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院老宝贝：双甲子记

陈继东

《灰楼岁月——双甲子记》终于付梓，半年的联络、约稿、整理、协调等工作将告一段落，此时浮现在眼前的是一张张可亲可敬的面孔。这本书的编辑过程，也是我和广院的老宝贝们从结识、熟悉到相互了解的过程，我们有着几十岁的年龄差，有着不同的成长经历和环境际遇，这让我能从一个更广的视角来观察和注视他们，对他们世界的探索让我更加认识了自我，谢谢你们，广院的老宝贝！

我和老宝贝们初识于2013年9月的一个上午，一群白发苍苍又精神焕发的老校友来到传媒博物馆参观，这是新闻系组织的59级校友返校活动。从1963年到2013年，他们离开母校整整半个世纪，为了这次活动，许多校友从外地赶来。我当时正在展厅接待，老校友们兴致很高，对与他们专业相关的展品高谈阔论，当看到一张1959年开学典礼的合影时，他们迅速聚成一团，久久不肯离去，有的摘下眼镜，有的低声讨论，在那张岁月斑驳的照片上不断找寻和辨认。

2014年，恰逢中国传媒大学建校60周年，学校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包括推出“中国传媒大学建校60周年展览”，我作为策展人，开始系统收集学校档案、照片和相关实物。有一天，一封来自辽宁的信放在我的办公桌上，里面是一张1959年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的录取通知书，一张佩戴校徽的学生照片和一个名片大小、印着“标兵”字样的布标，信的主人叫胡永贵，是广院新闻系第一届毕业生。对这些东西，他视若珍宝，保存了50多年，当得知母校要办校庆展览时，第一时间寄给了传媒博物馆。

还是2014年，为纪念温济泽百年诞辰，传媒博物馆举行温济泽雕像揭幕仪式，很多师生和校友应邀参加。活动结束后，馆长把我带到一位和蔼而朴素的长者面前，告诉我这是学校59级校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前台长张振华。台长把几本旧书交到我手上，说这是学校初期的教材，要好好保存。那些教材是油印的，纸张和字迹都已变色，被翻过多次，能看出当年主人对它的珍视。

2015年，我和同事拜访了住在校内的59级校友朱光烈。朱老师有着如炬的目光和独特的思想，他的房间从地面到天花板，堆满了各种资料和书籍，我们无处下脚，于是坐在客厅里等待朱老师给我们一些资料，这时书房里传来“咚”的一声巨响。我们冲进去时，看到近80岁的朱老师和一张椅子一同倒在地上，他是为了找一份资料而爬高才摔倒的。这份资料后来成为校史馆最重要的藏品之一——1959年9月15日出版的北京广播学院第一期院刊。

从2016年起，学校逐渐把校史馆建设提上日程。校领导说，校史馆就像是一个祠堂、一个家庙，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地方，有了她我们才能更加清楚地确认我们的血缘和特质。有2014年的展览做基础，我顺理成章地成为校史馆的主要策展人，但是相对于布置一个展，布置一座校史馆对于我来说难度和压力剧增，我们向校内、校外，通过互联网、信件、报纸等各种方式征集藏品、收集史料。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离开学校最久的59级校友给了我们最有力的支持，录取通知书、学生证、行李票、毕业证，以及数不清的教材、笔记和照片陆续被捐赠到校史馆。透过这些实物和线索，已经蒙尘的历史在我眼前逐渐展开并清晰起来，我甚至知道当年学校都开设了哪些课程、各个专业的实习和活动是什么，以及都有哪些社会名流来学校办过讲座。通过对这些信息的梳理，学校早期的办学思想和理念就不言自明了。

2017年6月，几位59级校友再次到访传媒博物馆，专程为校史馆捐赠藏品，他们是杨天恒、蒋咸康、刘海、朱光烈、白谦诚及其夫人马秀娥。如果说2013年那次参观，59级留给我的是一个模糊的群体印象，那么这次会面后，他们每个人的影像逐渐清晰：白谦诚老师是金话筒奖的创始人，工作上成就无数，陪伴在他身旁的另一半也温暖慈爱；杨天恒毕业后回到故乡四川，成为当地不可多得的新闻写作人才；蒋咸康是当年的班长，保存的有关灰楼的资料和照片最多；刘海是同学中的活跃分子，毕业后分配去了新疆，直到退休才返回北京；朱光烈是59级为数不多的留在学校的一位，多年来一直在学报默默耕耘。(www.xing528.com)

2018年末，一则微信开启了我与老宝贝们的深度交往。白谦诚编写了一篇关于59级的大事记并将其发给校史馆馆长潘力，馆长第一时间转发给我。一万多字的篇幅，从开学到毕业，点点滴滴地记录、讲述了一个关于广院的故事。这个故事里有每一位59级同学的参与，每个片段都有亲历者的佐证，它的存在证明了灰楼岁月可以超越时空而永存。潘力馆长是一位富有激情和强烈使命感的领导，他提出以这篇大事记为基础，帮助59级校友出版一部纪念文集，作为对学校65周年校庆的献礼。由于这个机缘，我荣幸地与白谦诚搭档，共同完成这部书稿的编辑工作。

2019年3月开学以后，我第一次到白谦诚家拜访。他住在首都的绿肺旁，家里有着极好的采光和视野。与2017年见面时相比，白老师的身体状况差了不少，很难想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完成了大事记和59级新闻系全体同学名录的编写，这些内容需要强大的记忆和琐碎的整理、分析、求证。与白谦诚一起推动和指导书稿每一步进程的，还有张振华，虽然从2014年之后我们未曾再见，但他会随时与我微信沟通，对后辈的支持、对同学的关爱，我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得到。

在编书过程中，通过阅读他们的文字与他们交谈，我进一步了解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也曾和我们一样，青春且稚嫩，好奇又迷茫，但他们又似乎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的理想宏大而神圣，他们的目标具体而笃定——国家需要和社会需要是他们唯一的价值选择。他们有着我们羡慕的单纯美好的环境，我们有着他们未曾经历过的诱惑和挑战。

在这个年代，平淡的日常也会带来令人难以喘息的压力，工作、学业、孩子、家庭，追求个人幸福仿佛成为理想本身。在这样的时代，精神上的指引该如何落实为脚下的步伐？老宝贝们用他们的人生经历给出了答案：无论做什么，都要守住内心的价值标尺，并认认真真地践行终身。有些坚固的东西，不会轻易烟消云散。

这些广院的老宝贝，是广院的第一批孩子，生于1959年，灰楼是他们第一个家，也是一生无法割舍的乡愁。通过他们，我触摸到这个校园里最古老而珍贵的东西。给出版社交稿的那天，正好是2019年5月4日，这个日子让我想起了老宝贝们。青春与白发，在他们身上体现得那么和谐与自然。无论60年前还是60年后，老宝贝们始终拥有纯洁透明的心灵和百折不挠的信念，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本书的出版还有赖于几位关键的“幕后推手”——传媒大学教育基金会金勇秘书长、中国传媒大学校友办李伟主任、学科办庞亮处长，是他们的鼎力支持和倾心相助，解决了一系列关键问题，他们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极大热情与努力。需要特别感谢的还有陈文申书记，他不仅是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也是传媒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长，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2019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