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以空前绝后的开放气魄和强者姿态大开国门，鼓励中外通商与自由贸易。广东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和悠久的外贸传统，在良好的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积极的外贸政策措施配合下，海外贸易蓬勃兴起，在管理体制、经营方式、经营规模、海外市场开拓等方面都开创了新局面。海丝贸易也无疑成为唐五代时期广东最具活力、最有特色的经济部门，不仅带来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带动城乡商业的繁荣，刺激城市扩张，引发商业制度变迁，进而引发城市革命。该时期广东商业发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城市商业空前繁荣，以广州为中心的城市出现了西方学者所指出的“商业革命”的若干迹象，尤其在广州城西等商业区，这种变化相当突出，可以说是“商业革命”的先行地区。二是农村市场组织发育加快，圩市数量增多，出现专业性圩市。[5] 1915年，日本汉学家中村久四郎在《史学杂志》3至4月号发表《唐代的广东》一文中提出：广东在中国对外贸易通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研究中国的交通史，就应认真注意广东的历史”[6]。
广州作为岭南最大的中心城市和全国外贸中心，具有跨区域的经济辐射力和吸引力，受益于海外贸易的发展，广州城市经济成分与经济内涵日趋丰富，经济功能和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城区面积不断扩大，传统的市场制度不断被冲破，并产生新的市场组织和市场制度，城市得到大发展。在广州形成的市舶管理体制，为唐以后外贸管理提供行之有效的制度样板，经过宋元两代的推广和发展，市舶制度臻于完善，一直运作至明代，直至清代始为海关制度所取代。
早在元和之前的贞元十四年（798年）王虔休任岭南节度使时，对原来建于广州城南、珠江滨畔的海阳馆做进一步修整，“近得海阳旧馆，前临广江，大槛飞轩，高明式叙，崇其栋宇。辨其名物，陆海珍藏，徇公忘私，俾其戴天捧日，见圣人一家之为贵；穷祥极瑞，知天子万方之司存”面貌焕然一新。海阳馆不仅是“百宝丛货”汇聚、“天子万方之司存”的宝库之所[7]，而且因临珠江，交通便利，“始至有阅货之燕”[8]，归有送别之宴，招款外国使节、客商的客馆，亦称“岭南王馆”，此为市舶使代表中央行使对外贸易之所，也称“市舶使院”。岑仲勉先生以朱彧《萍洲可谈》、王象之《舆地纪胜》、黄佐嘉靖《广东通志》认为“（宋）海山楼或即（唐）贞元时代临江之‘海阳旧馆’，宋盖承唐制而建设也。其地可能在今邮政总局至十三行附近，此处正对五洲，即今河南之鰲洲，‘鰲。’‘五’双声，方音之转变也”[9]，当为正确。
唐市舶使院的地理位置，为以后宋元海山楼及明市舶提举司署、清十三行等外贸商馆、办事机构皆设在城南沿江一带打下基础。虽然贞元、元和时，外贸发达，市舶使院一派繁荣景象，但官方祭祀南海神因夏季珠江风大浪急，加之台风时常发生，故广州刺史祭祀南海神多令副使代之，从元和后期孔戣任广州刺史起，一改往日副使祭祀之惯例，亲至南海神庙祭祀，成为后代刺史仿效的榜样。民间祭祀因史料缺乏，难穷究竟，但不能说“海客”（域外客商）、当地商人和渔民，就没有祭祀南海神之举。从一般常理来说，保佑海上交通平安，期求商贸正常进行，应是南海神神职庇护范围之内，因此，唐代中后期，随着商贸活动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兴盛，官吏和渔商士民继续崇祀这一神灵，不断修整和扩建南海神庙，前引韩愈《南海神（广利王）庙碑》对南海神庙的扩建即是例证。
隋唐五代时期的广州是一个手工业发达的城市，矿冶、纺织、陶瓷、制盐、造船等行业在全国占有一定地位，而且是国内外闻名的国际大都会。当时的广州“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10]，“是阿拉伯人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11]。中国商人从江淮、两京以及其他北方市场运来各地商品，销往广州，然后购回洋货，销往内地；外国商人则运来海外异珍，购回中国商货，销往外国；也有中国海商从广州采购商品，直接运销海外。这样，广州市场商品种类繁多，交易频繁，货流庞大。时人有诗记其盛：“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12]，“常闻岛夷俗，犀象满城邑”。[13]
唐人评述国内商业繁盛之都会，皆称扬、益，“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14]。唐中后期广州之繁华，较之扬、益其实未见逊色。广州凭靠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独特优势，与国内外市场建立起密切的商业联系，成为中外经贸交往的主要通道，这是国内大部分城市所无法比拟的。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记序》谓：广州商货“上足于备府库之用，下足于瞻江淮之求”[15]。沈亚之《杭州场壁记》称杭州“走闽禺瓯越之宾货”[16]。元稹《和乐天送客游岭南十二韵》诗云：“俗重语儿巾，舶主腰藏宝。”“语儿巾”下注：“南方去京华绝远，冠冕不到，唯海路稍通，吴中商肆多榜云：‘此有语儿巾子’。”[17]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扬州等江淮市场对广货的依赖。
来自广州的商货对北方市场同样重要，影响着北方市场香药和珠宝供应。韩愈《送郑尚书序》谓广州“外国之货日至”，“珠香、犀象、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18]。大中末，萧倣镇岭南，商贸旺盛，“至于长安，宝货药肆，咸丰衍于南方之物”。[19]广州国内外贸易中心的地位亦多见于时人记载，于邵《送刘协律序》云：“南海，有国之重镇，北方之东西，中土之士庶，舶连毂击，合会于其间者，日千百焉。”[20]陆扆《授陈佩广州节度使制》称：“涨海奥区，番禺巨镇，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21] 美国著名汉学家谢爱华教授认为：“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阿拉伯人将广州称作‘Khanfu’，印度人则将广州称作‘China’。”[22]可见，唐中后期的广州作为国际性贸易都会，联结国内外市场，其城市功能超出区域体系，成为唐朝商业网络对外交往的枢纽，就其地位和作用而言，可以和扬、益等并列成为全国性中心城市。
考古发现也证明了唐代广州城对外贸易的发达。在今广州中山四路儿童公园的南越宫署遗址之上的唐地层中，出土了一批高级手工艺原料和成品，有水晶、玻璃、象牙等，其中一件象牙印章，通高2.8厘米，印钮为外国人头像，曲发后梳，眼帘微垂，鼻梁宽挺，嘴唇厚实，实为唐时来自西域的胡人形象[23]。唐代珠江边还在今广州市内文明路附近，而就在今文明路与北京路交汇处的丽都酒店建筑工地，以及德政路担杆巷宿舍工地，分别发现了唐代的码头。在今广州市一宫门前建人行天桥，钻柱孔时又发现了护岸的大木桩和木板[24]。因此，今广州文明路、德政路担杆巷一带，唐时为对外贸易港口所在，“当令输贡赋，不使外夷骄”，贡舶贸易发达。(www.xing528.com)
唐代广州商业贸易的兴盛、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人口的增长，推动城市规模的扩大。天宝年间（742—755年），广州已形成“州城三重”的格局。徐俊民先生认为“三重”以“广府城为一，文溪以东古越城东半残垒为一，其他一可能是蕃坊”。曾昭璇先生认为“三重”包括南城、子城和官城，即从珠江上岸，穿越南城区，入清海军楼子城内，再入官衙区，体现了广州城区的多重结构[25]。天祐三年（906年），清海节度使刘隐“以南城尚隘”，凿平禺山，在南城之南修筑“新南城”以益之，广州城区“其制始伟”，“规制宏大”，这是秦汉以后广州城又一次大规模扩建。
唐五代广州城区范围包括今越华路以南，仓边路以西，华宁里以东，大南路、文明路以北的大片市区。与此同时，广州城西兴起了大片商业区和居民区，对旧城区形成包围之势；特别是西部市区，为中外客商的聚居地——蕃坊的所在地，是广州商业最繁华的地区。[26]清宣统三年（1911年），广州东郊石牌乡出土了《隋故太原王夫人墓志铭》，谓王氏“以大业三年（607年）五月二日卒于南海杨仁坊私第”[27]。坊为隋唐五代城市基层组织，杨仁坊即今杨仁里，说明这一带当时已经是人烟稠密的居民区。
唐代以前，广州城区保持较传统的市场制度，如坊市结构、市由官设、限制交易时间、规定交易地点、坐商有专门市籍等。唐代广州经过宋璟、杨於陵、杜佑等人主持修扩，城区旧有坊市结构开始被打破。有些街道成为营业自由、邸铺行肆林立的商业服务业经营场所。在蕃坊等繁华街区，“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28]。不仅日中为市，而且出现夜市。张籍《送郑尚书出镇南海》诗云：“蛮声喧夜市，海色浸潮台。”[29]谢爱华先生对这一商业景观描述到：“每当午时的鼓声敲响时，居住在广州的各种肤色的外国人以及来自唐朝境内各地的汉人，都被召唤到了大市场上，他们或在店邸中密谋策划，或在商舶上讨价还价，进行紧张的贸易活动。而每当落日时分的鼓声敲响时，他们又都各自散去，返回自己的居住区。有时，他们偶尔也到夜市去，操着异国腔调大声的讲价钱。”[30]
除广州外，唐代广东其他城市也因受到海外贸易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程度的繁荣发展。韶州为粤北经济中心，六朝时已经是五岭商品集散地，农业比较发达，矿冶业、纺织业、造纸业都有相当基础。[31]韶州地处南北交通要冲，“在楚为边邑，在越为交衢”，是广州至江南经济走廊上重要的交通物资转输中心。大中九年（855年），日本福寿寺僧圆珍入唐巡礼名山祖塔，所持《尚书省司门过所》有云：“韶、广、两浙已来关防主者……请给过所者，准状勘责状同，此正准给，符到奉行”[32]，可见韶州在国内交通体系中占有一定地位。
韶州又处“贡朝之所途”[33]，海外诸国朝贡皆先到广州，然后沿北江而上，经过韶州，越大庾岭入两京。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上奏朝廷，获准实施大庾岭路整治工程，修成“坦坦而方六轨，阗阗而走四通”[34]的新道，大大改善了南北交通。随着大庾岭新道的开通，韶州商贸兴盛，仅次于广州。“然后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原之声教日近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35]皇甫湜《朝阳楼记》云：“岭南属州以百数，韶州为大。”[36]会昌末，诗人许浑在韶州驿楼饮宴，“檐外千帆背夕阳”[37]，给诗人留下深刻印象。
粤北另一个商业重镇连州，地控湘、粤通道，被刘禹锡誉为“荒服之善部”，唐末有工商业者五千余人。[38]粤西沿海地扼交广海路，是中外商船海上往来的必经之地，商业活动也比较活跃。如雷州往西“通安南诸蕃国路”，往东“泛海通恩等州并淮、浙、福建等路”[39]；人殷物阜，流行“欲拔贫，诣徐闻”[40]的谚语。恩州“当海南五郡泛海路”，武德初曾置高州总管府，永徽以后常置清海军于其地，商旅频繁，且富鱼盐之利，人称“远郡之沃壤”[41]。新州为南道交通枢纽，商旅必经，为“西南道尤好郡也”[42]。
粤东门户潮州地接福建，海外交通在隋代已有一定基础。大业四年（608年），陈稜、张镇州经略流求，就是从潮州启航。唐代潮州发展成“与韶州略同”的“岭南大郡”[43]，成为粤东最大城市。海南虽孤悬海外，但物产丰富，地处国际航路必经之地，中外商徒也有来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