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贸易促进福建城市发展

晋至五代，由于中原战乱频仍，人们相继南迁入闽，为福建增加了大量劳动力，隋代福建的户数为12420户^[44]，到唐建中年间（780—783年）达到93535户^[45]，增长了6.5倍以上。人口的迁入还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从而加速了福建的开发和社会经济的长足进步，农业、手工业、商业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尤其是受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带动与影响，福建的海外贸易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不仅表现为福州、泉州等港口呈现出空前的繁荣，还表现在福州、泉州等城市的社会变迁与发展。

福建作为一个临海省份，自唐五代时期，闽人北上江浙与山东半岛，在海外与日本、朝鲜、韩国进行商业往来；在南方闽商与岭南及海外诸国也建立了商贸联系，是一个具有悠久航海传统的地区。唐代第一任泉州（隋唐之际在福州）都督王义童赴任时，时人评价闽中“境接东瓯，地邻南越。言其宝利，则瑇瑁、珠玑”^[46]。可见，在福建的港口有来自南海的奢侈品出售。由于唐代社会相对安定，农业、手工业发展，商业也逐渐趋于繁荣。《隋书·地理志》云，福建“其俗又颇同豫章”，妇人善于做买卖。到唐代商业开始勃兴，福州成为当时的商业中心，当地人有“闽越旧风，机巧剽轻，资货产利，与巴蜀埒富，犹有无诸、余善之遗俗”^[47]，商业之繁华闻名遐迩，号称“福建大藩也，……居民若是其众也”^[48]。及至五代，闽国统治者奖励工商，“尽去繁苛，纵其交易，关讥鄽市，匪绝往来，衡麓舟鲛，皆除守御，故得填郊溢郭，击毂摩肩”，国内外贸易异常活跃，而海外贸易的繁盛又反过来促进了福建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福建主要外贸港是福州和泉州，就唐代而言，福州的对外贸易比泉州更盛。福州在隋代和唐初称为“泉州”，《旧唐书》载：“隋建安郡，又为泉州，旧治闽县，后移于南安县。”改称福州是在唐开元十三年（725年），“福州中都督府，隋建安郡之闽县。贞观初，置泉州。景云二年（711年）改为闽州，置都督府，督闽、泉、建、漳、潮五州。开元十三年，改为福州，依旧都督府，仍置经略使”^[49]。唐代福州的对外交通和贸易快速发展，贸易地域不断扩大，交易国家日益增多，海外交通除了与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诸国的传统航线外，还开辟了至新罗、日本、三佛齐、印度、大食等国家或地区的新航线。随着新航线的开辟和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福州地区的社会发展发生巨大变化。

武则天时，时人张循之《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赞曰：“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入贡还珠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50]此诗中的“泉州”即今福州，从诗中“傍海皆荒服”之句来看，应是指唐初福建濒海未开发时的情况。但到了中唐，沿海地区的开发已取得很大成绩，社会经济相当繁荣，各国商船纷至沓来，中外商贾云集，熙来攘往，热闹非凡，福州因此成为东南沿海闻名遐迩的商业都会，时人于邵也称福州为“闽越都会，东南重镇”^[51]。中唐以后，福州已与广州、扬州并列为唐代三大贸易港。^[52]晚唐诗人薛能《送福建李大夫》诗云“洛州良牧帅瓯闽，曾是西垣作谏臣。红旆已胜前尹正，尺书犹带旧丝纶。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行过小藩应大笑，只知夸近不知贫”^[53]，这则是晚唐时期福州船舶辐辏、外商云集、经济繁盛的景象。(www.xing528.com)

由于经济发展，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繁盛，海外各国使者、商人、学者等络绎不绝，到达福州。由于外来人士日益增多，其中有些人因种种原因定居福州，成为侨民，同时各国文化也源源流入福州，形成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高潮。如唐代盛行的马球，就是从波斯传入的，因此又称“波斯球”，而福州建有球场，应与福州“其南颇通商”，有大批波斯和阿拉伯人侨居有关。^[54]由于福州外国侨民甚多，唐朝廷在此专门设置“都蕃长”一职，以管理侨民事务^[55]。

唐代福州港的迅速崛起以及海外交通和贸易的发展，严重冲击着传统的封建自然经济，极大地改变了福州地区的社会风气。从唐代开始，福州人民出海经商日趋增多，从事海外贸易蔚然成风。五代南汉主刘隐的祖父原先就是居住于闽中一带的商人，后因经营南海贸易而徙居广州^[56]。唐末闽人黄滔亦有诗云：“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齿上路，何如少经过！”^[57] 可见，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福建人民经商重商的风气日浓。此外，1958年在福州发掘出元和八年（813年）《球场山亭记》残碑，碑文“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的记载，则表明由于海外诸国人多侨居福州，异邦风俗充斥，陶冶熏染，以致当地习俗颇受影响，难守旧状，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福州地区社会风气的变化。

五代时期，福建的主要对外贸易港仍是福州。“伪闽时蛮舶至福州城下”，城内各条河渠“悉通海䲡，朝夕盈缩之波，底泽鳞介，岸泊牒艛”^[58]，海舶乘潮出入，内河两岸停泊着大小各种船只，使福州成为海舶河舟的荟萃之区。福州仍是中外商人交易最繁华之地，呈现一派繁荣的气象。与此同时，泉州、漳州也相继兴起，尤其在王延彬治泉，留从效和陈洪进割据泉、漳期间，两处的海上交通和贸易都很有起色，成为新兴的对外贸易港。除了当地人发蛮舶，远贩海外，也引来外国商人。如南唐保大十六年（958年），三佛齐国镇国李将军，贩卖香药至漳州，还建有一座普济院。^[59]泉、漳统治者由此亦聚敛了大量的舶货，泉州港和漳州港也在五代时期开始迅速崛起，为日后两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