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天文航海术，基本上仍处于天文定向导航阶段，这种天文导航术，只能使海船进行沿岸航行，或惯常的较短距离的横渡海区航行，如横渡东海、暹罗湾口或孟加拉湾口。如唐代诗人沈佺期在神龙二年（706年）被流放到驩州（今越南河静一带），写下《初达驩州》和《度安海人龙编》诗篇，后诗中有“我来交趾郡，南与贯胸连。四气分寒少，三光置日偏……北斗崇山挂，南风涨海牵。别离频破月，容鬓骤催年”[105]的诗句。这首诗毋庸置疑是写的渡海到龙编（今越南河内）途中，在南海航行中利用北斗星导航的情况。这时的“涨海”仍是对南海的称呼。诗中的“北斗崇山挂，南风涨海牵”证明当时航海人已通过观测北斗星的高度来进行定位导航。另外，唐代诗人王维也说过“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106]。这种天文定位导航，尚不能确保海船在大洋腹地做连续几十天的远跨度航行，但仍是船员在南海航行的主要方法，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中精确度都有很大提高。
早在三国时期吴国人严峻写的《潮水论》中就已有对潮汐的记载，但该文已失传，仅在《三国志·严峻传》里保存了篇名。东晋葛洪在《抱朴子》中说：“海涛嘘吸，随月消长。潮者，据潮来也，汐者，言夕至也。月之精生水，故月盛则潮大。”他们已经认识到，涨退潮都与月亮的运动有关，而且潮汐的盛衰也和月亮朔望有关。
唐代对海洋潮汐的认识水平又有了提高，主要代表是窦叔蒙在8世纪中叶所作《海涛志》。该书记载了海洋潮汐的成因、潮汐运动的规律和潮汐的循环次数，研究了潮汐运动与月亮运动的同步性变化规律，并用图表方法将一个朔望月里的潮汐与月亮的对应变化做了生动描述，指出了潮汐周月不等现象，为我国海洋潮汐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海涛志》里，他把发生在白昼的海水涨落称为“潮”；把发生在夜间的海水涨落称为“汐”，故名“潮汐”。他在记载潮汐与月亮之间的运行关系时说“月与海相推，海与月相期，苟非其时，不可强而致也。时至自来，不可抑而已也。虽谬小准，不违大信。故与之往复，与之盈虚，与之消息矣”。他还指出潮汐相应着月球运动而“轮回辐次，周而复始”的三种变化周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即一天之内，有两次潮汐循环；“一朔一望，载盈载虚”，即一月之内，有两次大潮出现于朔望时期、两次小潮出现于上下弦时期；“一春一秋，再涨再缩”，即一年之内，也有大、小两个潮期，由此阐明正规半日潮的一般规律。(www.xing528.com)
他还论证了潮汐是“潮汐作涛，必符于月”“晦明牵于日、潮汐牵于月”“月与海相推，海与月相期”，并说：“涛之潮汐，并月而生，日异月同，盖有常数矣。盈于朔望，消于朏魄，虚于上下弦，息于眺朒。”他还对潮汐运动的周期进行了精确计算：“二十九日差半而月一周天，二十九日差半而潮一复位。”月球在天球恒星背景上运行360°，每天运行的度数应当用视周期去除360°，就得到当天比前一天西移12.190749°。所以每天要延后48.763分钟，即48分46秒，这就是潮汐每天比前一天要延迟的时间。这一数字与现代计算的正规半日潮每日推迟50分的理论都十分相近。[107]
总之，隋唐时期，基本上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国家的统一，封建制度的完善，经济的发展，科技文化的进步，对外交往的扩展等，都对中国古代航海事业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扩展产生了重大推动作用，为该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及宋元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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