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丝绸之路与闽南海外移民

南海丝绸之路的开辟疏通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海上交通，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有华侨华人向东南亚地区移民，俗称“下南洋”。在世界范围内，东南亚国家与我国交往时间较早，当地的华侨华人人数也较多。一般认为，闽南人在亚洲海域的航海贸易活动至少可以追溯到84年^[40]。至公元6世纪初，福建南部和古代东南亚各主要港埠、王国之间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已日趋完善，成为常态。当时，在中国传播佛教的印度高僧须经常前往梁安郡（即泉州府），以便搭乘大型海舶返回天竺。如558年，一位名为拘那罗陀（Kulanatha）的印度高僧来到梁安郡，旨在搭乘商船前往位于今泰国南部马来半岛北大年（Patani）一带的棱伽修国（Lankasuka）。由此可见。当时的泉州已经有航向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船只。

私人编撰的民间手抄本《西山杂志》则记载了福建晋江东石人前往东南亚的历史。据其记载，早在8世纪，福建南部和东南亚各民族之间就已展开繁盛的海上贸易往来。720年，来自东石村的商人林銮带领着一伙同乡族人扬帆海外，依靠其曾祖父林知慧留传下来的航海针路簿的指引，他们最终航抵渤泥（Borneo）。东石林氏家族的这次远洋航行为泉州和渤泥之间海上贸易活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大批渤泥人随后接踵而至，来到闽南沿海，用东南亚的香料和热带产品来交易泉州女子手工刺绣的彩色罗衫。^[41]另据西人坎贝尔记载，后唐同光三年（925年）“闽王王延翰（王审知子）立，有中国大沙船一艘，在爪哇三宝垅附近沉没，船货漂流至岸，其管舱者献宝物于直葛（Tegal）王，得王之允许，招集余众，定居其地，受优良之待遇，是为中国人民定居爪哇之始”^[42]。然而，尽管当时出国的华人不断增加，但尚未形成较大的规模，在海外居住尚停留在“流寓”的方式，未形成华侨聚居区，因此未能形成华侨社会。^[43]

隋唐时期是中国与印度佛教文化交流最频繁的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佛教文化交流是其中的重要环节之一，中国与越南以外的东南亚国家有较深的文化交流也始于这个时期。7世纪，位于苏门答腊东南海岸的佛教王国——室利佛逝兴起，成为当时在南印度之外的又一个佛教中心，唐朝有许多中国僧人前往爪哇岛上的诃陵国与室利佛逝国进行访问和逗留，中国高僧义净便在室利佛逝逗留了6个月，得到当地国王的帮助和支持，搭乘船舶前往印度求经。义净在印度学习10年后，又在室利佛逝生活了6年，从事参学、整理、写作和翻译工作。在义净的带动下，共有19位中国僧人到过室利佛逝和诃陵。其中，有一些中国僧人已能使用“昆仑语”（当时的古马来语），可见双方的文化交流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一些佛教僧侣最后留在了东南亚国家，终老于彼。^[44]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在 57 名前往印度和东南亚各国访问的僧人中就有：常憨禅师、明远法师、义朗律师、会宁律师等 37 人是取道海路。他们大多在东南亚和印度侨居数年、数十年，甚至未返中土，终老国外。至于义净本人，咸亨三年（672年）十一月间，从广州搭乘波斯商船泛海南行前往印度访学，经历 30 余国，留居海外总计 25 年，他和其他求法高僧可谓是“海归”之先驱。^[45]

唐朝时期，由于南海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出国华侨的增多，“唐人”成为东南亚各国称呼华侨华人的名称，这从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唐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影响力。《明史》有记载：“唐人者，诸蕃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46]“唐人”“唐山”“唐人街”等名称由此在海外各国传播开来。

【注释】

[1]［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31页。

[2]［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130—131页。

[3]［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60—61页。

[4]［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62—63页。

[5]［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51页。

[6]祁山：《登州在唐与新罗关系中的重要地位》，载耿昇等主编《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9，第35页。

[7]［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72页。

[8]［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86页。

[9]参考陈尚胜：《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0]［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十《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商务印书馆，2005，第18页。

[11]朱江：《唐代扬州市舶司的机构及其职能》，《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1期。

[12]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人民出版社，1965，第263页。

[13]朱江：《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扬州》，海洋出版社，1986，第82页。

[14]朱江：《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扬州》，海洋出版社，1986，第33页。

[15]［宋］李防：《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布帛部七》，中华书局，1960，第3651页。

[16]［明］何乔远：《闽书》卷六《方域志·福州府》，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第139—140页。

[17]［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219页。

[18]张振玉：《王审知与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福建文博》2013年第4期。

[19]［宋］王溥：《唐会要》卷一百《杂录》，中华书局，1957，第1796页。

[20]［南北朝］释慧皎：《高僧传》卷一《晋江陵辛寺昙摩耶舍》，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7，第42页。

[21]［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之《广东·杂蛮》，《顾炎武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3422页。(www.xing528.com)

[22]司徒尚纪、许桂灵：《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演变》，《热带地理》2015年第5期。

[23]［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六《王綝传》，中华书局，1975，第4223页。

[2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波斯传》，中华书局，1975，第5313页。

[25]［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二《卢钧传》，中华书局，1975，第5367页。

[26]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第100、第115、第118—119页。

[27]［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零五《经籍考》，中华书局，2011，第5852页。

[28]［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一《杨娼传》，中华书局，1961，第4032—4033页。

[29]［唐］房千里：《游岭徼诗序》，《全唐文》七百六十，中华书局，1983，第7901页。

[30]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14，第159页。

[31]［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范祥雍点校，中华书局，1987，第7页。

[32]［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2000，第74页。

[33]［美］谢爱华（E·H·Schafer）：《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26—27页。

[34][晋] 陈寿：《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东夷传附韩传》，中华书局，1959，第848页。

[35][汉]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中华书局，2014，第3595页。

[36][晋] 陈寿：《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东夷传附韩传》，中华书局，1959，第851页。

[37]［唐］李延寿：《北史》卷九十四《高丽传》，中华书局，1974，第3115页。

[38]晁中辰：《海上丝路与旅韩华侨华人》，载耿昇等主编《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9，第146—149页。

[39]［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203—204页。

[40]钱江等：《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2期。

[41]林勇主编《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闽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8，第2页。

[42]坎贝尔：《爪哇的过去和现在》，引自李长傅《南洋华侨史》，上海暨南大学海外事业文化部，1929，第50页。

[43]廖大珂：《海上丝绸之路与华侨》，《海交史研究》2015年第1期。

[44]赵明龙等：《南海丝绸之路与东南亚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第226页。

[45]廖大珂：《海上丝绸之路与华侨》，《海交史研究》2015年第1期。

[46]［清］张廷玉：《明史》卷三百二十四《真腊传》，中华书局，1974，第83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