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的长江口和杭州湾一带，附近有许多良港，如杭州、越州、秀州、明州、温州、台州等都集中地分布在这一地区。该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既有常年不冻的深水港，也有可供海舶靠岸的港湾，海面“风涛低小”，有便于各种船舶安全行驶的优越条件。同时，浙江内河航行条件也很好。例如，从明州（今宁波）登陆，可循余姚江西上，渡曹娥江、钱塘江而直达杭州，再连贯大运河，衔接江淮京津，经济腹地广阔，是比较理想的内河外海联运的吞吐港口和转运中心。浙江社会经济比较发达，商品经济比较繁荣，出口物资比较丰富，市场比较广阔，许多商业繁华的城市，本身又是海陆联运的贸易港，一系列区位优势条件，促进了隋唐五代十国时期该地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兴盛和城市的发展。
宁波，据河姆渡文化考古证明，7000年前该地区的越族先民已开始了原始的航海活动。这里不仅是造船航海的发轫地，也是丝、瓷、茶等外销商品的主要产地。而明州港（宁波港）地处我国海岸线中部的浙东平原，面临浩瀚的东海，连贯南北大运河，衔接江淮津京，经济腹地宽广，是比较理想的内河外海商品联运的吞吐港口和转运中心。唐王朝十分重视港口建设，为发展海外贸易和各国友好往来实行开放的政策，该时期宁波丰厚的物资发展基础和天然区位地理优势加之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其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路中的重要门户。尤其是随着北路航线受阻，“新罗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贡”[60]，明州港的地位愈加重要，唐长庆元年（821年）正式建成了港口城市——明州城[61]。唐代明州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已成为浙东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这从明州宗教的发展可见一斑，当时仅在老城区就有唐国宁寺等13处寺庙，加之市郊天童、阿育王等全国著名的寺院，都是国内外高僧敬仰的圣地。[62]
杭州，虽然唐代越窑出产的青瓷早已成为重要的外贸商品，但杭州有关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的记载出现的较晚或较少，这或与前期遣唐使入唐路径多由北路有关，自开辟了渤海路或南路之后，遣唐使多直接横渡东中国海，直达苏浙地区，杭州才开始受到入唐使的关注，但因唐代杭州属位于镇江的浙江西道观察使管辖，政治都市地位没有引起重视；政治上落后于邻近的越州、苏州；佛教发展亦不如天台、越州一带繁盛等原因，杭州仍较少被关注。[63]杭州海上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主要是在五代十国时期作为吴越国的国都之后，杭州开辟了与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航线。吴越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与杭州的繁荣有着极大关联，它通过钱塘江与大海相通，自从钱塘江中罗刹石凿平后，航路畅通，这一时期杭州湾内“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64]，其繁荣程度可见一斑。
唐代扬州城地处南北运河与长江交汇处，且临海有优良的海港，是国内南北物资集散中心，也是国际贸易中心城市，大量国内外商人集居于此，从事商贸活动，国际化程度较高，被誉为“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西亚、北非、西北亚、东南亚等地的珠宝、香料、药材、珍玩，以及中亚北欧的宝石和毛皮，印度和南洋的香料和染料等，通过海路运到扬州，再通过长江和运河运往国内其他地区；中国大宗的丝绸、陶瓷、茶叶、香料、药材等货物也从扬州运输到这些国家和地区。唐代中国是东方大国，阿拉伯则是西方大国，两国之间官方来往必不可少，大批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通过海路来的扬州，在此开设“胡店”“波斯邸”等商店，集中销售海外物品，如香料海药、珠宝、象牙、金银铜器等手工制品，兼营金银财宝、贵重物品的存放、批发、储藏、银钱拨兑等业务。这些人，社会地位高，经济收入丰，被称为“富波斯”。(www.xing528.com)
大量外商云集扬州，在其城内形成了胡商集中居住区和商业活动区，所在街区也成为扬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唐人张祜《纵游淮南》载“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在长达十里的市街上，设有管理市场的“旗亭”，有“商胡”与“蕃客”开设的“胡店”与“波斯邸”售卖香药和珠宝，有日本和尚在扬州街头出卖“砂金”。在这条长街上，有一个兴盛的饮食业，“街店之内，百种饮食，异常珍满”，有些饮食店里，还经营“胡饭”[65]。此商街已出现夜市，时人王建《夜看扬州市》“夜市千灯照碧空，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是承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便是对夜市情景的形象描述。
此外，扬州该商区的胡商多为扬州的富有人群，其衣着打扮和生活习俗也对当地民众起到示范效应。如胡商头戴毡帽的习俗，就对扬州居民的影响较大，并通过运河城市影响到宫廷和国内其他地区。在市场需求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扬州也制作毡帽，“是时京师始重扬州毡帽”[66]“此间甚难得扬州毡帽子”[67]。当时扬州的手工业发达，制作工艺非常精湛，所制作的毡帽流行于京师，是供不应求的稀有商品，反映出胡商文化对国内居民的影响之大。[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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