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叶，中外学者已经注意到唐中后期所呈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动，这种变动与宋代相衔接，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由中古向近世的转变，“唐宋变革论”成为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1910年，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至后汉中叶）；中世（中古，从五胡十六国到唐中叶）；近世（前期：宋元；后期：明清）三个阶段，并在其《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提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的说法；其后，宫崎市定在内藤湖南观点的基础上加以阐述与完善，形成系统的宋代“近世说”[1]。1972年，美国学者依懋可（Mark Elvin）出版了《中国古代的模式》一书，从农业、水陆运输、通货信用、市场结构和都市化、科学技术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唐后期到宋代的“中世纪经济革命”。日本学者加藤繁（Kato Shigeshi）、斯波义信（Shiba Toshinobu）、英国学者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关注到从8世纪后半期开始，南宋时期达到高峰的“中世纪城市革命”[2]。美国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把“市场结构和城市化的革命”归结为五点：一是每个县只能有一个市场，该市场又必须是建在县城这样一种要求日趋减弱。二是官方市场的衰落并最后崩溃。三是随着围墙式体系的解体，圈围起的市场地区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更自由的街道方式，在这种街道方式中贸易和商业在城内或远郊随便什么地方都能进行”。四是特殊的围墙城市快速发展，城外商业性郊区的增长。五是具有重要经济职能的大量中小城镇的出现。上述变化是伴随着日见增长的税收和贸易货币化现象，伴随着商人数量、财富及权力的增长，伴随着社会和政府蔑视贸易和商人阶级态度的逐渐改变[3]。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傅筑夫也提出，唐代城市商业开始进入一个由古代型向近代型转变的过渡阶段，即古代商业开始走向没落，近代商业初露端倪。从上述论断或研究不难看出，唐宋时期经济的持续繁荣、全面发展的海外贸易及其带动城乡商业的扩张都是中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其中国内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对其沿线城市的深远影响意义重大。(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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