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州港（今浙江宁波港），地处甬江下游，濒临东海杭州湾，气候温和，季风盛明，经济腹地辽阔，资源物产丰富，为古代东南沿海大港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的航行活动已相当活跃。从春秋战国至秦汉，该地区多为舟船与水师的活动基地。入唐以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分越州置明州。同年，置所辖慈溪、奉化、翁山（今舟山）三县，明州在晚唐崛起。广德二年（764年），台州象山县来属。大历六年（771年），州治移到三江口今地，又废翁山县。宁波城东门口、和义门码头外销的越窑青瓷上限是贞元间（785—805年），宁波城还出土有晚唐长沙窑器，长沙窑器多见于扬州、宁波。[75]随着经济发展的繁荣，佛教文化的发达，以及造船术与航海术的成熟，明州发展成为越州进行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城。大量精美的越绫与越瓷跨过重洋，远销日本、朝鲜，并经由广州、交州运往南洋与印度洋等亚非各国。特别是在唐代中日睦邻航海中，明州港的地位尤为显赫，《宝庆四明志》中就曾对明州港的航海地位评述道：“南通闽广，东接倭人，北距高丽，商舶往来，物货丰溢，出定海，有蛟门虎蹲天设之险，实一要会也。”[76]
为加强明州港的航海贸易，唐政府在此设有相应的管理机构。《鄞县通志》载“唐代海外贸易渐兴，有市舶使之设，置务于浙，鄞（鄞县，即明州治所所在地）亦隶属焉”；《宝庆四明志》亦载“汉扬州、交州之域，东南际海，海外杂国，时候风潮，贾舶交至，唐有市舶使总其征”。尽管对明州是否为唐代市舶使的建地之一尚有争议，但该港重要的航海地位不容置疑。五代十国时，因“江淮道梗，吴越江海通中人，于是沿海置博易务”。这里的“博易务”，显然类似于市舶管理机构；同样，这里的“沿海”，也显然包括明州港在内。
此外，浙江省宁波市文物考古工作者，配合城市基本建设，从1973年冬对宁波市遵义路古文化遗址进行了几次清理。清理面积近四百平方米，发现了一座唐宋时代的渔浦门城门遗址。在唐代城墙墙基下，距地表四米左右，出土了七百多件唐代瓷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漆器、木器、骨器、钱币和木船等。出土的瓷器，品种丰富，不仅有盘、碗、罐、壶、罂、盆、盂、洗、碟、盒、钵、杯、灯盏等生活用瓷，还有脉枕、瓷塑等医疗用具和陈设瓷。多数是附近的越州窑的产品，也有湖南长沙窑的产品[77]。这些出土文物显然都是当时从明州输往国外的产品，为唐代明州海外贸易的兴盛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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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带托茶碗
图3-5 褐彩付兽脉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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