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往来方便，所以不断有山东人移居朝鲜半岛。在唐王朝帮助新罗统一朝鲜之前，随着中国中央王朝的更替，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也有很大变化，并不时发生战争。每当王朝更替之际，通常都突发性地出现大批移民进入朝鲜半岛。从韩国的情况来看，除了南方保持了较长时间独立并由韩人自己主事以外，中央王朝大都由移入的华人所建立，这些华人后来大都融入当地民族之中，也有一部分由韩国移到日本。
如秦朝时，由于用法苛暴，徭役繁重，山东、河北、辽宁一带的老百姓纷纷逃居韩国。尤其是由陈胜、吴广首难的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中国大地上战乱不已，逃居韩国的人更多。史载：“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34]当时人口稀少，“数万口”已是一支为数不少的移民。汉朝初年，被封为燕王的卢绾谋反。他失败后逃入匈奴，他的部下燕人卫满却逃至韩国。有许多“燕、齐亡命者”随他一同前往。卫满居然在朝国称王，史称“卫氏朝鲜”，建都王险（今平壤）。从他能在韩国称王这一点可以看出，当时随他一同前往者当不在少数。既然燕人卫满在韩国称王，中国人往附者自然越来越多。正如《史记·朝鲜列传》所载，到卫满传位至其孙右渠时，“所诱汉亡人滋（益）多”[35]。
当汉武帝发兵征讨卫氏朝鲜时，起初并不顺利，而是一再受挫，一些散逸士卒就归化入韩国之中。到汉朝末年，由于中国战乱不已，中国“民多流入韩国”[36]。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长期由少数民族当政，时有战乱，人民不断向韩国移居，其中尤以山东人为多。北齐天保三年（522年），北齐文宣帝遣使高句丽，“求魏末流人”，一次即被遣回5000户[37]，人数当有二三万之众。
当隋炀帝第一次大举征讨高句丽时，大将宇文述曾率30余万大军抵平壤近郊，结果大败而回，只剩2700人逃回辽东。可以想见，当时肯定有不少士卒流落韩国。唐朝刚建立后，唐高祖于武德五年（622年）和高句丽相商，互相遣返流亡人口，其中有许多人是流落韩国的隋军将士。
在唐朝助新罗统一之前，华人较大规模地进入朝鲜半岛大都发生在中国王朝更替之时，为避乱或逃避繁重的赋役而移居。这时的中国移民一部分通过陆路入韩，并逐渐由北向南移动，并有一部分越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也有一部分是通过海路，沿着山东半岛——庙岛群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西海岸航行，自北南下，到达韩国或日本。该时期的华人大多数是自由移民，偶尔也有被掠夺前往的，但数量较少。(www.xing528.com)
7世纪中期，在唐王朝军队的帮助下，新罗陆续灭掉百济和高丽，从而结束了韩国历史上的三国时代，实现了统一。自此以后，两国进入了稳定的和平交往时期，两国中央王朝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军事冲突。从中国方面来看，封建社会发展到盛期，经济有了明显发展，对外交往的规模逐步扩大。从韩国方面来看，从此走上了真正的统一，新罗和中国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往来，在各方面都受到中国深刻的影响。这自然有利于两国人民的相互移居。在旅韩华侨华人史上，这是稳定发展的时期。
由于唐王朝和新罗的关系密切，所以两国间的经济文化和人员往来也特别频繁。当时新罗商人来华贸易的很多，北起登州（今山东蓬莱），南至扬州，沿海沿江的港口和商业城市都有他们的足迹，并在一些城市建有新罗馆、新罗坊等，当时有数十艘船往来于中国和新罗、日本之间。这种频繁的交往自然有利于中国民众向韩国移居，其中以商人为多。唐王朝国势强盛，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时期，沿海居民大量出国。正因如此，许多学者以唐代为华侨史的上限。这时，山东和江浙一带的民众有不少由海路赴韩。他们大都不在韩国长期居住，而是侨居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国内。五代时，朝鲜半岛进入了短期的“后三国”时期，高丽以重金招徕汉儒，有不少在中国已成进士的人移居韩国，并受到重用。[38]
唐代前、中期的对日航行，基本上是官方性质，其活动内容主要是唐政府出于睦邻外交之意，而在日本遣唐使团回国时派使者遣送并回访。有些唐朝使团人员到日本后，还入籍做官，如沈惟岳入日籍后，被赐姓清海宿弥，官任美作权椽。其他还有《续日本纪》所载袁晋卿（请村宿弥）、李元环、皇甫东朝、皇甫升女、晏子钦（荣山忌寸）、徐公卿（荣山忌寸）、孟惠芝（嵩山忌寸）、张道光（崇山忌寸）、吾税儿（永国忌寸）、卢如津（清川忌寸）、王惟倩（荣山忌寸）、朱政（荣山忌寸）、王希逸（江田忌寸）以及《后纪》所载的李法琬、清川忌寸斯麻吕、荣山忌寸千岛等人[39]。这些航海赴日的唐朝官员侨居日本，和鉴真、道明、道荣、道璇等著名唐僧东渡传经授戒一样，对移植先进的中华文明，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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