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商品方面，部分来自外国的“贡献”，多数来自外商的贩运。李翱《检校礼部尚书东海公徐申行状》载“蕃国岁来互市，奇珠、瑇瑁、异香、文犀，皆浮海舶以来，常贡是供，不敢有加，舶人安焉，商贾以饶”，其中传统的进口商品如象牙、犀角、珠玑、香料等仍占相当比重，此外多为各国特产。如环王国贞观时献驯象、镠锁、五色带、朝霞布、火珠，后又献五色鹦鹉、白鹦鹉。诃陵元和时献鹦鹉、频伽鸟、玳瑁、生犀及异种名宝。堕和罗国贞观年间献象牙、火珠。堕婆登国贞观中献古贝、象牙、白檀。天竺在贞观时献火珠、郁金、菩提树。波斯于天宝年间献玛瑙床、火毛绣舞筵、长毛绣舞筵、无孔真珠。
韩愈《送郑尚书序》载“（岭南）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记”。香药是古代对进口香料和药物的统称，主要有乳香、龙涎香、木香、丁香、东香、檀香、齐楠香、沉香、栀子香、丁香枝、胡椒、苏木、蔷薇水、梅花脑、没药、肉豆蔻、冰片、荜拨、黄蜡、大枫子、藤黄、阿魏、芦荟、马钱、苏合油、安息香、乌木、紫檀、紫梗、降真、白豆蔻、血竭、孩儿杀、犀角、麝香、硫黄、茯苓等。
唐代外国输进中国的香药、植物等大量增多，来自印度的有胡椒、补骨脂（又作婆固脂、破故纸）、青黛（靛花）、郁金香、婆罗、天竺桂等；来自阿拉伯（大食）的有：珊瑚、琥珀、炉甘石、密陀僧、石硫黄、绿盐（石绿）、金钱矾、乳香、没药、安息香、芦荟、莳萝（小茴香）、胡黄连、石蜜、阿月浑子、无石子（无食子、没食子）、阿魏、偏桃（婆淡、巴淡杏）、波斯枣（窟莽）、诃黎勒等；来自拂菻（拜占庭）的有白矾、阿勒勃、波罗蜜、槃□嫱、齐暾（橄榄）、齐（阿拉伯香膏）、阿驿（无花果）、指甲花、野悉密（素馨花）、祗（水仙）、阿勃参等。[79]这些香药或作为药材解除病痛，治疗疾病；或在宗教和祭祀仪式中，燃烧香料，香雾缭绕，来制造神秘、严肃的氛围；或日常生活中在居室焚烧或佩戴以来净化空气、辟邪去秽；或作为调味，增加香味，刺激食欲。
此外，当时也存在着罪恶的奴隶贸易。中古时期东西方各主要国家都进入封建社会，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奴隶制残余，奴隶的使用与买卖相当普遍。在阿拉伯世界，奴隶的社会地位最低，伊斯兰教承认奴隶制度的合法性，奴隶的贩卖成为伊斯兰教国家各地区兴旺发财的生意。美国东方学家希提（Philip K.Hitti）指出：
从东非或中非贩来的奴隶，是黑色的；从中国突厥斯坦贩来的奴隶，是黄色的；从近东或东欧和南欧贩来的奴隶，是白色的。西班牙的奴隶，每个可以卖一千第纳尔，突厥奴隶每个只值六百。作为征服的结果，曾有大量的奴隶涌入伊斯兰教帝国，那些奴隶究竟有多少，可以从下面被夸大的数字获得一个概念。据说穆萨从非洲俘获三十万人，他把五分之一的俘虏，献给了韦立德；他从西班牙哥德贵族的手中，俘获处女三万人；穆斯林的将领从突厥斯坦就俘获了十万人。[80](www.xing528.com)
张星烺也指出：“阿拉伯人用黑奴，可详观其国著名小说《天方夜谭》。”洛克尔曼之《回教古今史》记唐末大食国巴斯拉大盐矿东非黑奴之乱，黑人打败官军，“掩袭巴斯拉，全城精华，悉为抢掠，杀戮人民，据最低之统计，被杀者亦达三十万”“前后十五年始平，黑奴在大食人数之多，势力之厚，亦可知矣”。[81]古代印度同样存在奴隶和奴隶买卖，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典籍都有记载。婆罗门教典籍如《摩奴法论》提到七种奴隶；《利论》提到十四种奴隶；《那罗陀法典》则提到十五种奴隶。这些古籍还有奴隶（人口）买卖的记录。[82]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吠舍厘国”条亦谓：“有奴婢，将卖人罪，与煞人罪不殊。”[83]在锡兰，无论宫廷、贵族家庭和寺院中，也有各种服役的奴隶，虽然他们可以有赎买自己的自由，但地位低下[84]。东南亚各国奴隶制残余更为浓厚。因而有不少奴隶在国际贸易中被作为商品贩卖到各个国家。
唐代岭南掠卖奴隶之风盛行，广州依然是唐代奴隶贸易的一个中心，除本国奴隶外，外国奴隶增多，其中以东南亚土人（马来人）、印度人、新罗人为多。张星烺认为：“唐代之昆仑奴，皆由阿拉伯人输入中国。”[85]东南亚土人皮肤黝黑，体格强壮，尤善潜水，号称“昆仑”或“昆仑奴”，富家豪门多见蓄用。张籍《昆仑儿》诗云：“昆仑家住海中州，蛮客将来汉地游。语言解教秦吉了，波涛初过郁林洲。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绵裘。”[86]史载“岭南以口为货”，一些北方人到广东为官，“京师权要多托买南人为奴婢”[87]。可见广州奴隶买卖之风盛行。另外，唐代一些国家把奴隶作为贡品进献唐朝，如扶南在武德至贞观年间曾献白头人，诃陵在元和时进僧祗奴，室利佛逝于开元时进侏儒、僧祗女，获得唐朝回赐，实际上也属于一种商品交易，这种罪恶的交易在中古时代，却是合法的。[88]
在唐代山东半岛及朝鲜半岛一带，一些因饥荒而被卖的新罗子弟，往往也被海盗组织转卖到中国成为奴婢。821年，唐朝平卢军节度使薛平奏：“应有海贼劫掠新罗良口，将到当管登、莱州界，及沿海诸道，卖为奴婢者。伏以新罗国虽是外夷，常禀正朔，朝贡不绝，与内地无殊，其百姓良口等，常被海贼掠卖，于理实难。先有制敕禁断，缘当管久陷贼中，承前不守法度。自收复以来，道路无阻，递相贩鬻，其弊尤深。伏乞特降明敕，起今以后，缘海诸道，应有上件贼劫卖新罗国良人等，一切禁断……”，“敕旨：宜依”[89] 可见，821年才取缔这种掠卖新罗人口的活动。后来又于823年和828年两次敕令“不得买新罗人为奴婢，已在中国者，即放归其国”[90]。与此同时，新罗政府也对掠卖新罗人口的行为进行干预和打击，如“新罗人张保皋、郑年者，自其国来徐州，为军中小将……后保皋归新罗，谒其王，曰：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愿得清海镇，使贼不得掠人西去。其王与万人，如其请。自太和（827—835年）后，海上无鬻新罗人者”[91]，唐朝政府与新罗政府对禁止奴婢买卖的禁令可从侧面反映出当时该地区奴婢买卖活动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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