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对季风的规律性认识比前代有所提高，开始将一年中定期而至，并与节候及航行活动相关的季风称为“信风”。如唐人李肇指出“江淮船溯流而上，待东北风，谓之信风。七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鸟信，五月有麦信”[101]。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探索，当时中国的航海者对北起日本海、南至南海的季风变化规律已有正确的认识，并成功地应用到航海活动中。李约瑟曾指出“在东南各州郡无处没有水陆交通。因此商品几乎都用商船运输。转运使每年把200万石（约合141000吨）货物，经通济渠到黄河运往关中……在长江和钱塘江上，他们趁两次潮水开船，而江西则是航运事业最繁荣的地方。帆篷都用苇（“蒲”）编织而成，其中最大者超过80‘幅’。等到刮东北风时，船从白沙逆流而上，这种风叫‘信风’。七月和八月有‘内陆信风’；三月靠鸟信风，而五月则求麦梢风。‘抛车云’是风暴的预兆。船工们杀牲祭祀婆官，并请和尚念经为他们祈求平安。船工们有一种说法‘水不载万’，意思是说最大的船的载重量也不能超过8000—9000石”[102]。
这种对信风的认识已运用到各海域航行中，如在日本海水域，唐代渤海国航海者在惨淡经营后，从8世纪末起，即已能正确地利用北向与西北向秋冬季风，以及南向与东南向的夏季季风，安全便捷地斜穿日本海而航行于渤海国与日本之间。在黄海与东海水域，中国航海者已充分掌握了季风的变化规律，自如快速地往返于中日两岸。唐舶离华驶向日本都在四月到七月初旬的夏季，此时中国沿海盛行西南季风；而从日本返航多在八月底与九月初的秋末冬初，此时靠日本九州海区多吹西北风，靠中国沿海则多吹东北风。
至于对印度半岛西面北印度洋的季风运用，从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中可清晰地看出，该航程的记载已相当稳定，虽其中尚未明确表明时节之变化，但是从印度半岛南端外侧的师子国续航，循沿岸航线抵达波斯湾的乌刺国的总航期仅为三十七天，由此不难判断，这阶段的航行必在冬末春初时节进行，因为这期间，阿拉伯海域盛行风力平和的东北季风，且海流呈逆时针态势，对海船航行相当有利。否则，如若换至盛夏时令航行，则阿拉伯海域西南季风非常强劲，风力可大至七到八级，加上顺时针海流的阻击，海船欲取南北向航行非但不能顺利驶入波斯湾，而且极有可能为狂风逆浪所倾覆而罹难。[103](www.xing528.com)
广州每年3至8月盛吹南向夏季风，9月至翌年2月盛吹北向冬季风。这种有规律性的周期，比较稳定，故称“舶风”。船工掌握了这种季风规律，就可避免在夏末秋初的台风季节出航。从广州港开往南洋、印度洋各国贸易的帆船，都要季风气候按时出港，而来自南洋、波斯湾、阿拉伯等国的帆船，也要在夏季等西南季风吹来时方能驶来广州，再由广州转到东南沿海一带；次年秋季，又借东北季风返航。一旦错过了这样的季风就要等很长时间，甚至返回。
在夏末秋初的台风盛行期间，唐舶基本上泊锚停航，这也反映了中国航海者对于像台风之类的灾害性气象已开始有所防范。南朝宋人沈怀远在他的《南越志》中对台风进行了记载，他说：“熙安间，多飓风。飓风者，具四方之风也。一曰惧风，言怖惧也，常以六、七月发，未至时，三日鸡犬为之不鸣，大者或至七日，小者一二日。”[104]熙安地近南海，应是对南海风的真实写照。《唐国史补》载：“海南人言‘海风四面而至，名曰飓风。飓风将至则多虹霓’。然三五十年始一见。”到唐代刘恂时就描写的更具体：“南海秋夏，间或云物惨然，则其晕如虹，长六七尺。比候则飓风必发，故呼为飓母。”南海中的西沙和南沙群岛海域是台风多发区，能适时掌握飓风的规律，是社会科技发展的一大进步，也为远洋航行趋利避难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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