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封建制度的完善与对外政策

唐朝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唐前期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吸取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励精图治，在隋文帝改革政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封建制度。贞观年间（627—649年），唐朝与近二十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开元、天宝年间（713—755年），与唐朝有官方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多达七十余个^[8]。唐人杜佑在比较汉唐间中外贸易发展态势后指出：“海南诸国，汉时通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后汉桓帝时，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使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甚少。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自梁武、隋炀，诸国使至逾于前代。大唐贞观以后，声教远被，自古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9]《新唐书》亦载：“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10] 唐朝这种对外贸易繁盛的景象与国家制度的完善、统治者的开放心态、积极的外贸政策等密切关联。

（一）完善的外交、外贸管理体系

唐朝在中央设三省：中书省掌管军国政令；门下省管政令的审议；尚书省掌管行政，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三省职能互相补充和牵制，长官授权集于皇帝，使中央集权统治得以强化。三省六部作为唐朝的中枢机构，“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受而行之”；“总群官而听曰省，分务而专治曰寺”^[11]。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皆参与外交决策，下设有涉外机构。中书省中书侍郎，“凡邦国之庶务，朝廷之大政，皆参议焉。……凡四夷来朝，临轩则受其表疏，升于西阶而奏之；若献贽币则受之，以授于所司”^[12]。通事舍人，隋朝为通事谒者，唐废谒者台，改谒者为通事舍人，隶四方馆，属中书省，“掌朝见引纳及辞谢者于殿庭通奏”^[13]。尚书省户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贡赋及远夷贡献。金部郎中、员外郎，“掌库藏出纳之节，金宝财货之用，……凡有互市，皆为节制”。礼部郎中、员外郎，“掌贰尚书、侍郎，举其仪制而辨其名数”；“凡蕃国主朝见，皆设宫县之乐及黄麾仗；若蕃国使，则减黄麾之牛”。膳部郎中“兼掌蕃客食料”；主客郎中员外郎“掌二王后及诸蕃朝聘之事”^[14]。此外，兵部职方司、太常寺、光禄寺、少府监、内府局等机构，也都兼有涉外职能。

唐太宗还在隋律基础上，制定了“宽简刑政”“审慎法令”的唐律，其中还有涉及土地制度、户口、手工业、商业和中外交通的规定，它不仅对唐朝的经济繁荣、科技发展、航海活动产生了重大推动作用，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典也具有深远历史影响。唐太宗还沿袭隋朝始创的科举选任制度，广泛网罗和使用各种人才，充实封建统治集团。同时，他还善于纳谏，听取不同意见，鼓励大臣冒颜直谏，以便兼听则明、择善而从，这对于加强朝廷内部团结，提高上层集团的政治威望，大有裨益。在各项政策制度的实行和推动下，很快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清明的政治环境为对外贸易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唐朝外交专职机构为鸿胪寺和尚书省主客司。唐初鸿胪寺建制沿用隋制，龙朔二年（662年）改称同文寺；咸亨元年（670年）复称鸿胪寺；光宅元年（684年），又改为司宾寺；神龙元年（705年），复称鸿胪寺。鸿胪寺置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从四品上；丞二人，从六品上；主簿一人，从七品上；录事二人，从九品上。鸿胪寺下属典客、司仪二署。典客署置令一人，从七品下；丞二人，从八品下；掌客十五人，正九品上。司仪署置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另外，尚有流外属吏职员多人^[15]。此外，鸿胪寺还有下属礼宾院、崇玄署、左右威远营等机构，这些机构均有外交职能。

尚书省主客司隶属于礼部，为主掌外交政令专职机构。设主客郎中一人，从五品上；隋开皇为主客郎，大业五年（609年）为司藩郎；唐初改为主客郎中，龙朔二年（662年）改为司藩大夫，咸亨元年（670年）复故。置员外郎一人，从六品上；主事二人，从九品上。主客司职掌二王后及诸蕃朝聘之事，“凡四蕃之国，经朝贡已后，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在者，有七十余蕃。其朝贡之仪，享燕之数，高下之等，往来之命，皆载于鸿胪之职也”^[16]。无论鸿胪寺还是主客司，都分工详细，上自礼仪大事，下至食宿安排，均有专职官员负责，共同维护外交事业的有序运转。

在地方上，唐朝外交、外贸管理职能主要由节镇（道）、边州和互市监基层组织实施。唐前期地方行政建制实行州县二级制，在边境冲要之地设置总管府（都督府）。贞观元年（627年），分全国为十道，即十个行政监察区；十道州、府均兼有涉外任务，据记载，关内道“远夷则控北蕃、突厥之朝贡”；河南道“远夷则控海东新罗、日本之贡献焉”；河北道“远夷则控契丹、奚、靺鞨、室韦之贡献焉”；陇右道“远夷则控西域胡、戎之贡献焉”；江南道“远夷则控五溪之蛮”；剑南道“远夷则控西洱群蛮之贡献焉”；岭南道“远夷则控百越及林邑、扶南之贡献焉”。永徽年间（650—655年）以后，在边境要区设置节度使，以都督充任，“除都督带使持节，即是节度使，不带节者，不是节度使”^[17]，又于边区先后置安南、安西、安东、单于、北庭五都护府。神龙二年（706年），选内外官五品以上官二十人为十道巡察使，两年一代，巡察州县，成为道的常设长官。景云二年（711年），改巡察使为按察使，道各一人。道逐渐演变为州以上地方一级行政机构。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分全国为十五道，各置采访处置使，检查非法，考核官员善绩，“许其专停刺史务，废置由己”，三年一奏，永为常式^[18]。同时，又于边境置十节度经略使，“式遏四夷”。安西节度使，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国。北庭节度使，防制突骑施、坚昆、斩啜。河西节度使，断隔羌胡。朔方节度使，捍御北狄。河东节度使，犄角朔方，以捍北狄。范阳节度使，临制奚、契丹。平卢军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陇右节度使，以备羌戎。剑南节度使，西抗吐蕃，南抚蛮僚。岭南五府经略使，绥静夷僚^[19]。这些节镇，除了负责边防外，还兼有涉外职能，负责藩属朝贡、迎送使节、馆驿交通、蕃商互市、了解夷情等事务。所以，边疆节镇多兼任本道或数道押蕃落使、安抚诸蕃使等。如范阳节度使，常兼押奚、契丹两蕃使。开元四年（716年），玄宗授郯王嗣直为安北大都护，充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蕃部落大使；陕王嗣异为安西大都护，充河西四镇诸蕃部落大使。开元八年（720年）二月，许钦瓒为平卢军节度使，兼管内诸军诸蕃使。开元二十年（732年）四月，牛仙客为朔方节度使，兼押诸蕃部落使。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平卢军节度使加押两蕃（奚、契丹）使，并成定制。^[20]

天宝以后，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节镇权力迅速扩张，节度使兼任管内经略、支度、营田、转运、采访、处置等使，成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21]，道（藩镇）成为军政合一的地方一级政府。然而，这种变化没有改变道原有的涉外职能，边镇节度使仍兼押蕃等使。乾元元年（758年），置振武军节度使，领镇北大都护兼押蕃落使。贞元十一年（795年）九月，韦皋为剑南节度使，加统摄边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等使。元和年间（806—820年），岭南则有押蕃舶使，与节度使合称“二使”。20世纪40年代末，向达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发现唐末归义军节度使索勋题名两处，其一结衔“敕归义军节度沙瓜伊西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营田诸使”^[22]。另外，大中六年（852年）韦博为平卢节度使，奏京兆府郡县尉孙某充押蕃巡官。咸通五年（864年），幽州卢龙藩帅奏升判官张建章为押奚、契丹两蕃副使。可见，当时平卢、卢龙两镇帅臣皆兼押蕃等使。唐代边镇所置押蕃等使不仅为常设官职，而且在边防外交事务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3]。

唐代诸蕃朝贡在贡道、迎送、馆毂等方面都有具体规定，不能随意更改。贾耽所记“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通道，其实也是诸蕃来朝贡道，如海外诸蕃由“广州通海夷道”来华，必在广州上岸，走“北江—大庾岭”路北上两京，贡道所经州、县政府负责接待任务。《新唐书》亦载：“海外诸蕃朝贺进贡使有下从，留其半于境；由海路朝者，广州择首领一人、左右二人入朝。所献之物，先上其数于鸿胪。”^[24]说明地方政府在接待外使时，既要掌握好外使进京人数，以礼相送，还要礼待其余留下来的使团成员。蕃使返国，有“报赠”“程粮”“传驿”诸费，由中央或州府支付。报赠即唐朝对朝贡国的赐予和贡物的报酬，“计价酬答，务从优厚”^[25]。报赠在京由鸿胪寺支付，在地方则由州府付给。程粮一般按路程远近分等第由州府给。证圣元年（695年）九月五日敕：“蕃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宜给六个月粮，尸利佛誓、真腊、诃陵等国使，给五个月粮，林邑国使，给三个月粮。”^[26]传驿则为蕃使提供交通服务。

地方上，负责贸易的专职机构为互市监。汉、魏以降，缘边郡国皆有互市，与夷狄交易，“致其物产也，并郡县主之，而不别置官吏”。唐朝沿用该制度，各隶所管州府。光宅元年（684年），改为通市监，后复为互市监。诸监各置监一人主之，从六品下；丞一人为副，正八品下。互市监官员品级比隋代大为提高，“诸互市监，各掌诸蕃交易之事；丞为之贰。凡互市所得马、驼、驴、牛等，各别其色，具齿岁、肤第，以言于所隶州府，州府为申闻。太仆差官吏相与受领，印记。上马送京师，余量其众寡，并遣使送之，任其在路放牧焉。每马十匹，牛十头，驼、骡、驴六头，羊七十口，各给一牧人。若非理丧失，其部使及递人，改酬其值。其营州管内蕃马出货，选其少壮者，官为市之”。^[27]唐代互市监设置于沿边诸州，主要与突厥、回鹘、西域、吐蕃、羌、党项、南诏、奚、契丹、渤海等部族贸易。《关市令》载：“诸外蕃与缘边互市，皆令官司检校。其市四面穿堑，及立篱院，遣人守门。市易之日卯后，各将货物畜产俱赴市所，官司先与蕃人对定物价，然后交易。”^[28]总之，唐朝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完善配套的外交、外贸管理体系，不仅推动了对外关系的发展，也为后世确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对外贸易管理模式。

（二）统治者开放兼容的贸易心态

陈寅恪先生指出：“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已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29]故唐承隋祚，对外开放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唐朝皇族颇染胡族血统，李昞、李渊、李世民三世，皇后独孤氏、长孙氏、文德氏，皆为胡姓。所以，唐人种族观念较为淡薄。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赐书高丽王高建武云：“朕恭膺宝命，君临率土，祗顺三灵，绥柔万国，普天之下，情均抚字，日月所照，咸使乂安。……方申辑睦，永敦聘好。”^[30]唐太宗也曾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31]他还认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32]这种开明的民族思想落实到他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中，也在不同程度上被李唐王朝的后继者所继承发展。如开元初，大食国遣使来朝，“其使谒见，唯平立不拜，宪司欲纠之；中书令张说奏曰：‘大食殊俗，慕义远来，不可置罪。’上特许之。寻又遣使朝献，自云在本国惟拜天神，虽见王亦无致拜之法。所司屡诘责之，其使遂请依汉法致拜”^[33]。由此可见，唐朝从皇帝到朝臣对外国使臣都保持比较宽容、平等相待的心态。(www.xing528.com)

唐朝礼遇来使，允许外国商民在华贸易定居，资助外国留学生学习唐朝文化，准许外国宗教人士来华求法宣教，而且容纳外籍才智之士参加科举，在朝为官。贞观九年（635年），突厥处罗可汗之子阿史那杜汆率部内属，官拜左屯卫大将军，尚衡阳长公主，授驸马都尉，典兵于苑内^[34]。波斯王子卑路斯国亡来唐，高宗时拜右武卫将军，中宗时又拜左威卫将军，卒于唐^[35]。高丽人高仙芝，曾立军功，官至开府仪同三司、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百济人黑齿常之，因对吐蕃作战有功，官至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左羽林军。安西胡人白孝德，屡立战功，官至安西、北庭行营节度，鄜坊、邠宁节度使，检校刑部尚书，封昌化郡王。

安息人李元谅，官至华州刺史，兼任御史大夫、潼关防御、镇国军节度使，寻加检校工部尚书。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慕中国之风”，居留唐朝50年，曾任左补阙、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镇南节度使、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等官。新罗人崔致远于僖宗朝一举及第，授宣州溧水县尉，迁承务郎、侍御史、内供奉，后为淮南从事，又为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秘书监。阿拉伯人李彦升参加科举，登进士第。咸通年间（860—873年），宰相崔慎猷曾说：“近日中书，尽是蕃人。”^[36]此话虽夸张，但说明外族人在朝中任职者较多。唐朝这种用人不分畛域，而且并非权宜之计或策略性措施，亦非某一皇帝的做法，充分体现了唐朝政治理念的开放兼容与对外贸易政策的连贯性。^[37]

（三）若干保护外商利益的法令规则

唐朝以富强文明闻名于世，对海外世界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不少外国人渴望到中国游历、学习、经商并在华定居；长安、洛阳、广州、扬州、洪州等大都会以及河西、辽东等地区，都有为数不少的外侨居留，在广州等外侨集中居住的地区，形成了蕃坊。唐朝制定了一些法规，优待外侨，尊重外国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让侨民安居乐业。武德七年（624年），颁布《赋役令》，在全国推行租庸调制，对境内外侨进行减免；如对西北蕃胡内附者，仅按户征丁税钱，“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38]。对岭南少数民族和外侨，仍按南朝税制，正租依户等高低以米折纳，不必同内地。唐初修订《唐律》，也对外侨赋予一定的民族自治权力。《唐律疏义》载：“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疏》议曰：‘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39]

为鼓励外商来华贸易，唐政府在广州设立专门的栈房，代外商保存货物直至抽税完毕，外商纳税后，只要持有地方官给予的身份证明信，及市舶官员开具的证明该外商所带钱银商货数目的公函，就可以到唐朝统治下的各地贸易；如果外商在旅途中丢失货物，唐朝官府负责帮助查寻；如果外商在唐朝境内去世，官府负责为之保管货物，等待其亲属认领。对于海商遗产的继承，元和十二年（817年）以前，岭南海商死后，“官籍其赀，满三月无妻子诣府，则没入”。元和十二年（817年），华州刺史孔戣为岭南节度使，对上述制度进行了修改，放宽海商遗产继承的限制，“（孔）戣以海道岁一往复，苟有验者不为限，悉推与”^[40]。太和八年（834年），朝廷对有关规定以敕文形式加以确认：

太和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敕节文：当司应州郡死商，及波斯、蕃客资财货物等，谨具条流如后：

一、死商及外界人身死，应有资财货物等，检勘从前敕旨。内有父母、嫡妻、男、亲侄男、在室女，并合给付；如有在室姊妹，三分内给一分。如无上件亲族，所有钱物等，并合官收。

二、波斯及诸蕃人资财货物等，伏请依诸商客例，如有父母、嫡妻、男女、亲女、亲兄弟元相随，并请给还。如无上件至亲，所有钱物等并请官收，更不牒本贯追勘亲族。^[41]

为保护外商在华财产权益，唐代官方还给外商发放专门“过所”（通行证），9世纪中叶曾经游历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指出：

如果到中国去旅行，要有两个证明：一个是城市王爷的，另一个是太监的。城市王爷的证明是在道路上使用的，上面写明旅行者以及陪同人员的姓名、年龄，和他所属的宗族，因为所有在中国的人，无论是中国人、阿拉伯人，还是其他外国人，都必要使其家谱与某一氏族联系起来，并取该氏族的姓氏。而太监的证明上则注明旅行者随身携带的白银与货物，在路上，有关哨所要检查这两种证明。为了不使其白银或其他任何物品有所丢失，某人来到中国，到达时就要写明：“某某，某某之子，来自某某宗族，于某年某月某日来此，随身携带某某数目的白银和物品。”这样，如果出现丢失，或在中国去世，人们将知道物品是如何丢失的，并把物品找到交还他，如他去世，便交还给其继承人。^[42]

上文指的“城市王爷”，当指岭南节度使，“太监”即广州监军。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敲诈勒索外商的官员，唐政府一再告诫，并申明优惠外商的政策。太和八年（834年），唐文宗专门发布“上谕”规定：“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43]。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曾记载，唐朝皇帝对来华贸易的外国“商人们，是从来不肯错待的”。有个商人从伊拉克买了大宗货物到中国售卖，因与太监争价钱，货物被没收，这个商人便化装跑去觐见唐朝皇帝，结果侵犯外商利益的太监受到惩处^[44]。显然，唐朝保护外商正当利益的政策获得了海外商人的拥护，这对鼓励更多外商来华贸易，无疑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