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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至今海南附近港口

时间:2023-08-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唐代“广州通海夷道”形成后,从广州港往来于波斯的船舶在海南岛东部海域航行,即从今文昌市向南,经万宁市、陵水县、三亚市管辖海域,向西南进入深海海域。万安州、振州,唐代海南岛首次出现的著名海港。三亚以南水面开阔,从此即进入深海域,来往商舶常遭台风海浪袭击而漂流至海南岛登陆,或在此等候季风,择期而归,或落居于此,成为始居的外国移民。

11世纪至今海南附近港口

唐代“广州通海夷道”形成后,从广州港往来于波斯船舶海南岛东部海域航行,即从今文昌市向南,经万宁市、陵水县、三亚市管辖海域,向西南进入深海海域。

1.文昌市东部海域

在海南岛东部海域航行首先经过七洲列岛。七洲洋山,“航海者于此取水采薪”,岸上有著名的铜鼓岭,“番舶望影魂惊”。据统计,唐代来海南岛的移民已有七万多人,主要是来自闽南漳泉一带的渔民在文昌定居,外国的船只多来自大食和三佛齐(今阿拉伯和印尼),“居住在岛东的文昌人利用航海之便,随船到南洋谋生,成为最早的‘住蕃’,其后裔成为当地的‘土生唐人’”[89]

2.万安州(州治在今海南万宁市)、振州(治宁远县,今三亚市西北)

唐代的万安州州治在今海南万宁市境,东濒南海。万安州、振州,唐代海南岛首次出现的著名海港。《新唐书·地理志》:“万安州万安郡下,龙朔二年(662年),以崖州之万安置。开元九年(721年),徙治陵水。至德二载(757年),更名万全郡。贞元元年(785年),复治万全,后复故名。土贡:金、银。户二千九百九七。” 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载,从广州港出发,顺风4日到象石,即海南岛东南岸的独珠山,海南史志中称独洲山、独州山,即今万宁市大洲岛,位于今万宁市东部沿海,此海域又称独洲洋,“蕃舟多息湾泊”,“昔外番海寇之舟遇风飘,多覆于此”。《太平寰宇记》载“赤土国,在州南,渡海,便风十四日,经鸡笼岛,即至其国。亦海中之一洲,丹丹国,州振东南,州行十日至”[90]

天宝七年(748年),鉴真法师第五次东渡日本,遭风漂流到振州江口,又到了万安州,受到万安州豪族冯若芳的热情款待:

州大首领冯若芳请住其家,三日供养,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掳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若芳会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其宅后,苏芳木露积如山,其余财物,亦称此焉。[91]

可见,万安州的首领为亦官亦盗的土豪冯氏,他主要依靠劫掠波斯商船获得大量财富,还劫掠船上人为奴婢。

武德四年(621年)改临振郡为振州,治宁远县。振州领县四:宁远、延德、临川、陵水,属岭南道。天宝元年(742年)改振州为延德郡。乾元元年(758年)又为振州。唐末振州领宁远、延德、吉阳、临川、落屯五县。南汉时振州领二县:宁远、吉阳。《太平广记》载:“振州民陈武振者,家累万千,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仓库数百,先是西域贾漂泊溺至者,因而有焉。海中人善咒术,俗谓得牟法。凡贾舶经海路,与海中五郡绝远,不幸风漂失路,入振州境内,振民即登山披发以咒咀。起风扬波,舶不能去,必漂于所咒之地而止,武振由是而富。招讨使韦公干,以兄事武振,武振没入,公干之室亦竭矣。”可见,振州人陈武振设法让商船搁浅,再进行掠夺,因此大富,并且与招讨使韦公干相互勾结。同书,对韦公干亦有记载:

琼守虽海渚,岁得金钱,南边经略使不能及。郡守韦公干者,贪而且酷,掠良家子为臧获,如驱犬豕。有女奴四百人,执业者大半,有织花缣文纱者、有伸角为器者、有镕锻金银者、有攻珍木为什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课,唯恐不程……既牧琼,多乌文呿陀,皆奇木也。公干驱木工沿海探伐,至有不中程以斤自刃者。前一岁,公干以韩约婚受代,命二大舟,一实乌文器杂以银,一实呿陀器杂为金,浮海东去。且令健卒护行。将抵广,木既坚实,金且重,未数百里,二舟俱覆,不知几万万也。

因为海南岛是广东、林邑之间的补给地,象石就在万宁县,所以是贸易要道。鉴真来后的两年,州治迁至陵水县。万安州原属振州,振州地处海南岛西南角,也是要冲,有不少西亚人聚居,今陵水县和三亚市发现唐代的伊斯兰古墓群。墓前多有阿拉伯文珊瑚石墓碑,这源自东非和阿拉伯半岛习俗,双墓碑则见于马尔大夫,陵水英州镇干教坡1号碑文字体,为9世纪阿拉伯库发体这一古老书法体。[92]

3.陵水县东部海域

陵水县东濒南海,古代有三个港湾:望楼港“番国贡舶泊此”;桐栖港“番艇泊于此”;陵水番坊港“南北二河至此成港入海”。又从此向南,便是今海南岛东部陵水县光坡镇移辇村海滩。1979年,海南陵水县移辇村等地海滩发现晚唐和宋代瓷器,其中“埋在沙丘中的唐代青釉碗,发现时是十件碗一捆放置……上述出土瓷器地点位于海南省东海岸,是船舶必经之地,几批瓷器可能是商船上的货物”。[93]

4.三亚市西南部海域

崖州番人塘,“在城西一百二十里,相传番人覆舟于此,故名”。《太平广记》载:“唐振州民陈武振者,家累万金,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仓库数百。先是西域贾漂舶溺至者,因而有焉。”[94]说明唐代时确有外国商船经常径往此处,成了海南岛有外国人迁居的最早记载。三亚以南水面开阔,从此即进入深海域,来往商舶常遭台风海浪袭击而漂流至海南岛登陆,或在此等候季风,择期而归,或落居于此,成为始居的外国移民。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三亚市藤桥番岭坡、梅山八人轿坡及毗邻的陵水县边界的干校坡和土福湾坡等地海滩,均发现大批的伊斯兰教徒墓群,总数有上百座,但由于这些墓葬的年代一般都写为唐宋至明代的墓,无法区分。[95]

【注释】

[1]徐晓望:《中国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九州出版社,2017,第81页。

[2][唐]魏征等撰《隋书》卷八十二《南蛮·赤土传》,中华书局,1973,第1834—1835页。

[3]孙光圻等编著《中国古代航运史》,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15,第405—406页。

[4][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一《河南道八·登州·文登县》,贺次君点校,中华书局,1983,第313页。

[5][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东夷·日本传》,中华书局,1975,第6209页。

[6][日]《续日本纪》“天平胜宝六年条”转引自(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83—84页。

[7]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1989,第234—237页。

[8][唐]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送郑尚书序》,马其昶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284页。

[9][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第1153页。

[10][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第1153—1154页。

[11]纳忠:《中世纪中国与阿拉伯的友好关系》,《历史教学》1979年第1期。

[12]周南京:《中国与菲律宾的历史关系》,《历史教学》1979年第4期。

[13]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第7—9页。

[14]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第129—131页。

[15][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中华书局,1991,第64—74页。

[16][古阿拉伯]马苏第:《黄金草原》,耿昇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182、第195—201页。

[17][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八十九《王方庆传》,中华书局,1975,第2897页。

[18]阎根齐:《南海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2016,第190—191页。

[19][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七《卢钧传》,中华书局,1975,第4591页。

[20][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八《卢怀慎传》,中华书局,1975,第3070页。

[21][阿拉伯]苏莱曼:《苏莱曼东游记》,刘半农、刘小蕙译,华文出版社,2016,第17页。

[2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七《卢钧传》,中华书局,1975,第4592页。

[23]沈铁伦:《海上丝绸路,往事越千年一世博场馆铭记中西交流历史),《解放日报》2010年6月9日。

[24][宋]李昉:《文苑英华》卷四百五十七《授王潮威武军节度使制》,中华书局,1966,第2328页。

[25]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第23—24页。

[26][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一十《邓景山传》,中华书局,1975,第3313页。

[27]耿元骊:《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沿海五城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28][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第157页。

[29][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十五《闽六·张睦传》,中华书局,2010,第1377页。

[30][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十八《闽世家》,中华书局,1974,第846页。

[31][清]吴宜燮等:乾隆《龙溪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第30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109页。

[32][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第1379页。

[33][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十《闽一·太祖世家》,中华书局,2010,第1309页。

[34][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十二《闽三·景宗本纪》,中华书局,2010,第1336页。

[35][朝鲜]郑麟趾:《高丽史》,人民出版社,2014,第30页。

[36][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四《浙江》,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第4364页。

[37]傅宗文:《沧桑刺桐》,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第412页。

[38]陈丽华:《唐宋之际登州港的繁荣与福建海上交通的发展》,《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39][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百零七《刘铢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1415页。

[40][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225页。(www.xing528.com)

[41]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68—69页。

[42]王心喜:《钱氏吴越国与日本的交往及其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43]杜文玉:《论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海上贸易》,《丝绸之路与杭州研究论文集》,杭州出版社,2018,第31—33页。

[44][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598页。

[45][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卷下,王邦维校注,中华书局,1988,第206页。

[46][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九十七《蛮夷传》,中华书局,1974,第2399页。

[47][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八《东南夷传》,中华书局,1972,第1018页。

[48][唐]陆贽:《陆宣公奏议》卷三《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第55页。

[49][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八《恩州》,王文楚点校,中华书局,2007,第3037—3038页。

[50]周运中:《中国南洋古代交通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第225页。

[51][唐]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七《南海神庙碑》,马其昶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486页。

[5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中华书局,1975,第174页。

[53][宋]王溥:《唐会要》卷八十六《关市》,中华书局,1957,第1579页。

[54][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2000,第74页。

[55][宋]王谠:《唐语林》卷八《补遗》,周勋初校证,中华书局,1987,第728页。

[56][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一《李勉传》,中华书局,1975,第3635页。

[57][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一《王锷传》,中华书局,1975,第4060页。

[58][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二《郑权传》,中华书局,1975,第4246页。

[59][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三《胡证传》,中华书局,1975,第4260页。

[60][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七《卢钧传》,中华书局,1975,第4591—4592页。

[61][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十《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商务印书馆,2005,第18页。

[62][宋]李昉:《文苑英华》卷九百一十五《岭南节度使韦公神道碑》,中华书局,1966,第4818页。

[63]庄为玑等编著《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泉州》,海洋出版社,1989,第1页。

[64]《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编写组编《泉州与古代海外交通》,文物出版社,1982,第11页。

[65]《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编写组编《泉州与古代海外交通》,文物出版社,1982,第19页。

[66][明]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上,中华书局,1985,第13页。

[67]庄为玑等编著《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泉州》,海洋出版社,1989,第14页。

[68][宋]王溥:《唐会要》卷一百《归降官位》,中华书局,1957,第1799页。

[69][唐]杨炯:《盈川集》卷七《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义童)神道碑》,商务印书馆,2005,第3页。

[70][唐]薛能:《送福建李大夫》,《全唐诗》卷五百五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421页。

[71][唐]韩偓:《玉山樵人集》,商务印书馆,1929,第17页。

[72][清]王昶辑:《金石萃编》卷一百一十八《唐七十八》,中国书店,1985,第6页。

[73]徐晓望:《中国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九州出版社,2017,第118页。

[74][新罗]崔志远:《桂苑笔耕集》,中华书局,2007,第115页。

[75]林士民:《再现昔日的文明》,三联书店,2005,第380—391页。

[76][宋]罗濬:(宝庆)《四明志》卷一《风俗》,《中国方志丛书》(574),成文出版社,1983,第5081页。

[77]林士民:《浙江宁波市出土一批唐代瓷器》,《文物》1976年第7期。

[78][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六《台州》,贺次君点校,中华书局,1983,第627页。

[79][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二十二《泉州甲香》,商务印书馆,2005,第693页。

[80][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5页。

[81]周运中:《中国南洋古代交通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第231—232页。

[8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一十《邓景山传》,中华书局,1975,第3313页。

[83]朱江:《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扬州》,海洋出版社,1986,第27—34页。

[8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5,第1456—1457页。

[85]孙光圻等编著《中国古代航运史》,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15,第498页。

[86]祁山:《登州在唐与新罗关系中的重要地位》,载耿昇等主编《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9,第35页。

[87][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57页。

[88]阮应祺:《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雷州半岛主港概述》,《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89]文昌市地方志编委员会编《文昌县志》,方志出板社,2000,第98页。

[90][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九《万安州》,王文楚点校,中华书局,2007,第3241页。

[91][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2000,第68页。

[92]贾宾:《海南岛的伊斯兰史迹与南海海洋文化》,载吴春明主编:《海洋遗产考古》,科学出版社,2012,第267—274页。

[93]何纪生、李居礼:《陵水县移辇村海滩发现唐宋时代陶瓷器》,《文博通讯》1978年第8期。

[94][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六《陈武振》,中华书局,1961,第2282页。

[95]阎根齐:《南海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2016,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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