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贸易航线

1.唐代与渤海国、高丽间的航线

唐代与东北及朝鲜半岛的航线，主要为贾耽所记载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即：登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今山东省长岛县庙岛群岛南部的长岛）、龟歆岛（今庙岛群岛中部的砣矶岛）、末岛（今庙岛群岛中部钦岛）、乌湖岛（今庙岛群岛北部，有南、北之分）三百里。北渡乌湖海（今渤海海峡北部的老铁山水道），至马石山（今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之老铁山）东之都里镇（今旅顺口区）二百里。东傍海壖（今大连至旅顺南路海边），过青泥浦（今大连市中心青泥洼桥一带）、桃花浦（今大连市金州区东北清水河口之红水浦）、杏花浦（今庄河市碧流河口的花园口）、石人汪（今石城岛北部海峡）、橐驼湾（今鹿岛以北的大洋河口）、乌骨江（今辽宁省丹东市附近鸭绿江入海口处）八百里。……自鸭绿江（今鸭绿江）口舟行百余里，乃小舫溯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汋口（今蒲石河口），得渤海之境。又溯流五百里，至九都县城（故址在今吉林省集安县城，东濒鸭绿江），故高丽王都。又东北溯流二百里，至神州（渤海西京鸭绿府所领之首州，今吉林省临江镇）。又陆行四百里，至显州（渤海中京显德府所领之州），天宝中王所都（其地似为今吉林省和龙县西古城子）。又正北如东（偏东）六百里，至渤海王城（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西北濒临牡丹江）^[3]。

图3-1　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

2.唐与朝鲜半岛之间的航线

唐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海上航路主要有以下几条：

其一，即是贾耽在“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中所述，先由登州渡渤海海峡，再由辽东南岸西行至乌骨江（今鸭绿江口），此后前往朝鲜半岛的航路是：“乃南傍海壖，过乌牧岛（今身弥岛）、贝江口（今大同江口，可循江溯流至平壤）、椒岛，得新罗西北之长口镇（今长渊县之长命镇）。又过秦王石桥（今瓮津半岛外岛群中一岛，据说形如桥道者）、麻田岛（今开城西南方海中的乔桐岛），古寺岛（今江华岛），得物岛（今大阜岛），千里至鸭绿江唐恩浦口（此句似误，应为鸭绿江千里至唐恩浦口，唐恩浦口为今仁川以南的马山里附近海口，以今图估测，似在牙山湾内）。乃东南陆行，七百里至新罗王城（今朝鲜半岛东南部之庆州）”。这条沿岸航路，航程较长，但较为安全，是最为常用的航路。当然，从唐恩浦口取海道绕航朝鲜半岛东南部的庆州，也未尝不可，不过更旷日持久而已，中日之间的北路北线（黄海北线）中的前半段海程即是如此。

其二，是从山东半岛的登莱沿海起航，直接东航（或东北航），横渡黄海，直达朝鲜半岛西海岸的江华湾或平壤西南的大同江口。唐几次对高丽的海上用兵，其舟师就走过这条快速航线。另据《元和志》称，在文登县“东北海中有秦始皇石桥，今海中时见有坚（竖之讹）石似柱之状”^[4]，此石桥即为贾耽“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中的“秦王石桥”。

其三，是从江浙沿海或长江口出发，先沿大陆海岸北上，行至山东半岛成山角附近，再或者东渡朝鲜半岛西海岸，或者继续北上，跨岛沿岸续航至朝鲜半岛。这条航路，实质上是前面两条航路在中国沿海的延伸。

其四，是从浙江沿海或长江口出发，向东北斜穿东海与黄海水域，直趋朝鲜半岛西南部沿海，或先趋朝鲜半岛南部水域的济州岛，再转航半岛本土。从唐代的航海水平来看，开通这条航路没有困难。

3.唐至日本的主要海上航线

唐朝与日本之间的航海交往与贸易极为频繁，在两国航海者的共同努力与开拓下，逐渐形成了以“两路四线”为主的海上航线，主要有：

其一，北路北线（黄海北线）：这条航线盛行于唐代初期，基本是沿袭前代的传统航线，是一条沿岸与逐岛性质的航线，其特点是航程较长，但航行较安全，对于航海能力较弱的海船，较为稳妥。故日本、新罗、百济等航海者多取此线。其走向是：由中国山东半岛北岸的登州出发，先经庙岛群岛东北行，横渡渤海海峡至辽东半岛南端，然后沿黄海北岸东航，过鸭绿江口，转向东南入西朝鲜湾；接着循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绕航过瓮津半岛、江华湾、群山湾、双子群岛，到达朝鲜半岛南端。继而或者穿越半岛与聃罗国（济州岛）之间的济州海峡，直航日本九州北部的筑紫大津浦；或者先沿半岛南岸东航至巨济岛与釜山一带，再以对马、壹岐为中介横渡朝鲜海峡，抵达筑紫大津浦，这里是当时日本大宰府的航海门户，又称为娜大津或博多大津（今博多）。最后，由此东航，经关门海峡入濑户内海，航达日本政治中心奈良附近难波的三津浦（今大阪市南区三津寺町，为日本遣唐使船的始发港和终至港）。

其二，北路南线（黄海南线）：这条航线即隋使裴世清赴日航路，日僧圆仁返国时亦走此线。其基本行程是：由中国登州登县赤山莫琊口（今山东省靖海卫附近）起航，正东渡黄海，直取朝鲜半岛西岸瓮津半岛西端的长山串、白翎岛一带；然后再沿岸南下，驶向日本。其后段航线走向与北路北线略同。按圆仁的航法是，穿越济州海峡，径趋值嘉岛；而裴世清的航法则是经对马、壹岐而往。

其三，南路南线（东海南线）：这条航线大约开辟于唐代中期，在此期间，朝鲜半岛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罗摆脱唐朝占领后，相继征服高丽与百济，在唐仪凤元年（676年）统一朝鲜半岛。此后，新罗与日本的关系紧张起来。8世纪中叶，日本国曾欲对新罗兴师问罪。在这种政治态势下，中日之间传统的北路黄海航路难以为继，只得另辟新线，我国史书上所记载“新罗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贡”^[5]，就是说的这种变化。同时，日本的势力范围在8世纪前后，也已扩张至其本土南方的若干岛屿上。据日本古文献记载，在文武天皇二年（698年），曾派文忌寸博士等8人探访南屿；次年七月，就有多漱（今种子岛）、夜久（今屋久岛）、奄美（今奄美大岛）、度感（今德之岛）等遣人至日本朝贡。大宝元年（701年）正月，便开始任命遣唐使桑田真人等取南路，由东海入唐。为提高海船走南路南线的安全性，日本朝廷还曾于天平七年（735年）遣人在“南岛树碑”导航；后在天平胜宝六年，因“其牌经年，今既朽坏”，又特“敕大宰府”，“宣依旧修树”，并强调要“每牌显著岛名，并泊船处、有水处及去就国行程，遥见岛名，令漂着之船知所归向”^[6]。

南路南线的基本走向是：由中国的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的沿海港浦出发，举帆东驶，横越东海，首达日本南方的奄美大岛附近，然后由此逐岛北航，约经吐火罗（今宝七岛）、夜久、多袱（祢）等，越大隅海峡而至九州西南萨摩（今鹿儿岛县西部海岸），再沿肥后（今熊本，长崎两县西海岸）、肥前（今佐贺县）抵筑紫大津浦；最后入关门海峡，由濑户内海抵达难波的三津浦。唐代高僧鉴真之东渡日本，就是走的该路线。

其四，南路北线（东海北线）：由于南路南线在日本南方岛屿绕一个大圈，航程依然较长；同时，由奄美大岛西行横渡东海对日本遣唐使船队而言，与由筑紫直接西行横渡东海，在所受风波之险上几无区别。所以，在第四期遣唐使时期，日方便基本上不走南路南线。尤其是到唐代后期，随着技艺精湛的中国航海者活跃于东海水域，建立中日之间快速对渡新航线的条件已完全具备。这条南路北线的基本走向是：从中国江浙沿海的楚州（今江苏省淮安县）、扬州、明州、温州等港口启程，向东偏北横渡东海，直抵日本肥前松浦郡的值嘉岛（今平户岛与五岛列岛）；然后驶向筑紫的大津浦（今博多）和难波。^[7]

图3-2　唐朝与日本主要航道示意图

4.唐代南海航路的繁荣(www.xing528.com)

唐代海上丝路繁荣，不仅是中国通往新罗、日本的海上航路增多，而且表现在南向航路已越过南亚半岛，直航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并且首次到达红海和东非海域。在南海航路上，许多国家使臣“或时候风潮朝贡，蛮胡贾人舶交海中”^[8]。这些来华的使臣和海外商人，不仅来自林邑（今越南中部）、真腊（今柬埔寨）、骠国（今缅甸）、盘盘、单单、罗越（皆在马来半岛）、室利佛逝（在苏门答腊）、诃陵（今爪哇）、天竺（今印巴次大陆各国）、师子国（斯里兰卡）等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唐代往印度求法的僧人慧超根据自己的见闻曾记载说，波斯（今伊朗）商人“亦泛海汉地，直放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许多阿拉伯商人也因听说中国物产丰富，不远万里，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产生于阿拉伯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的文艺作品《天方夜谭》，也有不少故事讲当时到中国贸易的情况。贾耽的“入四夷之道”中就有安南经驩州南达印度的水上航路以及“广州通海夷道”。

唐代安南通往印度除两条陆上道路外，还有另一条海上通道：“一路自驩州（今越南莱市）东二日行，至唐林州安远县（今越南河静一带），南行经古罗江（今越南奇英县南），二日行至环王国（也作林邑、摩诃瞻波、临邑、占婆）之檀洞江（今越南中南部的灵江）。又四日至朱崖（今地不详，或在越南顺化一带），又经单补镇（指占婆港口，今越南会安一带），二日至环王国城（林邑国早期都城，今越南维州县南之茶荞），故汉日南郡地也。自驩州西南三日行，度雾温岭（今越南、老挝交界的长山山脉），又二日行至棠州日落县（今老挞甘结一带），又经罗伦江（今南通河下游）及古朗洞之石蜜山（今老挞甘结与班梳间），三日行至棠州文阳县（今老挞班梳一带），又经漦漦涧（今湄公河），四日行至文单国之算台县（今老挝万象东，一说泰国廊开府之纳提一带），又三日行至文单外城（或今泰国廊开附近），又一日行至内城（即老挝万象），一日陆真腊，其南水真腊。又南至小海（今泰国湾），其南罗越国（今马来半岛南部一带），又南至大海。”^[9]由此西向即进入印度洋海域。从驩州陆海路到达泰国湾沿岸的水真腊，由此海上南下而西至印度洋之印度。这是唐代从最南境的安南驩州到达东南亚、南亚的陆海道路。

实际上，从唐初开始，赴印度的中国僧人走海路已经多于陆路。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西域求法六十名僧人，而取海道者超过一半。而中印海上交通道路仅是“广州通海夷道”的东段，贾耽在入四夷之道第七道详细叙述了这条通往东南亚、南亚、东非的海上路线。现将贾耽所载及注释分三段考证如下^[10]：

第一段航路：“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今香港北屯门岛），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今海南岛东北之七洲列岛）。又南二日至象石（今海南岛东南岸之独珠山，一言海南岛东南之大洲岛）。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今越南占婆岛），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今越南东南归仁一带），又一日行，至门毒国（今越南归仁）。又一日行，至古笪国（今越南芽庄）。又半日行，至奔陀浪州（今越南藩朗）。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今越南之昆仑岛）。又五日行，至海峡（今马六甲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今马来半岛南端），南岸则佛逝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南部）。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这一段航路是由中国最大港口广州出发，经过海南岛东面，循中南半岛东南海岸南行，越过泰国湾，顺马来半岛东岸南下，至苏门答腊东南部，再驶向爪哇岛。

第二段航路：从诃陵国“又西出硖，三日至葛葛僧祗国（今苏门答腊东北岸处之伯劳威斯群岛），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禅之。其北岸则箇罗国（又作哥罗，今马来半岛西岸之吉打）。箇罗西则哥谷罗国（又作伽古罗，今马来半岛克拉地峡西南海岸）。又从葛葛僧祗国四、五日行，至胜邓州（今苏门答腊北部东海岸棉兰之北日里附近）。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即婆露师洲，今苏门答腊岛西北岸处之布腊斯岛）。又六日行，至婆国伽兰洲（今尼科巴群岛，但日程不合，一说为斯里兰卡岛）。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其北岸距南天竺国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今印度西南部拉巴海岸之奎隆），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今印度）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提䫻国（今印度河以西，巴基斯坦卡拉奇以东），其国有弥兰大河（今印度河），一曰新头河，自北渤昆国（指大勃律，今克什米尔西北之巴尔提斯坦一带）来，西流至提䫻国北，入于海（阿拉伯海）。又自提䫻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刺国（即俄波拉，今奥波拉，一说今伊朗西北之阿巴丹霍拉姆沙赫尔），乃大食国之佛利刺河（今幼发拉底河），南入于海（今波斯湾）。小舟溯流，二日至末罗国（今伊拉克巴士拉），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哈里发）所都缚达城（今伊拉克巴格达）。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刺国，皆缘海（今阿拉伯海和波斯湾）东岸行”。这段航路应是由马六甲海峡附近西北穿过海峡，取尼科巴群岛和斯里兰卡岛，穿越孟加拉湾而至南亚半岛南端，继而沿南亚半岛西岸东北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达波斯湾，由此上溯底格里斯河至巴格达。

第三段航路：“其（阿拉伯海）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一说东非索马里之泽拉，一说为东非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另一说为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或附近大陆海岸。按航行日程来考，应以后两种较可信）。自三兰国，正北行二十日，经小国十余，至设国（今民主也门之席赫尔）。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今阿曼哈德角），当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今阿曼苏哈尔）。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歌磨难国（今波斯湾内巴林岛之麦纳麦），又一日行，至乌刺国与东岸路合”。这段航路是由波斯湾头巴士拉、奥波拉复东行，又出霍尔木兹海峡，再沿阿拉伯半岛南岸西航，航至红海口，越过曼德海峡而南下至东非海岸。

贾耽所记载的唐代南海航路，同《汉书》的记载比较起来，不仅航线更长，航路上所经过的地点和所需日程也记载得更为详细。他所记载的这条从广州到阿拉伯半岛的巴士拉、阿曼、南也门的航路，应是当时中国海船所经常航行的路线。阿拉伯作家也记载说，在公元8、9世纪之间，巴格达城中有专门销售丝绸、瓷器等中国商品的“中国市场”，中国商船曾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驶向埃及。^[11]在中国通往东南亚和阿拉伯半岛的南海航路上，许多地方都有当时中外交通的遗物出土。伊朗和阿拉伯地区不少地方发现唐代的瓷器。菲律宾的许多地方，曾出土大量唐代古钱及陶瓷器，还发现过唐代的中国古墓^[12]。这些历史遗迹的出现，都是当时南海航路中外交通兴盛的历史见证。

图3-3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广州通海夷道”还可与阿拉伯人记载中国与西亚、东非的海道相互印证。《中国印度见闻录》是迄今最早的阿拉伯人记录中国的行纪，书中对阿拉伯与中国的海上航程做了叙述。由于波斯湾头有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冲积的浅滩，加之中国船舶体型大，大部分中国船在尸罗夫（今伊朗西南岸塔黑里）装货，然后驶至苏哈尔、马斯喀特装上淡水，举帆东航。经法尔斯海（今波斯湾）而进入拉尔海（今阿拉伯海），经故临（今印度西南端奎隆）而达海尔康德海（今孟加拉湾），由锡兰岛（今斯里兰卡）而至安达曼岛，又抵朗迦婆鲁斯岛（今尼科巴群岛），经南巫里（今苏门答腊岛北部）向东航至箇罗（今马来半岛吉打），又顺海峡航行至潮满岛（今马来半岛东南岸外岛），又经奔陀浪山（今越南东南部之藩朗）而达占婆，由占不牢（今越南占婆岛）而过“中国之门”（今海南岛），越涨海（南海）达广府（今广州）^[13]。阿拉伯历史学家阿布·赛义德·哈赛在增补《中国印度见闻录》而撰成的《历史的锁链》一书中，还将中国唐舶西行的航线延伸至阿拉伯半岛与非洲间的红海，由红海内的吉达港而北上达埃及。^[14]

阿拉伯人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约820—912年）所作《道里邦国志》不但记述了陆上大食与中国交通，而且还述及两国海上交通，“从巴士拉出发，沿波斯海岸航行至东方的道路”如下：由巴士拉经哈莱克岛（今哈尔克岛）、拉旺岛、艾布隆岛、钦斯岛、伊本·卡旺岛（以上皆为波斯湾内岛）而达乌尔木兹（即霍尔木兹，今伊朗阿巴斯港一带）。由此经沙拉、代义布勒（地皆不详）而达米赫朗（也作信德河，今印度河）入海口，由此经乌特金、库利、信丹（即三丹）、穆拉（即贾耽所称没来国，今印度西南岸奎隆）而达布林（地未详），“海路从布林一分为二”，一路沿印度东海岸行进，一路由布林达塞兰迪布（即斯里兰卡），由此东向经艾兰凯巴鲁斯（今尼科巴群岛）而抵凯莱赫岛（即贾耽所言箇罗，今马来半岛千打附近），又经巴陆斯岛（今加里曼丹岛），又经玛仪特（即麻逸国，今菲律宾民都洛岛）、梯优麦赫（地未详）、垓玛尔（地未详）、栓府（今占婆），“从栓府至中国第一港口鲁金（即龙编，今越南河内一带）”，“从鲁金至汉府（广州），海路为四日程，陆路为二十日程”。中国沿海还有汉久（非杭州，与航程不合，为福建沿岸一地）、刚突（江都郡，扬州）等港口。中国海疆需二日行程。“由此东方海洋，可以从中国输入丝绸、宝剑、花缎、麝香、沉香、马鞍、貂皮、陶瓷、绥勒宾节（围巾、斗篷、披风之类）、肉桂、高良姜”等^[15]。此书有关中外海上交通的记载与贾耽所载基本相同。

稍后的阿拉伯历史、地理学家马苏第曾游历过东非桑给巴尔、北非埃及、西亚巴勒斯坦、南亚斯里兰卡、印度、东南亚占婆、东来中国等。其所著《黄金草原》（也作《黄金牧地与宝石矿藏》《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提到从阿拉伯到中国航行要经过七海：（1）波斯海，即今波斯湾；（2）拉尔海，即今阿拉伯海；（3）哈尔干海（哈尔康德海），即今孟加拉海；（4）凯拉赫巴尔海（箇罗海、吉打海），即今安达曼海；（5）坎杜兰吉海（暹罗湾），即今泰国湾；（6）占婆海，即今南海西部；（7）涨海（中国海），即今南海东部。其他阿拉伯人地理书中也都提到从阿拉伯至中国需历七海，只不过名称不一样而已。值得一提的是，《黄金草原》还提到原来中国船舶多直航阿曼、尸罗夫（锡拉夫）、法尔斯、巴林、乌布拉（乌刺）、巴士拉等港，而阿拉伯海舶亦直航中国。而黄巢起义后，箇罗（吉打，今马来半岛西岸吉打，为室利佛逝所辖）遂成为尸罗夫、阿曼等地伊斯兰教商人船舶和中国商舶集汇地，双方在此中间港埠交易货物^[16]。这些阿拉伯人有关中外海上交通的记载仍然可以证明，唐代中外海上丝路繁荣兴旺。

“广州通海夷道”的开通意义巨大，它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长达1.4万千米、涉及近30个国家和地区（一说90多个国家和地区），航行时间为89天左右，横跨南海、西太平洋、红海和北印度洋，将我国与东南亚、波斯湾和东非连接起来。当时中外海商通过南海航路，把中国的丝绸、陶瓷器、铁器和漆器等工艺品运销到东南亚、南亚及阿拉伯各地。运到中国的货物则有象牙、香料、铜锭、海龟壳（即玳瑁）、犀牛、珠宝及各种奇珍异物。作为南海航路吞吐港的广州，“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17]。

表3-1　“广州通海夷道”航行国家和时间^[18]

广州因“有蛮舶之利”，而“珍货辐凑”^[19]，“环宝山积”^[20]。据日本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在唐代中期，广州珠江的“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计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船深六、七丈”。曾经到过中国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也说，广州既是中外商船停集的大港口，也是中国商货和阿拉伯商荟萃的地方。^[21]唐朝官府为了改变海外商人聚居广州，“土人与蛮獠杂居”的情况，在广州设立“蕃坊”，专供海外商人居住，“俾华、蛮（指居住在广州的外国商人）异处”^[22]。当时广州中外贸易的繁荣可想而知。

为了证实古代阿拉伯世界与中国的海上交通，纪念8世纪中叶阿曼航海家艾什·阿比达乘船前往广州的事迹，阿曼特意按照古代阿拉伯远洋商船的结构和式样建造一艘仿古船，全船不用一根铁钉，也不装备现代动力设备和科学仪器。1980年11月，这艘长22米，高3米，以“苏哈尔港”命名的仿古木船从马斯喀特港出发，仅凭风帆、罗盘、观察日月星辰来定方位航程，历时216天，航行9500千米，于次年7月抵达珠江口。“苏哈尔”号后来被运回马斯喀特，安置在布斯坦宫酒店门前的人工环岛上，作为阿曼航海史上的“纪念碑”和中阿友谊的象征，供人们参观^[23]。

此外，福建泉州，唐代因“南海蕃舶”常到而“岛夷斯杂”^[24]。福州港也在与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诸国的传统航线之外，开辟了与新罗、日本、三佛齐、印度、大食等的新航线。^[25]

长江口的扬州，也有许多“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26]。南海航线就通过泉州、扬州、福州等港口，同联系中朝、中日之间海上交通的东海及黄海航线联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