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在隋唐五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

伊斯兰教为7世纪阿拉伯半岛麦加古莱氏族人穆罕默德所创，其基本原理分为宗教信仰和宗教义务。宗教信仰（伊曼，iman）包括：信仰真主、信仰天神、信仰经典、信仰先知、信仰末日；其最大信条就是“除真主外，别无神灵”。而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是最伟大的先知。《古兰经》是真主的语言。宗教义务集中在伊斯兰教的五大纲领：一是信仰的表白。二是礼拜，每日向“克而白”（Ka’bah，一座众神殿，麦加城朝圣中心）礼拜五次。三是施舍，叫宰卡（zakah，天课），包括货币、牲畜、谷物、果品和商品的财产税，基本原则与什一税相符合。四是斋戒，在斋月里自黎明到日落，整天戒除饮食和性交。五是朝觐。^[31]

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伊斯兰教迅速向世界传播。据威尔士《世界史纲》宣称，穆罕默德于628年向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三大帝国——拜占庭、波斯、唐朝一一派遣使节，传播伊斯兰教。派往唐朝的使臣从麦地那的扬布起航，由海路来到广州，受到官方热情接待。唐朝对“其科学之见解，颇加赞许，并助建一清真寺于广东，以备阿拉伯商人之用”。这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始。^[32]

关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有隋开皇七年（587年）、唐武德五年（622年）、贞观二年（628年）、永徽二年（651年）诸说，一般认为前二说不可信。“永徽二年说”为陈垣先生1927年所提出，这一年穆罕默德的继承人、第三代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节到唐朝，得到唐高宗接见，因而该年被认为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始。^[33]30年代，金吉堂先生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传教与朝贡不能混为一谈，“实则回教不得大食遣使朝贡已竟输入中国”，主张“回教入华在贞观二年”^[34]，一般此说可从，以此观点为准。^[35]

1.伊斯兰教传入广州

伊斯兰教在广州率先传播，是因为广州作为唐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和东方大港，也是阿拉伯人、波斯人的主要聚居地，教众最多，基础雄厚。明人何乔远称：穆罕默德有门徒四人，号称“四大贤人”，“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36]。商人苏莱曼提到，在商人云集之地广州，“中国官长委任一个穆斯林，授权他解决这个地区各穆斯林之间的纠纷；这是照中国君主的特殊旨意办的。每逢节日，总是他带领全体穆斯林做祷告，宣讲教义，并为穆斯林的苏丹祈祷。此人行使职权，做出的一切判决是合乎正义的，是合乎尊严无上的真主的经典的，是符合伊斯兰法度的。”^[37]。这些活动都在怀圣寺举行。宋人方信孺称怀圣寺内有番塔，唐时怀圣将军所建，“轮囷直上，凡六百十五丈，绝无等级。其颖标一金鸡，随风南北。每岁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绝顶，叫佛号，以祈风信。下有礼拜堂”^[38]。明人严从简亦谓：“今广东怀圣寺前有番塔，创自唐时，轮囷直立，凡十六丈有五尺，日于此礼拜其祖。”^[39]

图5-1　怀圣寺(www.xing528.com)

关于怀圣寺的始建年代，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认为“不能尽凭《南海百咏》遽断为唐代所立”；光塔建于宋代，“或建于南宋之初，即谓更在其前，亦无不可”^[40]。罗香林先生则提出光塔建于元，但也都没有提出有力证据。宋郭祥正有《广州越王台呈蒋帅待制》诗云：“番禺城北越王台，登临下瞰何壮哉。三城连环铁为瓮，睥睨百世无倾摧。蕃坊翠塔卓垣椽，欲蘸河汉濡烟煤。……屯门钲铙杂大鼓，舶船接尾天南回。斛量珠玑若市米，担束犀象如肩柴。”^[41]此诗系作者于元祐三年（1088年）赴知端州任途经广州所作。“蒋帅”即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知广州蒋之奇，元祐元年至四年（1086—1089年）在任^[42]，“翠塔”即光塔。郭氏同时所作的《同颖叔修撰登蕃塔》诗云：“宝塔疑神运，擎天此柱雄。势分吴越半，影插斗牛中。拔地无层限，登有路通。三城依作镇，一海自横空。礼佛诸蕃异，焚香与汉同。祝尧齐北极，望舶请南风。瑞气凝仙露，灵光散玉虹。铎音争响亮，春色正冲融。”^[43] 此诗对光塔之描述更为具体。由此可见，光塔必不建于南宋或元代，至迟在北宋时期已经建立，它是我国最早的伊斯兰教建筑。

2.伊斯兰教东传扬州

随着大食人的东来，伊斯兰教宗教和文化，日益传到了扬州。最早来到扬州的阿拉伯穆斯林，我国明朝人何乔远在他的著作《闽书·方域志》中提道：在中国唐朝武德年间（618—620年），穆罕默德的门徒，有大贤四人到中国来传教。一贤传教于广州，二贤传教于扬州，三贤四贤传教于泉州。关于二贤传教扬州的史实在我国史籍中无明文记载，也未发现其遗迹。但是从其他史料可以推测，唐代的扬州，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人数已相当可观。前述“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所提及的“大食、波斯商旅”，实际上就是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如果说在扬州被杀的已达数千人，加上受伤、逃避等幸存者，其人数就更多。然而唐时繁华的扬州屡遭兵焚，到了五代已成一片废墟，大量的早期穆斯林的遗迹或遭浩劫，或尽掩于地下。^[44]

1980年，在扬州唐代子城东郊外，发现了一座叠压在汉代木椁墓上面的唐代伊斯兰教徒的木棺残墓，出土了四件随葬器物，其中一件青灰色釉绿彩水扁壶，通高17厘米，宽13厘米，厚9厘米。壶的形状为直颈、唇口，口径约6厘米。壶上的华文，在壶的两侧，上下各有两个系，每侧中心各画一条上下贯通的绿彩直线；在壶的正背两面，各有一组绿色釉彩花纹，背面为云气纹，正面为一组阿拉伯文字，文句的意思为“真主最伟大”。这件背水壶的年代，考古工作者鉴定为我国唐代中期的遗存，即公元8世纪中叶以来的伊斯兰教文化遗物。

扬州出土的这件唐代背水壶，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研究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它不仅填补了扬州唐代伊斯兰教文化遗存方面的空白，而且为伊斯兰教传入扬州，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例证。同时，从这件背水壶的胎质和制造工艺特点等方面看出，它是我国湖南长沙唐代铜官窑的产品。如果再从背水壶的商品化这个特性方面来看，还说明它和大批大食伊斯兰教徒来中国，伊斯兰教文化日益东传，以及中国陶瓷对口外销等方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也是大食商胡沿着海上丝路，把伊斯兰教文化东传扬州的信物。^[45]

此外，波斯人、阿拉伯人在海南也有活动。1978年，海南陵水县干教坡、三亚市送路、酸梅角，发现了五十多座唐代伊斯兰教古墓^[46]。这些阿拉伯人墓葬群，也是这个时期南海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墓碑和墓多用海边的珊瑚石制作和砌造。其中一块墓碑高 63、宽32.5、厚12 厘米，碑额刻一圆月，内刻阿拉伯文，意译为“万物非主，唯有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碑面亦刻一行阿拉伯文，意译为“凡人必有一死，唯有至尊至大的真主永存”^[47]。

藤桥墓群位于三亚海棠湾镇，为穆斯林墓地。早在隋唐时，中东一带阿拉伯各国的穆斯林人开始驾船跨越印度洋，经我国南海到达泉州、广州一带经商贸易。当时的海南岛南部和东部正处在这条航线附近。陵水湾在当时正是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物品补给站，来往的穆斯林商人经常在此休息甚至定居，有些在航海中去世的穆斯林商人也安葬在该海域。藤桥墓群所在的番岭坡就是因当地人称回民为番人而得名。三亚海棠湾镇发现的穆斯林古墓不仅数量多，而且十分集中，墓碑雕刻精良，说明是历史上定居穆斯林的公共墓地。另一方面，藤桥伊斯兰古墓群也是古代阿拉伯一带的穆斯林商人来华贸易通商时留下的文化印记。^[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