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十国贸易规模与价值估算

五代十国时期，分属南汉、闽、吴越的广州、泉州、福州、明州、杭州成为该时期代表性港口城市，这五城带动中国南方形成了贸易为重、海商为尊的观念变迁，率先成为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港区。南方沿海五城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在贸易范围、地点、品种、数量上都有显著变化，很多方面有着突出的提升，几乎所有海外贸易都是通过五城进行。9至10世纪中国对外输出的主要是纺织品和瓷器，而输入的大体上是高端奢侈品，主要用途是一方面作为贡品，另外一方面是用于社会上层享乐。对于该五城贸易商品的品种、数量及价值耿元骊先生《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沿海五城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一文进行了深入研究，参阅其相关研究论述如下。

处于“僭伪”地位，又相对实力弱小的割据政权，为求名分，并保持住相对独立，不得不多番进献，除金银之外，多来自海外以为奇珍。广州曾向中原王朝多次进献。如开平元年（907年），向后梁进献龙脑、腰带、珍珠枕、玳瑁、龙形通犀腰带、金托里含棱玳瑁器、香药、珍巧等等^[92]。开平四年（910年），贡犀、玉、蔷薇水^[93]。乾化元年（911年），贡犀、象、奇珍及金银等，其估数千万^[94]。乾化二年（912年），贡犀角、象牙、杂宝货、名香，价凡数十万^[95]，君王所居宫殿，都曾以珠、玳瑁饰之^[96]。所谓“珠、贝、犀、象、瑇瑁、翠羽积于府内，岁久而不可较”^[97]。甚至南汉灭国之际，纵火焚城，还剩下“美珠”46瓮^[98]。

闽国也多次向中原王朝进贡，福州曾“贡玳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药、奇品、海味，色类良多，价累千万”^[99]。王延钧等继位统治者为争取封赠，多次向后唐、后晋贡犀牙、象牙、玳瑁、真（珍）珠、龙脑、香药、乳香、沉香、饼香、煎香、胡椒、肉豆蔻等舶来之物，最多的一次就有真（珍）珠20斤、犀30株、牙20株、香药1万斤^[100]。闽国统治者甚至日常还大量消耗来自海外的珍稀物品，“日焚龙脑、薰陆诸香无算”^[101]。周世宗显德元年（954年），留从效曾向后周贡牯犀、獬豸通腰带以及白龙脑香1000片^[102]。向宋贡獬豸犀带1条、龙脑香数十斤。陈洪进向宋贡各类海外物品：开宝九年（976年）有瓶香1万斤、象牙2000斤、白龙脑5斤；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四月，贡香2000斤、龙脑（数量不详），八月贡香6000斤、牙7000斤、乳香4.4万斤、犀20株重40斤、苏木5万斤、白檀香1万斤、白龙脑20斤、木香1000斤、石膏脂900斤、阿魏200斤、麒麟竭200斤、没药200斤、胡椒500斤、通犀带1条，通牯犀1株、牯犀4株、真（珍）珠5斤、玳瑁5斤、水晶棋子5副，九月贡乳香3万斤、牙2000斤；十一月贡乳香5000斤、象牙1000斤^[103]。

吴越国曾贡后唐“佛头螺子青一，山螺子青十，婆萨石蟹子四，空青四”^[104]，这些供画眉之用的奢侈品，据说大多来自波斯湾一带。天福三年（938年）又向后晋贡大排方通犀瑞象腰带^[105]。天福七年（942年）贡苏木^[106]。开运三年（946年），又贡苏木、乳香^[107]。乾祐二年（949年），贡后汉犀带^[108]。乾德元年（963年），贡宋犀、牙、香药、真（珍）珠、玳瑁^[109]。

建隆四年（963年），贡宋犀、牙各10株，香药15万斤，真（珍）珠、玳瑁数百。开宝六年（973年），贡犀带1条、乳香2000斤。开宝九年（976年），贡乳香7万斤、犀牙200株、香药3.4万斤、白乳香1000斤、白龙脑10斤。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正月，贡通犀带、玳瑁、龙脑、檀香、水精花等，另有犀10株、牙20株、乳香50斤，杂香药5000斤、木香500两；十月再贡犀30株，牙2200两，乳香1.1万斤，苏木3万斤，牯犀2株，牯犀带，香药，犀角、象牙各10株，白龙脑10斤；十二月再贡瓶香2.56万斤，白龙脑31斤，象牙86株，药犀10株，木香、阿魏、玳瑁、紫矿等共440斤。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四月，又贡乳香1万斤，犀角、象牙各百株，香药1万斤，苏木1万斤^[110]。所有这些奢侈之物，数量巨大，价值昂贵，可以想象当时海外贸易的繁盛情况。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奢侈品从西亚、东南亚输入到南方五城并转向各处，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作为贡品交流到中原地区。各地所贡还包括大量金银，这些金银也有很大部分来自海外，但很难确定多少金银是海外所得。

如此数量庞大的海外之物，均由海商经海上丝绸之路，长途贩运而来。但是对于贩运的具体过程，船货的基本情况，因为并无任何材料留下，世人已难知晓。但是随着学术和技术的进步，可以通过打捞的海难沉船探寻当时往来贸易的蛛丝马迹。沉船“黑石号”，时间约为9世纪，沉没于印尼爪哇勿里洞海域。“印坦号”沉没于雅加达以北的印坦油田附近、“井里汶号”沉没于爪哇北岸井里汶海域，二者均为10世纪沉船，满载中国货品。这3艘打捞上来的沉船对于我们了解五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情况意义重大。

据介绍，东南亚商船“井里汶号”，装载数量最大的是越窑青瓷，“所载的货物数量庞大，种类丰富，来源地广泛。货物主要是涵盖了近20万件五代末或宋初的越窑秘色瓷和青瓷、邢窑或定窑的白瓷、大量的南汉铅铸币……越窑秘色瓷是井里汶号的大宗货物，占船货的75%，主要有碗（8万余件）、盘（3000余件）、壶（400余件）、罐（2000余件）、盒（600余件）”^[111]，船上应该有丝绸类货物，但因其易损，很难找到证据。同时，船上还有大约7000枚南汉的“乾亨重宝（918年铸造）”，据观察者介绍厚薄不一、文字畸斜、铸工不佳^[112]。同时该船还有25万件铜或铅铸造的中国带年款钱币^[113]。在出水瓷器中，有一件越窑刻花莲瓣纹碗上刻了“戊辰徐记烧”，918年为戊寅年，之后第一个“戊辰”年即开宝元年（968年），南汉亡于开宝四年（971年）。这样看来，该船应在北宋初南汉末到达过广州。“井里汶号”既与广州有关联，也与吴越有关联，是五代北宋初海上丝绸之路商业贸易的重要见证。

“印坦号”沉船载运物品数量也极为庞大，据杜希德、思鉴的分析，“印坦号”及大部分船上物品出于920至960年间或许更晚一点，其中有爪哇铜件、中国陶瓷、中国铅币、中国银锭等4大类物品^[114]。一次性出水的银锭即重达5000两，按该文估计，价值大约是向宋代官府交纳的2个月采矿税，甚至能占北宋996年全年纯银收入的1.15%。除此之外，船上还有乾亨通宝铅币，爪哇的金器金币、东南亚一带的铜块锡块，唐铜镜、爪哇铜镜，来自东南亚的铜佛像、陶瓷约7000件，东南亚的细陶军持、中东玻璃器、香料、象牙等，还可能有大量的丝绸制品。而船本身从制造工艺上来看，属于东南亚或者南亚的技术。宋初大概是每两值一贯钱，这些银锭，价值约5000贯，当为售货所得，从中可以看出来往于海上丝路的商船所带来奢侈品数额之巨。

总之，五城作为南方重要港口，基本包揽了全部进出口业务。但海路艰难，尚无法大量运送一般性产品，只能以奢侈品为主。出口主要是丝绸、瓷器、金属、农产品，最大宗仍属丝绸和陶瓷；进口则主要是香料、犀角、象牙、珍珠等。进口和出口物品，大多价值不菲。但从中可见中国之领先，盖丝绸、陶瓷均为工业加工品，附加值极高。而进口只能是中国境内难以获得的自然产品，两相对比，可见中国经济在战乱之时仍较周边远为发达。

【注释】

[1]［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577页。

[2]［宋］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二《御史台下》，中华书局，1957，第1078页。

[3]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14，第114—116页。

[4]［日］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青译，中华书局，1929，第6页。

[5]［日］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杨炼译，商务印书馆，1935，第6页。

[6]韩国磐：《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79，第207页。

[7]王贞平：《唐代的海外贸易管理》，龙达瑞译，载《稽古拓新集——屈守元教授八秩华诞纪念》，成都出版社，1992，第324—339页。

[8]黎虎：《唐代的市舶使与市舶管理》，《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

[9]金应熙：《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述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第342页。

[10]［美］谢爱华（E·H·Schafer）：《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28页。

[11]王赓武：《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姚楠译，香港中华书局，1988，第143页。

[12]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14，第116页。

[13]参考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14，第116—123页。

[14]［唐］张鹫：《朝野佥载》卷三，赵守俨点校，中华书局，1979，第60页。

[15]［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第174页。

[16]［唐］于肃：《内给事谏议大夫韦公神道碑》，《全唐文》卷三百七十一，中华书局，1983，第3766页。

[17]［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卷十二《内侍省》，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2014，第361页。

[18]［唐］豆卢诜：《岭南节度判官宗公神道碑》，《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九，中华书局，1983，第4482页。

[19]李庆新：《唐代市舶使若干问题的再思考》，《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2期。

[20]［唐］王虔休：《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全唐文》卷五百一十五，中华书局，1983，第5235页。

[21]关双喜：《西安东郊出土唐李敬实墓志》，《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

[22]李庆新：《西安出土几方唐代墓志中之岭南资料》，载《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9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40—148页。

[23]［南唐］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上，夏婧点校，中华书局，2014，第267页。

[24]［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十《唐故岭南经略副使御史马某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60页。

[25]［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二十六《岭南节度飨军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442页。

[26]［唐］刘禹锡：《刘禹锡集》卷四《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39页。

[27]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华书局，1986，第281页。

[28]［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二十六《岭南节度飨军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441—442页。

[29]林荫：《关于唐、五代市舶机构问题的探讨》，《海交史研究》1982年总第4期。

[30]王冠倬：《唐代市舶司建地初探》，《海交史研究》1982年总第4期。

[31]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1989，第257页。

[32]张开城、卢灿丽：《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城市历史文化》，海洋出版社，2018，第7—8页。

[33]［唐］萧昕：《张公（九皋）神道碑》，《全唐文》卷三百五十五，中华书局，1983，第3599页。

[34]［唐］权德舆：《杜公（佑）淮南遗爱碑并序》，《全唐文》卷四百九十六，中华书局，1983，第5056页。

[35]［唐］李翱：《徐公（申）行状》，《全唐文》卷六百三十九，中华书局，1983，第6459页。

[36]［唐］韩愈：《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戣）墓志铭》，《全唐文》卷五百六十三，中华书局，1983，第5703页。

[37]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湾大化书局，1978，第884—898页。

[38]［唐］马总：《代郑滑李仆射乞朝觐表》，《全唐文》卷四百八十一，中华书局，1983，第4916页。

[39]［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十《唐代宦官之祸》，中华书局，1985，第383页。

[40]唐长孺：《唐代的内诸司使及其演变》，载《唐长孺文集：山居存稿》，中华书局，2011年。

[41]［宋］司马光等编撰《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广德元年十一月条”，中华书局，2014，第7276页。

[42]［唐］陆贽：《陆宣公奏议》卷三《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第55页。

[43]［唐］萧邺：《岭南节度使韦公（正贯）神道碑》，《全唐文》卷七百六十四，中华书局，1983，第7945页。

[4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四《高力士传》，中华书局，1975，第4757页。

[45]李庆新：《论唐代广州的对外贸易》，《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

[46]［宋］罗濬：（宝庆）《四明志》卷六《市舶》，《中国方志丛书》（574），成文出版社，1983，第5136页。

[47]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第70页。

[48]［美］谢爱华（E·H·Schafer）：《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41、29页。

[49]［唐］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七《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戣）墓志铭》，马其昶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531页。

[50]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第15页。

[51]［唐］白居易：《白孔六帖》卷八十三《商贾》，商务印书馆，2005，第700页。

[52]［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十《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商务印书馆，2005，第18页。

[53]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第97—98页。(www.xing528.com)

[54]［唐］于肃：《内给事谏议大夫韦公神道碑》，《全唐文》卷三百七十一，中华书局，1983，第3766页。

[55]［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一十八《杨炎传》，中华书局，1975，第3420页。

[56]［唐］张九龄：《曲江集》卷十七《开凿大庾岭路序》，刘斯翰校注，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第608页。

[57]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中国财经出版社，1991，第288—289页。

[58]［唐］陆贽：《陆宣公奏议》卷三《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第55页。

[59]［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十《安南都护张公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51页。

[60]［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八《郑畋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633页。

[61]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14，第124—129页。

[62]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1989，第230—232页。

[63]李东辉等：《唐代登州港与新罗的交流情况》，《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6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一《王锷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060页。

[65]［唐］萧邺：《岭南节度使韦公（正贯）神道碑》，《全唐文》卷七百六十四，中华书局，1983，第7945页。

[66]［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二《卢钧传》，中华书局，1975，第5367页。

[67]［日］河原正博：《汉民族华南发展史研究》，吉川弘文馆，昭和五十九年（1984），第95—96页。

[68]［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2000，第68页。

[69]［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六《陈武振》，中华书局，1961，第2282页。

[70]［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七《卢钧传》，中华书局，1975，第4591页。

[7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一《王锷传》，中华书局，1975，第4061页。

[72]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96—97页。

[73]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289—298页。

[74]赵明龙等：《南海丝绸之路与东南亚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第156页。

[75]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205页。

[76]［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第117页。

[77]赵明龙等：《南海丝绸之路与东南亚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第161页。

[78]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14，第96页。

[79]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191—192页。

[80]［美］希提（Philip K.Hitti）：《阿拉伯简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3，第118—119页。

[81]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三册），辅仁图书馆，1930，第59—61页。

[82]［古新罗］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张毅笺释，中华书局，1994，第63页。

[83]［古新罗］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张毅笺释，中华书局，1994，第1页。

[84]［锡兰］尼古拉斯（C.W.Nicholas）、帕拉纳维达斯（S.Paranavitana）：《锡兰简明史——从远古时期至公元1505年葡萄牙人到达为止》，李荣熙译，商务印书馆，1972，第275页。

[85]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三册），辅仁图书馆，1930，第59页。

[86]［唐］张籍：《昆仑儿》，《全唐诗》卷三百八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961页。

[87]［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四《孔巢父附子戣传》，中华书局，1975，第4098页。

[88]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14，第140—142页。

[89]［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十六《奴婢》，中华书局，1957，第1572页。

[90]［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十六《穆宗纪》，中华书局，1975，第502页。

[91]［唐］杜牧：《张保皋郑年传》，《全唐文》卷七百五十六，中华书局，1983，第7845页。

[92]［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三《梁书三·太祖纪》，中华书局，1976，第55页。

[93]［朝鲜］郑麟趾：《高丽史》，人民出版社，2014，第96页。

[94]［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六《梁书六·太祖纪》，中华书局，1976，第100页。

[95]［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五十八《南汉一·高祖本纪》，中华书局，2010，第840页。

[96]［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六十《南汉三·后主本纪》，中华书局，2010，第864页。

[97]［宋］路振：《九国志》，见《中国野史集成》（第四册），巴蜀书社，1993，第484页。

[98]［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六十《南汉三·后主本纪》，中华书局，2010，第875页。

[99]［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一百九十七《闰位部·纳贡献》，台湾中华书局，1996，第2380页。

[100]［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十二《闽三·景宗本纪》，中华书局，2010，第1323页。

[101]［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十一《闽二·康宗本纪》，中华书局，2010，第1232页。

[102]傅宗文：《沧桑刺桐》，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6页。

[10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9933、9936页。

[104]［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七十八《吴越二·武肃王世家下》，中华书局，2010，第1099页。

[105]［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七十九《吴越三·文穆王世家》，中华书局，2010，第1124页。

[106]［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八十《吴越四·忠献王世家》，中华书局，2010，第1135页。

[107]［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八十《吴越四·忠献王世家》，中华书局，2010，第1139页。

[108]［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八十一《吴越五·忠懿王世家上》，中华书局，2010，第1151页。

[109]［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八十一《吴越五·忠懿王世家上》，中华书局，2010，第1160页。

[110]［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9934页。

[111]孙欣：《“井里汶号”沉船文物考察纪实》，《东方收藏》2013年第9期。

[112]李雯：《十世纪爪哇海上的世界舞台：对井里汶沉船上金属物资的观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6期。

[113]林亦秋：《印尼爪哇井里汶沉船的越窑青瓷》，《艺术市场》2006年第11期。

[114]［英］杜希德、思鉴：《沉船遗宝：一艘十世纪沉船上的中国银锭》，载荣新江：《唐研究（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383—4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