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港，处于江苏省长江下游，唐代时处在长江河口段一侧。自从隋代修筑南北大运河以后，扬州成为南通长江、东海，北接淮汴京洛，西连襄鄂内地的水陆交通枢纽与四方货物集散地，成为当时中国航海贸易的大港之一。唐代在扬州遣节度使对外国海商常加存问，以确保航海贸易之正常进行。从扬州港发出的船舶，既可横越东海直航日本，又可由淮水至楚州，或由淮南运河和济水至登州，再转航朝鲜半岛与日本；也可由长江口掉樯南驶浙、闽、粤沿岸，并远航南洋。数以千计的波斯、阿拉伯商人泛海至扬州，从事珠宝、香料与丝绸、瓷器的商品贸易，有不少人定居扬州，形成所谓的“波斯邸”“波斯庄”。据记载，唐肃宗时，“会刘展作乱，引平卢副大使田神功兵马讨贼。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82]。由此可以想象当时扬州的远洋航海贸易业是何等兴旺。
扬州和朝鲜半岛的交通，至迟在隋唐之际，就已通过海上通道的北路，互相直接往来。约在唐朝初期，朝鲜半岛上有三个国家并立，即朝鲜北部的高句丽，简称为高丽；朝鲜南部又分为两个国家，西半为百济，东半为新罗。特别是新罗，与我国山东半岛上的登州，隔海相望。它和中国的交通，由于北部有高句丽阻隔，很难沿着陆上通道与我国往来，多是通过海上航线来往于中国。在早期，当高句丽还不很强大的时候，新罗人通常沿着朝鲜半岛西海岸航行，进入我国渤海湾，历史上称这条航线为北路。后来高句丽强盛起来，甚至和我国连年发生战争，威胁到这条沿着近海航行的交通线。又由于这个时期的航海技术有了进步，使横渡海域的航行，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成为需要。于是新罗的船只，改由朝鲜半岛中部的熊州与武州之间的海岸，横渡黄海，在我国山东半岛上的登州一带海岸登陆，然后沿着泗水、汴水，而去洛阳和长安；或是沿着山东半岛近海，航行到江苏北部的楚州（今淮安）以东海岸登陆，而后由淮南运河南下扬州，历史上称这条航线为南路。在这个时期，新罗国人，乃至以后的日本国人，大都是沿着这条南路来扬州。
唐代新罗人航海来扬州的事迹，在日本僧人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中，有不少记述。随同日本第十五次遣唐使藤原常嗣和请益僧圆仁，由日本北九州渡海而来扬州，记有姓名的新罗人翻译，就有金正南、朴正书等人。新罗人不仅在日本遣唐使团中充当翻译，而且在我国东部海岸的州县衙门里，也充当翻译。当圆仁一行滞留楚州期间，就曾通过当地的新罗翻译进行疏通和说项。因此，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有圆仁以“沙金大二两、大坂腰带一（条），（赠）送与新罗译语刘慎言”，以及“刘慎言（着人将）细茶十斤（和）松脯，赠来与请益僧圆仁”的相互酬答的经过。足见新罗翻译确曾在中日两国的交往中，一度起过沟通和媒介的作用。(www.xing528.com)
扬州和日本列岛的交通，根据我国文献记载，从隋代开皇二十二年（600年）起，日本就不断派遣使团来中国朝贡，到唐代乾宁元年（894年）以后，因为“唐国”动乱，方才终止。在整个唐王朝时期，日本先后十九次向中国派遣使团，到达中国的使团，达到十六次之多。人们通常把这个时期的使节，称作“遣唐使”。先前，日本遣唐使来中国，大都沿着朝鲜半岛近海航行。后由于新罗国统一了朝鲜，不愿意日本直接与中国通好，并时常阻碍日本航船。加上这条航线比较迂长，这时航海技术又有了进步，日本便从唐代永徽四年（653年）第二次遣唐使团时起，另由大使高田根磨率领一百二十人的分团，由北九州横渡东海，试图从扬子江口登陆，经扬州，沿着淮南运河，北上长安。后来人们把这条航路称为南线，以区别沿朝鲜半岛西海岸渡海航行的北线。虽然此次高田大使的试航在萨摩国萨麻郡附近海域遇难失败了，但未能动摇日本由南线海域航行中国的决心。终于在武后大足元年（701年）第七次遣唐使团入朝中国时，在执节使粟田真人，代理大使坂合部大分率领下，由日本北九州的筑紫起航，一举横渡东海。自此往后，日本遣唐使团就大都沿着南线航行到中国。因此，早在公元8世纪初叶，扬州已成为我国对日本交通的东南门户。[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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