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韩经济文化交流史上，唐朝与新罗之间的交流是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时期。可以说，正是由于唐、罗交流和唐、日交流的深入展开，才得以形成东亚汉文化圈。新罗人在唐、罗交流活动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唐后期新罗佛教僧侣的入华求法，与中国沿黄海地区的新罗侨民社区的支持帮助也有一定关系。日本佛教僧侣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对唐代新罗侨民活动有详细记载，唐朝后期的登州、莱州、密州、青州、淄州、泗州、海州、楚州、扬州以及长安等地，都有不少新罗侨民居留。在这些地方，还分别存在新罗村、新罗院、新罗坊、新罗馆、勾当新罗押衙所等组织或机构。
1.新罗坊 根据圆仁记载，楚州（今江苏淮安）城内以及泗州涟水县城内都有新罗坊。会昌五年（845年）七月，圆仁一行“经高邮、宝应两县，七月三日得到楚州，先入新罗坊”。七月九日，“斋时，到涟水县……先入新罗坊。坊人相见，心不殷勤”。除此两城外，扬州城内也应有新罗坊存在。
从侨民的职业分布看，楚州城内的新罗侨民，有不少人从事航海运输业。日本外交使团从唐朝回国时，一次就在楚州城内“雇新罗人谙海路六十余人”。在涟水县新罗坊内，也有不少人以运输为业，日本外交使团回国时，也曾在该地雇请水手。扬州城内的新罗侨民还当有不少人从事商业。王请便曾对圆仁自我介绍“为交易诸物，离此过海”，经营国际贸易。从扬州沿运河南下，可以见到新罗人在唐朝从事运输业和商业的实例。如圆仁回国前夕的会昌七年（847年）六月九日，就收到苏州船上新罗人金子白、钦良晖、金珍等人转来的书信。可以断定，新罗坊发挥着商品集散、信息传播和提供运输服务的商业社区功能。正由于新罗坊具有商业社区的性质，所以在社区的人际关系方面，感情色彩淡薄。如同圆仁所评价的“坊人相见，心不殷勤”。
在中国的楚州（今江苏淮安）以北的许多沿海州县，也都有新罗商人和水手聚居的“新罗坊”[1]。新罗商人不仅从事本国与中国之间的航海和贸易活动，还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航行提供船只。839年，日本遣唐使团回国时，就在楚州的新罗坊雇新罗船九艘，取道新罗回国[2]。新罗运到中国的货物有麻布、药材、工艺品等，中国运到新罗的货物则有绸缎、药材和书籍等。
2.新罗村 主要存在于中国黄海沿岸的农村地区。根据圆仁的记载，登州牟平县的陶村、邵村浦、乳山浦，文登县的赤山村、刘村，莱州即墨县的南升家庄，密州诸城县的驳马浦，海州东海县的宿城村，泗州涟水县的涟水乡，都有新罗侨民村落。其中，规模较大的新罗侨民村是文登县青宁乡的赤山村。村中还建有法华院。据圆仁记录，仅赤山法华院就有新罗僧侣40余人，而到该寺院“集会道俗老少尊卑，都是新罗人”。“集会男女，昨日二百五十人，今日二百来人。”另外，牟平县乳山浦也是一个较大的新罗侨民村落。当圆仁一行到达该浦时，即有“新罗人三十余骑马乘驴来云：押衙潮落时拟来相看，所以先来迎候”，“不久之间，押衙驾新罗船来，下船登岸，多有娘子”。
圆仁在唐开成四年至五年（839—840年），曾居住在登州文登赤山法华院。开成四年（839年）十一月十六日，新罗人“山院起首讲《法花经》”，“男女道俗同集院里，白日听讲，夜头礼忏听经及次第。僧等其数州来人也。其讲经礼忏皆据新罗风俗，但黄昏寅朝二时礼忏且依唐风，自余并依新罗语音。其集会道俗老少尊卑总是新罗人，但三僧及行者一人日本国人耳”[3]。开成四年（839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后夜，请沙弥、小师等巡到诸房，拜年。贺年之词依唐风也”[4]。(www.xing528.com)
新罗人虽说在中国，但“其讲经礼忏皆据新罗风俗”，其仪式完全可以遵循新罗寺院的风俗习惯，并未受到任何的干扰和限制，但从中也可以看到新罗人也逐步与登州当地的语言、文化相融合。“黄昏寅朝二时礼忏且依唐风，自余并依新罗语音”，“贺年之词依唐也”。早晚礼忏时使用唐土语音，其余的时间仍使用新罗的语音，大年三十晚拜年时则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这说明新罗人在山东半岛不仅生活安定祥和，而且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信仰从事宗教活动。新罗人同时也借鉴了当地的一些习俗，开始融入当地的生活。在中国从事海上运输的新罗人，也接受了山东半岛登州的当地文化。圆仁乘坐新罗人的船只进入山东半岛海域后，遇到了雷电，船家和众人“同共发愿兼解除，祀祠船上的霹雳神，又祭船上住吉大神，又为本国八幡等大神及海龙王，并登州诸山神岛神等，各发誓愿”[5]。船家和众人祭祀的这些神不属于同一系统，同一国家文化，船上没有中国人但却祭祀了登州诸山神岛神，这表明在山东半岛海域从事海上活动的新罗人长期居住在登州，并已经接受了登州当地渔民的一些信仰。[6]
新罗村中居民的职业，当以农业为主。仅从赤山法华院的“庄田一年得五百石米”的情况看，在该院进行农业生产的新罗人就不在少数。宿城村的新罗侨民，除从事农业外，根据该村有“取盐处”的情况，还从事盐业生产。在密州诸城县大朱山一带的新罗侨民，还有人从事造船和修船业。另外，这一带的新罗侨民还利用山林资源而从事烧炭业，圆仁就曾两次遇到从密州载木炭到楚州进行贸易的新罗船队。第一次是在开成四年（839年）四月，圆仁在海州海岸与新罗船队相遇，该船水手告知：“吾等从密州来，船里载炭，向楚州去。本是新罗人，人数十余人。”第二次是在大中元年（847年）闰三月十七日，圆仁在密州驳马浦“遇新罗人陈忠船载炭欲往楚州”。
3.新罗馆 唐朝政府设立的用以专门接待新罗官方使节的宾馆，在登州城内，故从登州往长安，沿途则有驿馆与它相接。因此，新罗馆属于唐朝的驿运系统。这种官方馆驿机构不为民间服务，所以，圆仁在从登州至五台山的旅行中，只能借助于新罗院等机构。圆仁曾对其记载“城（登州城）南街东有新罗馆，渤海馆”[7]。圆仁即是在勾当新罗使张保皋的帮助下取得了入唐的通关文牒申请。圆仁相求于张保皋时，张保皋应承“寻时差人上州（登州），别取处分，三五日留心相待，如要恳急，此即专令所由奉送至县”[8]。
4.新罗院 新罗侨民在佛寺内设立专门用以接待客僧的院馆。根据圆仁的记载，在登州文登县赤山法华院、青州城内龙兴寺、淄州长山县醴泉寺，都有新罗院存在。在赤山八月余，圆仁一直“寄住赤山新罗院，过一冬”。离别之时，“院主僧法清相送到勾当新罗使张押衙宅”。到青州龙兴寺时，圆仁也是由“直岁典座（僧）引向新罗院安置”。在淄州醴泉寺时，圆仁仍是由“典座僧引向新罗院安置”。可见这些新罗院都附属于寺院，并由新罗侨民所建立。为了提供寺院和新罗院的食粮之需，寺院周围应有一定规模的寺院庄田。除赤山法华院庄田一年可得五百石粮食外，据记载，醴泉寺也有庄园十五所。新罗侨民在唐朝享有一定的自治权，而同时，唐朝政府对新罗侨民社区也行使行政司法权，不存在新罗侨民在唐朝享有治外法权的实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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