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东北亚各国之间，蚕丝技术普及较早，至隋唐时期，日本、朝鲜个别城市已有简易作坊加工蚕丝，织成丝绸。故当时中国的丝绸虽仍向朝鲜、日本流通，但已非主要的流通物品。该时期，朝鲜、日本更热衷于中国的文献、书籍和先进的典章制度，中国向东亚各国之间传播的“书籍之路”渐开。中国的汉字是儒家和中国文化的载体，以汉字为媒介的中国文化包括汉字、儒学、经史、诗文、历法、佛教、道教、典章制度、科技、兵器、文物、工艺品及文化习俗等。
以中国汉字为先导的文化传播，改变了东亚各国长期无文字的状态并开始了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汉字先东传到朝鲜半岛。早在商末箕子率殷遗民5000人进入朝鲜北部大同江流域，已将汉字带入该地区。约从2至3世纪起，朝鲜各地均以汉字为正式官方文字。汉字在朝鲜一直流传使用，汉字的官方使用直至1910年朝鲜被日本吞并为止。而汉字传至日本是在3至4世纪，唐代时，日本皇亲贵族的名字渐汉化，日本“天皇”一词亦借自汉语。大化改新后，仿中国制定年号，许多地名均仿中国改成两个字。在学汉字过程中，《三字经》《千字文》，甚至《四书》《五经》渐成为朝鲜、日本的课本。
除文字传播外，日本、朝鲜来华者多以学习中国政治体制和典章制度及选购经史诗文书籍为主。日本遣唐使抵华后，购求经史典章书籍，是日本国家的意志和安排，并依携带回书籍的质和量而论功行赏，如学问僧玄昉，回日本时，一次就携归佛教经论5000多卷。而日本入唐留学生吉备真备，回国时“献《唐礼》一百册卷、《太衍历经》一卷、《太衍历立成》十二卷、测影铁尺一枚、铜律管一部……《乐书要录》十卷、弦缠漆角弓一张、马上饮水角弓一张、霸面漆四节角弓一旅、射甲箭二十只、平射箭十只”。留学名僧最澄（767—822年）带回日本的计有《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128卷，《传教大师将来越州录》102卷。留学高僧空海带回《御请来目录》461卷。空海的弟子高僧圆仁曾在山东活动长达四五年之久，归国时携回《慈觉大师在大唐送进录》131卷。据统计，平安朝初期，传入日本的汉字书籍已达1579部，16790卷。[72]留唐学问僧在两国的书籍与文化交流中贡献极大，“他们都是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冲破万里惊涛骇浪，到达中国，钻研佛教以及儒学、诗文、医学、书法、茶道、绘画、建筑、造园、印刷等种种文化后归国，或带回中国的文献”。[73]
书籍的交流传播也带来了科技文化的交流，中国的舞乐、散乐、戏曲等与日本的伎乐、能、歌舞、杂技都有密切关系。中国传到日本的隋唐燕乐曲目达100多种，渗透到日本民间生活的各个方面。佛教祭典上和宫廷礼仪中演奏的都是“唐乐”，达官贵人的酒宴中更以有“唐乐”助兴为荣。日本雅乐理论基本上沿用的是隋唐的燕乐理论。中国人的春节，这时成为东亚各国共同的盛大节日。中国人使用的筷子，甚至唐式服装，都广泛传入东亚各国，被引为时尚。(www.xing528.com)
日本遣唐使把中国著名农书《齐民要术》带回日本。829年，日本仿中国制出龙骨水车，有手推、脚踏、牛拉等各种类型，扩大了水稻种植面积和灌溉面积。中国的“唐镢”（大型铁锄）、“唐箕”（飏谷风箱）等传去朝鲜、日本，显著提高了朝鲜、日本农业生产效率。中国食用的优良稻米及其他优良农作物品种也多移植到朝、日两国。
唐代广州为国内著名造船中心之一，不论官府或民间制造的海船，都可远航出海。天宝二载（743年），鉴真和尚从扬州东渡日本，买到岭南水军所造战船，可载一百二十一人，香药二百石及其他物品，可见广州造船技术比较高。兴元元年（784年），杜佑为岭南节度使，督造战船，共有楼船、艨艟、斗舰、走舸、游艇、海鹘六种，各具特点，各有优势，性能、设备、载重、推动力等都达到先进水平。[74]
由于海外诸国“日以通商”，各国船只汇集广州，促进了造船技术的交流。唐代，阿拉伯国家用桄榔纤维缝合木船的技术在沿海流传。刘恂称桄榔树“生广南山谷，枝叶并蕃茂，与枣、槟榔等树小异，然叶下有须，如粗马尾。广人采之，以织巾子。其须尤宜咸水浸渍，即粗胀而韧，故人以此缚舶，不用钉线”[75]。一般认为，这种造船技术是由阿拉伯商人传入的。刘恂还记载了时人发明的用“橄榄糖”填塞船缝的方法：“橄榄，树身耸枝……树枝节上生脂膏如桃胶，南人采之，和其皮叶煎之，调如黑饧，谓之橄榄糖。用泥船损，干后牢于胶漆，著水益坚耳。”[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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