
五岭诸州中，除广州、桂州外，还形成了韶州、连州、郴州、虔州、永州等区域交通中心。
韶州州境东西略长，南北略窄，“州境东西六百二十里，南北四百五里”，是广州北上大庾岭路“取虔州、吉州路”，或“取郴州路”必经之地，是南来北往的大道所经。除南连广州、东北接虔州、西北至郴州外，还有“西至连州山路险峻五百里”，并非取今连州至韶关间的323国道的一段，而是从韶州北或南绕行的道路。另外，端州“北取广州四会县界水路至韶州六百四十里”[115]，也是沿西江、北江而北达韶关。虽然循州“东北至韶关一千二百里”，但并非循州—广州—韶州三州距离相加的水陆路九百三十里（陆路八百八十里），而是远多于这个距离，说明其间道路还是蜿蜒曲折，非大道主路所经。韶州始兴郡“北至仁化县三百二十里重山无路”[116]，经仁化县北达郴州的道路还不是大道所经。
总之，要道以外的韶州通端州、连州、循州还是有路可通的，特别是五岭山地韶州至连州的山路，有力加强和改变了武水与洭水（湟水）之间的交通。而韶州通循州的道路也在部分地区改变了五岭东部落后交通的面貌。
连州东连韶州，东南接广州，“东北度岭至郴州三百九十里”，与东部联系较为频繁。其南下广州必须通过湟水（今连江）。连州城东南十一里的贞女峡（后又名楞伽峡），为湟水著名的峡谷之一，韩愈的《贞女峡》诗写道“江盘峡束春湍豪，雷风战斗鱼龙逃；悬流轰轰射水府，一泻百里翻云涛；漂船摆石万瓦裂，咫尺性命轻鸿毛”，水上交通还是有一定的障碍。蒋防在宝历二年（826年）为连州刺史，“尝疏楞伽峡水以利涉，民甚德之”[117]，大大便利了湟水的交通往来。而其西部，“西至贺州捷路二百七十里，取道州桂岭路三百六十里”，桂岭即今广西贺州大桂山，今323国道的一段正位于贺州至连州之间。连州与贺州有两道相通，说明今萌渚岭以东的这一段五岭交通还是开发程度较深的，这与长沙马王堆《地形图》《驻军图》对这一带的绘图密集一致。连州连山郡“北至桂阳郡蓝山县二百五里，西北到江华郡五百七十里”，“西南到临封郡六百三十里”[118]。江华郡即道州，临封郡即封州，其间有道路相通。唐代是在汉代基础上，加强了今萌渚岭以东的连州、贺州、封州、道州的交通。
道州东至郴州、连州，西连昭州、桂州，南接贺州。道州先治营道县（治今湖南道县），后徙江华县（治今湖南江华西北）。这里是贺州越萌渚岭北上永州、两京必经之途。营道县“西南到永州险峻无路”，都庞岭阻隔；“西至平乐郡四百里”[119]，沿今永明河—桃水—恭城河而达，其间越今龙虎关。《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江南道·道州》却云，道州（时治所已迁至江华县）“正南逾岭至韶州四百二十里”，从里程来看，韶州平乐郡可以当之，韶州与道州间隔连州，《元和郡县图志》昭州误写作“韶州”而已。碰到春汛的龙舟水，河舟多难行。道州境内的营水（今潇水和上游沱江），大历二年（767年）“逢春水，舟行不进”，“下泷船似入深渊，上泷船似欲升天”[120]，给交通带来不便。
同样，永州西南接桂州、昭州，东北连衡州、邵州（治今湖南邵阳），南连道州。《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江南道·永州》，永州“西南至桂阳五百五里”，“东至韶州六百里”，参照《通典》卷一百八十三《州郡·古荆州》，“桂阳”应作“桂州”；“东”应作“南”，“韶州”应作“昭州”，永州与韶州中间也同样隔道州、郴州、连州等，且与里程不合。而永州“西至叙州南郎溪，山悬险不通，无里数。”越过雪峰山脉南段诸山，经资水上游的夫夷水、沅江上游的渠水等，确实难以通达。
图7-1 唐代岭南港口与腹地交通图
郴州除连通上述韶州、衡州、连州、道州外，还东达虔州南康郡一千一十二里（一作一千一十三里）。而东北达吉州庐陵郡（治今江西吉安）一千二百五十里，当是从郴州至衡州而达吉州的，其里程恰是两者之和。故衡州与吉州、郴州与虔州，其间越过罗霄山脉有道路相通，其中郴州与虔州当是沿今东江而达上犹水进入虔州。
虔州北接吉州、洪州，西接郴州，西南接韶州，东南接潮州等，南接循州一千六百五十里（一作一千六百一十四里），“隔越参溪岭一千五百里”，循州北上沿今东江与赣江上游有道路相连。不过，这里确实交通落后，道路还是较难行走。
桂州后为桂管经略使驻地，其地位在岭南仅次于广州，通过桂水连接昭州、富州（治今广西昭平）、梧州，通过相思埭连接柳江流域的柳州（治今广西柳州）还西至融州（治今广西融水），西北接溪阳郡等羁縻州县。其东还接道州、贺州，东北连永州，道路四通八达，是仅次于广州的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由于其处在岭南湘桂走廊的中枢地区，其在五岭交通的地位特别是五岭西部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昭州、富州位于桂江中游，上达桂州，下达梧州，东连贺州，昭州东北还可达道州，都庞岭与萌渚岭间的营水（今潇水）—永乐水（今恭城河）通道早在秦汉时已经形成。唐时作用不减当年。
贺州北连道州，西连昭州、富州，东接连州、广州，南达封州、梧州，而“西至苍梧郡，山岭重叠，不知里数”，当受大桂山阻隔。“东北至零陵郡，山岭无里数”，当受萌渚岭、九疑山阻隔，中间又隔道州，故至永州无里数。《通典·州郡典》贺州临贺郡下缺距离东西京的里程，无论如何，这足以证明贺州所在的贺江北上通道已非唐时越南岭的重要通道。
以上各州间的交通道路已经形成并得以完善，这足以证明五岭间的交通支线在隋唐五代时期大大向前推进一步。以州治作为地域中心，各下辖县与州间的交通已经形成。《元和郡县图志》有关五岭地区各县都有距州的里程，我们可以把各州内部各县的道路称作为五岭间的小支线，这样，干线—支线—小支线的网络交通格局已经形成。(www.xing528.com)
当然，除了以上的交通路线外，值得一提的是，五岭东部大庾岭道的新辟与粤通岭北主要干道的形成，以及灵渠道的进一步维修，促进了五岭西部的交通发展。
大庾岭是赣粤间重要的地理分界线，位于五岭东段的江西大余县和广东南雄市间，绵延二百里，海拔五百至一千米，早在秦时，就迁徙军队五十万人，其中的一路就“守南野界”，大庾岭上的横浦关成为“通南越道”的重要关隘，汉时号称“塞上”的大庾岭仍然有名，六朝时岭南广州北上都城建康（东吴称建业）的道路都要逾越横浦关所在的大庾岭路。张九龄未开新道前，横浦关在今江西大余县的十里径东出口与小梅关附近，从大庾山北麓的大庾城盘曲向上，自顶下七里，平行十里的游仙径（今十里径）到达，平（横）亭即是横浦关，从横浦关东行，沿横浦水即浈水南下[121]。六朝时，逾越大庾岭的道路，仍然“岭路峻阻，螺转而上，逾九蹬，二里至岭，下七里，平行十里至平亭”[122]，平亭所在的横浦关游仙径以北的道路还是比较难行，无怪乎《曲江集》卷十七《开凿大庾岭路序》形容当时“岭东废路，人苦峻极。行径夤缘，数里重林之表；飞梁嶫嶻，千丈层崖之半。颠跻用惕，渐绝其元”，只能舍车而背负过岭而已。
开元四年（716年）冬，张九龄率众披荆斩棘，勘查大庾岭南北地形，“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险之故”，乘农闲之际完成工程。既然“成者不日”，当费时不长，工程不是十分浩大。今梅关道应是张九龄所凿的新道，与旧道相比，新道偏东，部分利用旧道而开山辟石，截弯取直，利用河谷的地形，选择地势相对低矮的小梅关，坡度降缓，通车转运，“则已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转输以之化劳，高深为之失险”。[123]
同时，大庾岭附近已有驿站。唐宋之间有诗名“题大庾岭北驿”[124]。其驿应在大庾岭北麓无疑，蒋吉《大庾驿有怀》亦云：“一囊书重百余斤，邮吏宁知去计贫”[125]，唐时大庾驿已有名于世。而在大庾岭路旁，唐咸亨年间（670—674年），六祖慧能得法，早于开元张九龄新凿大庾岭道，创梅山院。其寺位于梅关关南，距南雄州城七十里，唐时有祖师塔、锡杖泉、放钵石等[126]。寺院与驿站一起，为行旅提供了食宿方便。
大庾岭路新道的开凿，不但改变了过去“以运则负之背”的辛苦转运的窘况，通车运输，大大改变了大庾岭南北交通运输量较少的落后面貌，一些粗重的货物诸如铁、铅、锡等矿物，大量的粮食等货物可以交通南北，岭南和域外的齿革羽毛之贡，鱼盐蜃蛤之利可以备府库之用，“怀荒服兮走上京，通万商兮重九泽”，商贸交流，朝贡者不绝于途，此后一千多年，直到粤汉铁路建成前，大庾岭道（宋以后称梅关道）一直是粤赣间交通，乃至粤地与江南、中原交通的主要道路。不仅是国家官驿和域外贡使所经之道，也是岭南域外商贸与岭北交通的主要之路，也是维护国家统一、政令上传下达以及文化声教传播的重要途径。唐开元以后，五岭东部大庾岭路奠定了以后一千二百年五岭交通的中心地位。
而灵渠道的进一步维修，促进了五岭西部的交通发展。唐朝是秦汉以后对灵渠开发的第二个时期。特别是安史之乱后，中央府库所赖东南诸州，深处岭南西部的桂州等地以及交州等，与中央联系日益密切。宝历五年（825年），因长年不整修，灵渠“堤防尽坏，江流且溃，渠道遂浅”，船只航行困难，“惟仰索挽肩排，以图寸进”。遇有诏令和军储急行，“必征十数户乃能济一艘”，灵渠旁居民不堪忍受劳役，大多“冒险遁去矣”。桂州观察使李渤上任，“重为疏引，仍增旧迹，以利舟行”。主要整修包括：第一，改原来的拦河大坝为人字形大小天平，使水不致任意“旁流”，又修理了铧咀和铧堤，保证天平分水合理；第二，利用叠石造堤分南北二水，每水上都安置石斗门，节制开闭，水流爬坡，以利航行。但由于整修材料质量差，“尚或杂束条为堰，间散木为门，不历年，又间湮圮”[127]。
灵渠湮废，但时“蛮寇犹梗，王师未罢，或宣谕旁午，晦暝不辍，或屯戍交还，星火为期”，湘桂交道在国家军事方面的作用日显重要。而灵渠的阻塞大大延滞了军运，“役夫牵制之劳，行者稽留之用，又积倍于李公前时”。咸通九年（868年）桂州刺史鱼孟威进行了第二次整修，吸取上次教训，“其铧堤番用巨石堆积，延至四十里，切禁其杂束条也。其斗门悉用坚木排竖，增至十八重，切禁其间散材也”。同时，“浚决碛砾，控引汪洋，防阨既定，渠遂汹涌”，在用材和挑浚、凿砾等技术上大为进步，“虽百斛大舸，一夫可涉”[128]，大大提高了灵渠的通航能力。
在两次整修灵渠前，唐长寿元年（692年），又修建了相思埭运河，连通了柳江与桂江，便利了唐政府对桂西以至黔中等地的控制。相思埭在桂州临桂县（治今广西临桂）境，“分相思水使东西流”，又于贞元十四年（798年）在相思埭东南筑回涛堤，“以捍桂水”[129]，相思埭的沟通，缩短了桂州与柳州间的水上距离，特别是柳江上游的融水直接通达黔东南地区，便利了军旅和商贸交流。桂西的邕州（治今广西南宁）、贵州（治今广西郁林）、横州（治今广西横县）等地北上，除原来利用藤州（治今广西藤县），即沿浔江至梧州溯桂江路外，还可“取道象州路”[130]，象州治今广西象州东北，在柳江下游，借相思埭连通桂柳而北上。
总之，桂州所在湘桂走廊，通过灵渠，沟通五岭南北，随着相思埭的修建及灵渠的整修，以桂州为中心的粤西交通逐步形成。这条为震慑和镇压桂西少数民族的道路，多用于军事用途，而经永州、道州越都庞岭进入昭州的通道，也是一条重要的从湘江达桂江流域的道路，它与其东的道州达贺州道一样，成为岭南西部与岭北的交通道路，维系着这一带正州、羁縻州与中央的联系。海上航线则分为沿海航线和远洋航线。沿海东线出珠江口，经屯门、循潮沿海，往东至闽浙，通新罗、日本。西线亦出珠江口，沿新会海岸航行至恩州，过南道沿海，往西至海南、安南。远洋航线即“广州通海夷道”，远及南海、印度洋、波斯湾、东非海岸诸国。
（二）岭南港口与岭北的互通交流
表7-1 唐代岭南地区各州土贡物产表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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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所列按照《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四、三七、三八，《通典》卷六《食货》，《新唐书》卷四三上《地理志》等，行政区划以各书所载为准。另，表中的“蕉”应指“蕉布”。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五岭地区商业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墟市商贸活动的增加、商贸交流的日益频繁、商人数量的增加等诸多方面。
五岭地区虽处山地，但却是湘、潇、耒、武、章、贡、浈、桂、贺、绥、东江等的发源地，诸水汇集，向北、向南汇流成湘、赣、西江、北江、东江五大水系，交流南北，沟通东西，正如崔融所言“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引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131]内河航运的繁荣，加上海外贸易的发达，五岭地区的过境贸易，山地的内外商贸都发展起来。
唐开元初张九龄新凿梅岭道，“海外诸国，日以通商”，“于是乎鐻耳贯胸之类，殊琛绝赆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而“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132]。真可谓“怀荒服兮走上京，迁万商兮重九译，车屯轨兮马齐迹，招孔翠兮徕齿革，伊使臣之光兮，将永永而无数”[133]。广州外商多是从梅岭道而北上内地。唐时南方诸国贡物主要有象、象牙、犀牛、沉香、珍珠、朝霞布、火珠、鹦鹉、猛火油、白氎、花氎、玳瑁、龙脑香、郁金、菩提树、蔷薇水、菠稜菜、酢菜、胡芹、浑提葱等[134]。而岭南“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135]，域外及岭南许多物产沿梅关道北上，而“交广、邕南兵，旧取岭北五道米往饷之，船多败治。（郑）畋请以岭南盐铁委广州节度使韦荷，遂煮海取盐值四十万缗，市虔、吉米以赡安南，罢荆、洪等漕役，军食遂饶”[136]。不管是前期南运粮食，还是后期北运海盐，梅岭道都起着重要作用。五代时，“岭北商贾至南海者”[137]仍不计其数，许多还在南汉政权做官。
五岭地区的过境贸易多是岭南及海外诸国贡献域外珍宝必经之途。海外珍宝不计其数。“桂、广二府铸钱及岭南诸州庸调并和市折租，递至扬州，讫令扬州差纲部领送都，应须运脚，于所送物内取充。”[138]岭南赋税和土贡等一般先运至扬州，再漕运至两京。内地的瓷器、丝物南运广州，行销海外。处在广州与中原、江淮之间联系的大庾岭道、武水道、湟水道，以及桂州所在的湘桂道成为当时必经之途。唐后期，岭南漕粮也运往中央，浙江东、西道外，“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岭南米亦百二十万石”[139]。可见，岭南交纳的贡赋、漕粮及海外的齿革羽毛、珍珠、玳瑁等，大多从大庾岭北上，加上虔州的贡赋、漕粮、竹木等，赣江成为商贸交流的重要通道。“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俞大娘航船最大，“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140]。
湘桂走廊担任岭南西部及安南都护府的贡赋，灵渠作用不可低估。上述唐中宗时，桂州屯兵需衡、永等州供粮。敬宗时李渤修灵渠，“鄣泄有宜，舟楫利焉”[141]。后南诏攻陷安南，唐军出兵，“诏湖南水运，自湘江入灵渠，江西造切面粥以馈行营，湘潍溯运，功役艰难”[142]。鱼孟威又修灵渠，方便商贸往来。懿宗时，下诏“溪洞之间，悉藉岭北茶药，宜令诸道一任商人兴贩，不得禁止往来”[143]，便利了粤西与北方的往来，桂州俨然成为粤西第一大城市，而桂管观察使设置于此，更凸显了其在岭南西部的作用。“桂林务要阜，番禺利往，轻楫既具，高帆欲张”[144]，粤西、粤东不同作用跃然纸上。
桂州公廨本钱高达187.1万贯，在五岭地区已知的五州中最高。这与其水陆交通，地处广西北部政治中心密不可分。这里位于“湘水之南，粤壤之西……遥制海疆，旁控溪峒”[145]，“南北行旅，莫不叹美”。修于唐光启年中（885—888年）的桂州夹城，周长六七里，“南北商旅皆集于此”[146]商贸活动兴旺，到五代十国时期，楚马殷仍在此“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岁入万计”，[147]湘桂走廊仍然商旅往来，络绎不绝。过境贸易之外，与六朝一样，五岭山地多墟市贸易，民众常隔五日左右去附近赶集，拿上自己生产的土特产，换回铁器、食盐等生产生活用品，或进行牛、马等牲畜交易。桂州西的柳州城下，“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墟人”，[148]桂州各县亦是如此，墟市贸易成为山民必不可少的贸易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桂州较大的阳朔县，“兹籍户五千，其税緍钱千万，于桂为大，俗犷人狡，尤难于正”[149]，商税还是较多的。县治西石渠上有亭，“肆在亭西，廪在肆西，土宦胥吏，黎民商贾，夹川而宅，基置山足”[150]。
韶州居武水道、大庾岭道的交汇之处，“岭南属州以百数，韶州为大。其地高，其气清，南北之所同，贡朝之所途”[151]。会昌末，许浑在韶州驿楼饮宴，“薝外千帆背夕阳”[152]，一派百舸争流的景象。特别是大庾岭道，更是商贸繁荣。“于是乎鐻耳贯胸之类，殊琛绝赆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招孔翠兮徕齿革，伊使臣之光兮，将永永而无数”。[153]唐时岭南及域外北上的货物达数十种，还曾一度转运漕粮，韶州都是必经之地。[154]五代时，“岭北商贾至南海者”不计其数，[155]韶关无疑是重要的场所。曲江县公廨本钱高达66万贯，商业资本在五岭地区名列前茅。
韶关西的连州，上述《新唐书·邓处讷传》言唐末从事工商业人口多达四五千人。其州治所在的桂阳县，公廨本钱也高达66万贯，其商业资本还是较为丰厚。
五代楚马殷据湖南，“是时王关市无征，四方商旅闻风辐辏”，[156]交流湖南与桂北货物。湖南茶业北销中原和江淮，“于京汴、荆、襄、唐、郢、复州置回图务，运茶河南北，以易缯纩、战马而归”“湖南由是富赡”[157]。而南汉后来占据桂州、郴州、桂阳监等，海盐北运，南货“犀、象、珠、玉、翠、玳、果、布之富，甲于天下”[158]，交流四方，也增加了商贸的繁荣。“岭北商贾至南海者，（刘䶮）多召之，使升宫殿，示以珠玉之富”[159]，南汉也“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160]。
容州处在南流江与北流江的发源地，附近的鬼门关可证其交通位置的重要。这里历来为交州联系北方的必经要道，为容管经略使驻地，是中央经营桂南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安南香料和合浦珍珠北上的重要通道的中枢。唐安史之乱后，中央无力经营岭南，西原蛮强大，南北流江道两旁州县纷纷陷落，容州也落于敌手。直到大历五年（770年）才收复容管经略使所辖的地区。容州也得到了暂时的安宁，经济有所恢复。“人用庶富，家有储峙”[161]而邕州处左右江地区的交通要道，由于不断受到西原蛮的侵扰，常常是邕管经略使以防御西原蛮为要务。元和十一年（816年），西原蛮再次起兵，攻陷邕州等左右江上中游的许多州县。咸通四年（863年），南诏攻陷交趾后，南流江入海口的海门成为中央经营交州的主要场所。而作为桂南的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容州自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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