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两朝是中国经历了长期分裂之后，又重新出现的空前大一统局面，是在长江与黄河两大经济区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比前代更为广阔和深厚的经济发展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空前繁荣。隋唐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政策上，采取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实行轻徭薄役、奖励垦荒，并制定了一套检校户口制度。隋文帝时，通过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等措施，查出隐匿于豪门贵族之家或流离无着的壮丁60多万。唐政府更是规定每年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所控制的户口，由贞观时的300万户，增至天宝时的900万户。国家统一，政局安定，政治与经济改革得当，使唐前期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
唐代历经“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开元之治”，社会经济取得了高度发展，并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空前强大的国力，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之一。史载贞观年间“天下大稔”，“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58]。到开元（713—741年）、天宝（742—755年）年间，进入全盛期，其时“海内富实”，“人无苦，四夷来同，海内晏然”[59]；“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赍粮”[60]，出现了“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61]的兴旺局面。
在农业生产发达的基础上，手工业也进入重要发展阶段，如唐代的官营手工业，规模宏大，技艺先进，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一套包括服役受训在内的完整制度。同时，民间私营手工业地位也得到显著提高。当时丝织业、染色业、矿治业、陶瓷业、磨面业、造纸业、印刷业、制茶业、制糖业及造船业等，都有较大发展，其中丝绸与陶瓷的生产技艺尤为高超，堪称“巧夺天工”。
作为主要出口物资的丝绸，生产规模及其产品质量也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天上取样人间织”“异彩奇文相隐映”的轻纱薄绸，驰名中外，供不应求。唐朝政府设“织染署”，专门组织各种纺织品的生产。绢、絁、纱、绫、罗、锦、绮等丝织品，都有专门的作坊进行生产。民间家庭手工业中的纺织业更是普遍发展，有些作坊的绫机达几百张。北方的河北、河南及南方的剑南、江南、淮南、山南等地都盛产各种丝绸。许多地区的丝织品，工艺都非常精细。如“亳州出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62]。四川的蜀锦和扬州的锦袍都达到很高的工艺水平，丝绸上有各种精美的图案和花纹。江南地区的丝织业在该时期的发展更为显著。越州在唐开元年间上交朝廷的贡品只有交梭、白纱，到唐后期，“凡贡之外，别进异文吴绫及花鼓歇、单丝吴纱、吴朱纱等纤丽之物，凡数十品”[63]，这是江南地区丝织业迅速发展的实证。丝织品的染色工艺也发展到一个新水平，染成后色彩有层次，美观大方。(www.xing528.com)
另一重要出口物资——瓷器，这时期的制造技术也有很大进步。质地典雅、色泽鲜艳、形态玲珑的唐三彩以及齐类精陶名瓷，也是饮誉遐迩、光彩照人。唐三彩在盛唐时期达到技术上的顶峰。瓷器有白瓷、青瓷等品种。白瓷胎质薄，釉质细密洁白，胜似霜雪。青瓷似玉如冰，造型雅致，制作精巧，釉为翠色，晶莹光亮可以照人。隋唐时期有如此精美的物产可以大量出口，必然会吸引更多的海外国家和商人来华贸易，使海上丝绸之路更加兴盛。[64]手工业收入成为唐政府重要财政来源之一。据记载，天宝年间，仅庸调一项每岁共收入绢布约二千一百万匹。丝绸与陶瓷，已成为中外航海贸易的重要输出货物，远销亚非几十国家与地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产，为盛唐时期航海活动的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重要的时代动因。
唐中期安史之乱以后，虽然时局渐衰，黄河流域战祸迭起，但朝廷主要依靠长江流域与江南财富仍能支撑。这时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农业生产技术改进，水利事业发展，粮食产量提高，农业经济区域进一步扩展；手工业部门分工精细，制作能力增强，区域布局更为合理；城乡商业繁荣，城市出现夜市，突破旧的商业体制和里坊结构，农村出现草市、墟市等，这都促进了唐代经济的繁荣。唐晚期的藩镇割据和后来的五代十国，虽不免给整个中国，特别是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不良影响，但在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局势仍相对稳定，如在吴越、南汉、后唐等处，都能保持二三十年或四五十年内没有战事；同时，由于北方兵祸频仍，不少有技艺的人民南迁江南；加上唐末农民起义军横扫南方的地主豪强，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这一切都使五代十国时南方的经济在唐代南方经济较高水平的基础上继续上升，从而使该时期东南沿海的国内外航海贸易活动，仍然能有所维持或发展。[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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