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十国对外贸易政策：海上丝绸之路史

五代十国时期，当时的中国虽然处于分裂状态，但作为海外贸易基地的东南地区，社会经济仍在继续发展，分属南汉、闽、吴越三国（地区）的广州以及泉州、福州、明州、杭州等五城成为该时期代表性港口城市。几乎五城所在地的所有统治者，都毫无例外地高度重视海外贸易，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为立国之根本、谋国运之良策。

南汉建立以后，在后梁时即与中原王朝断绝了关系。这种政策取向和继续向中原王朝贡使不绝，承认正朔所在，接受中原王朝封赠的闽和吴越有所不同。但不约而同，三国均高度重视海外贸易。南汉建立之初，就开始把海外贸易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甚至向外来商人夸耀自家珠玉之富，“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宝，以为玉堂珠殿……岭北商贾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宫殿，示以珠玉之富”^[45]，高度重视商人的作用。甚至在举行重大宗教活动时，还广开大门，准许“四海蕃商，俱入内廷，各得瞻礼”^[46]。刘陟继位之后，“广聚南海珠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穷奢极侈，娱僭一方，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47]。黄损在刘䶮造南薰殿时谏诤，先为夸耀之语，其中说“犀、象、珠、玉、翠、玳、果、布之富，甲于天下”^[48]，虽然有故意夸大其词的嫌疑，但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南汉商业之发达。

闽国因为腹地狭小，自然资源不足，所以更为重视海外贸易。但王审知治闽早期，曾任用不重视商业发展反而强行勒索富人的陈岘，其人“初事太祖为孔目吏，时开府多事，经费不给”，故献计，请以富人补利市官，恣所征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但“（陈岘）由是得宠，迁支计官”^[49]。这种政策受到地方富人的强烈反对，很快进行了人事调整。接任陈岘主管财政的张睦，其为人“抢攘之际，雍容下士”，所以在领榷货务时，能“招来蛮裔商贾”，并且做到了“敛不加暴，而国用日以富饶”^[50]。

招揽商旅，就必然要保障商路安全。王审知时期，官方注重航路交通安全维护，“太祖入闽，署（刘）山甫威武军节度判官。时海口黄崎岸，横石陡峭，常为舟楫之患。太祖思去之，惮于力役。乾宁中（894—898年）夜梦金甲神，自称吴安王，许助开凿。因命（刘）山甫前往致祭……（刘）山甫乃憩僧院，风雷暴兴，见有黄鳞赤鬣，非鱼非龙者。凡三昼夜，风雷始息，已别开一港，其便行旅，即所赐号‘甘棠港’者是也”。^[51]王审知首开甘棠港，留心于航路，重视商旅当为事实，可见其对海外商路的重视。而且在王延嗣的劝说下，积极招商，特别是重视招来蕃商。范祖禹评价王审知在位期间“招来蕃舶，绥怀海上诸蛮，贸易交通，闽俗康阜”，这些成果的取得有王延嗣的推动之功。

王审知德政碑总结云：“自唐末以来，凡列土疆，悉重征税，商旅以之而壅滞，工贾以之而殚贫。”为了克服这个弊病，推动经济发展，王审知“尽去繁苛，纵其贸易；关讥廛市，匪绝往来；衡麓舟鲛，皆除守御。故得（货物）填郊溢郭，（车马）击毂摩肩。竟敦廉让之风，骤覩乐康之俗”。在发展陆上贸易的同时，王审知根据“闽越之境，江海通津；帆樯荡漾以随波，篙楫崩腾而激水”的水上交通特点，凿山开石，筑甘棠港，招来海舶，发展水上和境外的贸易。从此“关讥不税，水陆无滞，遐迩怀来，商旅相继。黄崎之劳（甘棠港），保千万艘”^[52]。在这种政策鼓励之下，福建对外贸易给当地带来了极大财富。(www.xing528.com)

闽为南唐所灭，福州被南唐占领，泉州则被留从效割据，而面对“异时津梁有征，关市有税，屯田极租，盐榷擅利，苛虐之政，刻剥是务”局面之时，留从效应对办法是“独一切蠲除”。同时，“泉州城市旧狭窄，至是扩为仁凤、通淮等数门。教民间开通衢，构云屋”。在重视商业发展，特别是海外贸易方面，《清源留氏族谱》载：“储积岁丰，听卖买，平市价。陶器、铜铁泛于番国，取金贝而还，民甚称便。”^[53]留氏统治泉州期间，还设有“专客务”之职务，以及“榷利院”发展商贸，甚至还专门到中原设置商业立足点，泉州的对外贸易也得到发展。

吴越面向东海，更多关注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东北地区，也非常重视海外贸易。景福二年（893年），罗隐曾以钱镠的口吻评论，杭州是“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宝货”^[54]的大城，其中对于商业贸易的重视不言而喻。吴越在中原广设谋利机构，“滨海郡邑，皆有两浙回易务，厚取民利”，还利用官府势力，强行追讨债务，“自置刑禁，追摄王民，前后长吏利其厚赂，不能禁止”，还得依赖于政治强人的警告，“告所部，不得与吴越征负，擅行追摄，浙人惕息，莫敢干命”^[55]。经过多年建设，杭州、明州地区均取得了较大发展。至于该地富庶之因多为商业，“明之为州，实越之东部，观舆地图，则僻在一隅。虽非都会，乃海道辐凑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东出定海，有蛟门、虎蹲天设之险，亦东南之要会也”^[56]。因为地当海道交通的综合枢纽地位，常有商舶往来，才导致物货丰衍，商业发达。

分裂是五代十国的政治主基调，但恰恰是在分裂时代，不同割据政权才有着不同的政策取向。大一统国家鼓励的是农业发展，这样才能牢固地把人束缚在土地上。而濒海而生的小国，农业难以维持，政府才主动推动商业发展，鼓励对外贸易，并形成了区域之间竞争关系。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就不得不面向海洋，争取更多的海外贸易资源。福州、泉州和广州成为割据政权重要的贸易城市，特别是福建变成独立王国，对于福建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海洋贸易成为它必要的事业。在这种求利精神刺激之下，三国五城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也启动了两宋海外贸易路向，为宋代海外贸易繁荣兴盛之路奠定了重要基础。^[57]

总之，隋唐两代王朝国力的强盛及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所带来的中国在国外政治影响的扩大，对该时期海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至今在一些海外国家，中国人仍被称为“唐人”，就是唐代中国在世界上有很高声望的证明。中国周围的许多国家都同隋、唐王朝建立了政治上的友好往来关系。隋代的洛阳和唐代的长安，都是世界性大都会，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国不仅同唐朝有使臣往来，还向唐朝派遣留学生，甚至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东南亚的林邑（今越南中南部）、真腊（今柬埔寨）、骠国（今缅甸）及马来半岛的赤土、盘盘、单单、罗越，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诃陵（今爪哇），南亚和西南亚的尼婆罗（今尼泊尔）、师子国、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也都同中国有友好往来。而这些国家和中国的往来，多依靠海上航行。这就不能不刺激当时中外海上交通的发展。显然，中国对外政治影响的扩大，是促使该时期海外交通和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五代十国时期，当时的中国虽然处于分裂状态，但作为海外贸易基地的东南地区，社会经济仍在继续发展，这又促进了东南地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