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楼岁月：怀念传承与责任

——发自母校65周年校庆时的心声

梁一高

今年是我们的母校——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建校65周年。我作为母校新闻系59级本科毕业生中的一员，回首当年在母校求学的经历，不禁思绪万千；思量当年母校的培育，更感情深义重。现在，每当想起在母校的岁月，真像过电影似的，一幕又一幕全都浮现在眼前。

不可否认，在当年的母校，校舍、教学设施和校园环境，确实是相当狭小、简陋的。整所学校，就只有一座五层的灰楼。我们在一层食堂吃饭，到三楼教室上课，再到五层的宿舍睡觉，早上则只能到灰楼四周的便道上跑步。面对这种状况，说实话，我和好多同学都没有在意。我只是感到，像我这样贫苦家庭出身的孩子，能够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上大学，这是过去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我的心里充满着感恩之情。

随后，我就了解到，母校的多位领导和老师都是从中央广播事业局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抽调过来的。他们品格高，水平高，经验丰富，业务能力强，具有很强的责任心。特别是1959年9月7日，我们到那么高级的广播大厦音乐厅参加隆重的开学典礼，聆听了梅益局长、周新武院长的讲话；开学典礼之后，梅益局长还和我们全院师生一起，在广播大厦前面拍下了巨幅的纪念合影。那时候，我既感动，又很激动。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求学，刻苦锻炼；要学出好成绩，练出过硬的本领，来报答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人民。

回想培育我们的恩师，首先想到的是周新武院长、左荧副院长（兼新闻系系主任）。那时候，学院刚刚建成，又赶上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真的是困难很大、矛盾重重。他们为了学院的创建、稳定和发展，真是呕心沥血、无私奉献，功绩卓越，令人敬仰。母校出版的《周新武纪念文集》和《左荧纪念文集》，正好表达了我们的心愿和敬意。

当然，我们最熟悉的恩师，自然是面对面培育我们的温济泽、苑子熙、顾湘、袁方、康荫、杨林、林宏俊等老师。他们都尽心尽力地培育我们，苦口婆心地呵护着我们成长。我们深深地感谢他们。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我最敬重的恩师——温济泽老师。当年，温老师给我们讲授的课程最多，授课的时间也最长。从我的课堂笔记来看，至少有“怎样练基本功”“通讯写作专题讲座”“写广播稿的几个问题”“谈写作”“评论工作”这几门课程。温老师授课时，理论紧密联系实际，观点鲜明，逻辑清晰，言辞恳切，引人入胜。在课堂上，他时而旁征博引，步步深入，时而诙谐风趣，谈笑风生。同学们都特别爱听温老师的课，聆听以后，都说收获特别大。

就我个人来说，还有一个特别幸运的事，就是我的毕业论文是温老师指导的。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广播中录音报道的真实性问题。这个问题是广播界多年都没有解决的，写起来难度比较大。我写出初稿以后，先是请几位要好的同学提意见，然后做了修改。等我定稿之后，才送给温老师审阅。温老师看过之后，首先表扬了我写这个选题的勇气，接着，就毫不客气地指出了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论文有点贪大求全；讨论学术问题时，要让事实说话，不要扣帽子，要带着商量的口气；同时，要尽量全面一点，防止一孔之见。经过温老师的指导，我认识到自己的论文确实有问题：一个是对自己看不惯的现象抱有一种愤慨的情绪，把话说得“过火”了；再一个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企图用自己的浅见来解决多年都没有解决的难题。于是，我决定按照温老师的指导，推倒原文重写。当我再下功夫重新写出论文之后，温老师既进行了肯定，又指出我在分寸的把握上还有不当的地方，我再一次做了修改。就这样，经过温老师前后三次睿智的点拨，加上自己的苦心求索，我的毕业论文终于完成了，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后来，系里为全系的优秀毕业论文举办了展览，我的毕业论文也在其中。

总结这次毕业论文写作的收获时，我深深地认识到，正是温老师对我面对面、手把手的指引，我的思想认识与写作技能才有了飞跃性的提高。

回顾温济泽老师对我们多年的培育，我们心中充满了崇敬。温老啊，您是1929年就参加革命的老革命，1946年就担任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第一任主任的老广播；新中国成立后，您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副总编辑、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是老新闻家。可您在“反右”中却受到不公正待遇，您就戴着“右派”的帽子给我们授课，给我们指导！您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百折不挠、襟怀豁达，您对党对祖国对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您高尚的品格、渊博的知识、严谨的学风和诲人不倦的精神，都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感染着我们，您传授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我们一生一世都受用不尽的。

为了培育我们，学校和系里特地为我们开设了“形势与任务”和“社会知识”两门课程。这两门课程的授课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邀请英模人物、各界专家和社会名流，来学校为我们授课；另一种是老师带领我们走出校园，参观一些重要的展览、重点企业和著名人文景观。

当年印有“北京广播学院”6个红色大字的记录本上，记有当年“请进来”授课的老师：多位全国群英会的代表，多位全国文教群英会的代表，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农业部部长刘瑞龙，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国家计委副主任杨英杰、王光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贾若瑜少将，中央工商管理局局长管大同，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周巍峙，人民出版社社长王子野，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还有著名的吴晗、叶圣陶，著名农民诗人王老九。

来校给我们做报告、授课的，还有：《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人民日报》著名记者陈柏生、周立波、陈凌，新华社著名记者彭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记者闫玉、林冬、姜炎、赵黑、杨兆麟、何光、刘彬、张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汪小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著名记者艾丰，等等。

以上这些人所做的报告，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点，各有精彩之处。我们聆听这些报告，不但长心智，而且开眼界，实在是受益匪浅。

我们“走出去”参观的主要有：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全国农业展览会、十年民族工作展览会、石景山钢铁厂、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四季青人民公社、北京椿树人民公社、人民大会堂、鲁迅博物馆、北京天文馆等。

我们一边观看，一边做记录，参观回来，还要写出参观的感想、体会。

在参观过程中，我们广泛地接触了社会，接触了群众，了解到不少的国情、社情与民意；同时，也从多方面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并且锻炼了社会活动能力。

在母校学习期间，我们多次参加了劳动锻炼，有短期突击性的劳动，也有10天以上的长期劳动。长期劳动主要有：黄土岗公社劳动、中央广播局13号发射台农场劳动、东坝农场劳动等。在这里，我重点回顾一下我们第一次劳动锻炼的场景。

1959年10月7日到27日，我们要到北京南郊的黄土岗人民公社，参加20天的劳动锻炼。出发之前，周新武院长勉励我们：好好地度过这20天，争取劳动成果、思想双丰收。

10月7日早上，我们带上行李，坐上学校租来的公共汽车，就出发了。汽车开出了北京城，我们高兴地唱起了当时的流行歌曲，车上笑声不断。我们班的同学被分配到公社的郭公庄大队，我们小组的同学又被分到第三生产队。队里的社员们，不分男女老少，见了我们，都说：“欢迎，欢迎！”我们下地干活都是由有经验的社员带领着。这些社员先给我们做示范，再讲要领，我们就学着干起来。我们学着干了很多农活，如拔菜地里的杂草，挖地里的花生，砍成熟的大白菜，割白薯秧，挖白薯，收捆花生藤等。为了抢季节，也为了多干一点活，我们有时还出早工、出夜工。我们干活都挺下力的，常常汗流浃背。有时在田头休息，同学们还会唱歌。社员们看到我们干得欢，就经常问我们“累不累”，要我们休息一下。有几个晚上，我们学习小组还开了会，交流劳动的收获。

10月25日，是我们参观的时间。参观之前，我们还到地里干了两个小时的活。在参观公社敬老院时，我们看到了老人们发自内心的笑脸；参观盆窑时，我们看到了工人们熟练的操作，感受到了他们充满热情的干劲；在参观面粉厂时，我们得知他们生产的面粉，有一部分还出口呢；最后，我们到了园艺队，这里是花园，到处鲜花怒放，清香扑鼻，真叫人心旷神怡！

劳动结束之后，我们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离开了可爱的黄土岗，回到了学校。回校之后，我写了将近3，000字的劳动小结。在这份小结的最后，我写道：“这次劳动的收获的确是很大的，但比起党对我们的要求，还差得远。我真心地希望，以后这样的机会能够多一些，好让我取得更大的收获！”

我们在第三学年，有过一次“认识实习”，实习时间比较短。当时，我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组，每天上早班。通过这次实习，我亲身感受到中央电台的老师们在工作中的高度责任感、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和高度严谨的工作作风，得到了不少教益，终生难忘。

我毕业实习时，去了辽宁电台和沈阳人民广播电台。去沈阳之前，我抓紧时间翻看了那一段时间的《辽宁日报》，还做了不少笔记。有了准备，我对沈阳就了有一种亲近感。

我们实习组到了台里，省台的赵台长和市台的陈台长，都给我们讲了省、市台当前宣传报道的指导思想、报道要点和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被分到了市台新闻部。有了两位台长的指导，我不管是在台里编稿，还是外出采访写稿，思想上都比较明白。在市台时具体带我的师傅，是台里的资深记者顾寿林老师。他工作能力很强，为人很正派。顾老师对我要求很严，对我的指导也很多。台里别的老师也都和蔼可亲。他们都不拘形式，随时随地指点我，我深深地感谢他们。回到学校后，我给沈阳台的老师们寄去了一封感谢信，略表我的感激之情。

1963年的春天是不同寻常的。3月5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发表了，全国人民都热烈响应，一股学习热潮形成了。沈阳是最早学习雷锋的地方。果然，3月23日，我在市台时政组听到了雷锋同志生前的讲话录音。这是雷锋1961年1月5日，在辽宁省实验学校做报告时录下的。本来是4个小时的报告，可惜只录下了最后的18分钟。我们听了录音，还根据录音整理出文字稿。雷锋同志做报告时有些话是用湖南话说的，我是湖北人，完全听得懂。这样，我们又在文字稿上对这些湖南话作了校正。我为雷锋同志的事迹所感动，就把这份文字稿一字一句地抄到了我的日记本上，大概有3，980字。

3月28日，我和实习组的同学一起，参观了当时沈阳军区内部举办的“雷锋烈士事迹展览”。我边看边记录，心里无比感动，眼里涌出了不少泪水。我特地用红笔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自己的心愿：“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向伟大的雷锋同志学习，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作为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领导者之一，梅益局长是十分繁忙的。但是，为了培育我们，这位老新闻、老广播、老前辈，除了在开学典礼上讲话之外，至少给我们做了6次报告。他给我们讲国内形势、国际形势，讲我们的任务和应当承担的责任。

1962年5月，他在访问完古巴、拉丁美洲多国之后，于6月1日给我们做了报告。他讲了访问中突出的印象、古巴革命的意义和访问巴西、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国时的所见所闻。厄瓜多尔一位农民领袖知道了他的身份，就说：“给我一台收音机，听古巴、北京的广播。”代表团马上给这个农民领袖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他非常高兴。

听梅益局长的报告，我一开始只是觉得局长讲得好，听得带劲。随后，我就想：局长那么忙，为什么还要挤出时间给我们做报告呢？我逐渐明白了，局长的多次报告都是有良苦用心的。

首先，局长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观察形势的重要性。新闻工作和形势是紧密相连的。对新闻工作者来说，研判形势，就像一盏特别的明灯。如果你不了解形势，你就不知道应该采访什么、编辑什么，也无法判断客观事实的新闻价值。(www.xing528.com)

其次，局长给我们讲形势，就是引导我们去观察形势。在他的报告里，隐含着观察形势的立场、着眼点、思路与底气。

最后，局长通过给我们讲形势，还引出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局长总是先讲国内形势，再讲国际形势，并且还会讲两者之间的联系。这就是教导我们：一个新闻工作者，既要关心全国的局势，又要关注整个世界的局势。也就是说，要心怀祖国，放眼世界，这样才会大有作为。

梅益局长曾对我们说：“同学们，你们要树立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在重大政治关头，能够站稳立场；在日常工作中，能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在政治思想上要敏感，善于从生活中找出新鲜事物的萌芽，把它提到原则上来加以认识，同时又能自觉地树立业务服从政治、个人服从集体、又红又专的思想。”梅益局长的讲话，当年给我们指明了学习的方向，增强了我们学习的动力。今天再读起来，我仍然感到亲切，感到很有价值。

回忆梅益局长的报告，我们充满无限的敬意。

我还记得，我们在13号发射台农场劳动时，梅益局长到那里检查工作，还到地里去看望过我们。

在我的日记本上，有这样的记录：“接到一张黄绿色的报告会入场券，喜得直跳，我要上人民大会堂了。又一看，报告人：周恩来同志，我喜得真像飞上了天。”

这是1963年7月22日晚8时，由中共北京市委组织的“北京市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报告会”，参加报告会的应届毕业生有31，000多人。我们的座位被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二楼。我从东门入场，走进万灯齐放、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又沿着鲜红的地毯，登上二楼，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座位，我很兴奋。没过一会儿，周总理就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走上了讲台。总理整理了一下讲稿，环顾了全场，大家的掌声更加热烈了。稍过一会儿，周总理抬起双臂，向下打着手势，会场才平静下来。

周总理是从我国的教育方针讲起的。他说：“现在我们国家能够升入大学的，还只是极少数，和你们同龄的有1，480万同胞，你们要想到他们，眼光要看大点、行远点。再从全世界来说，和你们同龄的，还在受苦受难的青年，至少有4，000万，他们的命运如何呢？”

总理说：“你们自己要明白，你们一走出学校，就属于劳动人民，要为人民服务，要把自己锻炼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党的要求。

总理说：“在我们国家，劳动创造一切，劳动者有前途。就说人民大会堂，如果只有图纸，没有劳动，怎么会有这么辉煌的会堂呢？”

说到“公与私”的问题，总理说：“个人属于全体，全体照顾个人；但个人不能都被照顾得那么好，必须先公后私。这是合乎社会主义公民要求的。社会上还会涌现出公而忘私的人，像雷锋同志这样，这就是值得称道的，值得大家学习的。”

最后，周总理对我们提了几项具体要求。

总理要求我们服从分配，等待安排，要过好“五关”。这“五关”是：思想关，先从认识开始；政治关，站稳政治立场，相信党是关心青年的，是会安排好的；社会关，对社会的影响，要能辨别是非；亲戚关，对的就赞成，不好的就反对；生活关，吃得了苦，耐得了劳，要经受锻炼。

总理还要求我们树立新的志向，不仅要到边疆去，还要到国外去。周总理在报告中还多次联系自己的革命经历，教导我们遇到矛盾和问题时应当如何去面对，如何去解决。

周总理在报告的结尾，提高了声调说：“同志们，希望你们做好吃苦耐劳的准备，勤俭建设好我们的祖国！”

周总理洪亮的话音刚落，全体起立，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掌声长达10分钟。随后，周总理离开人民大会堂，到各个会议厅会见了刚才只能听到声音的毕业生。整个人民大会堂沉浸在无限的欢乐之中。

周总理的报告将近5个小时，中间只休息了3分钟。我们想：总理日理万机，有多少国家大事要办理，有多少国际大事要处理啊！今天，总理挤出这么长的时间，来面对面地开导我们、指引我们、激励我们，我们真是万分地感动、万分地激动。敬爱的周总理呀，我们一定会以自己的决心和实际行动，来回报您无限的关怀和殷切的期望！

本来，在毕业分配时，我是怀着满腔的热情坚决要求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并且列举了6条理由，填上了具体的地点：西藏、新疆、贵州。系里则从全盘考虑，从实际需要出发，决定让我回湖北。系里领导说：“你的革命热情很可贵，现在不光你要回去，我们还要挑出3名北京籍的同学，同你一起去湖北，那里急需采编人员。”从1963年9月2日报到上班，到1981年2月12日回到母校，我在湖北省广播电台、武汉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了将近18年。由于学得比较扎实，有一点实践基础，我工作起来“上手快”。领导先让我参与办省台的“青年节目”，随后，又把我转到市台的“家庭主妇节目”。就这样工作了两年多，我又根据需要，负责办省台的“对人民公社社员广播节目”“全省联播节目”。那时，我在台里时是编辑，外出采访时就是记者，工作起来比较顺手，比较灵活。

然而，正当我要放开手脚大干的时候，却突然遭遇十年“文革”。在“文革”中，正是母校恩师们的谆谆教导，给了我智慧和力量。我抓住有限的采编新闻的机会，力求为人民群众做点有益的事情。

1972年11月，省台有位记者从外面开会回来，问我要不要发会议消息，我一听是推广省柴灶的现场会，马上说：“这可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大新闻，你赶快写出来，‘全省联播’发头条。”这条新闻播出之后，我想到，在农村采访时，不少群众都反映过他们烧柴有困难。我先后三次参加省委工作队，到农村去做群众工作，都是吃住在群众家里，更是直接感受到了烧柴的困难。因此，我认为，这条新闻应该继续深入报道。我得到了台领导的支持，就按男女对播的惯例，邀请了播音组的两位播音员，让他们和我一起到推广省柴灶的地方——沔阳县袁市公社大洪大队。

当地干部群众欢迎我们采访，我详细地了解了：省柴灶到底有哪些好处？省柴灶为什么能够节省一半的柴草呢？如果要学着打一口省柴灶，应该怎么打呢？经过几天的采访，以上问题都一一解开了。之后，我就在大队技术人员的帮助下，自己动手打了一口省柴灶。打好之后，我们点火一烧，发现尽管柴火是湿的，但还是省柴省时间。我和同去的两位播音员都非常高兴。

回到台里，我很快就写出了广播对话：《谈谈省柴灶的好处和怎样打好省柴灶》。我写好之后，先请同去的两位播音员试播了一遍。我边听边改，对一些语句和语气词做了改动，以求更上口、更生活化一些。经过台领导审定之后，就由这两位播音员（分别扮演生产队长老张和队里宣传员小王）录音播出。他们两人参与了我采访的全过程，非常明白稿件的内容，又能亲身感受到群众的情绪。所以，他们对起话来，相当自然亲切，字音清晰。这个时长18分钟的对话，最先是被安排在1972年11月27日的“对人民公社社员广播节目”里播出的。果然，节目播出之后，群众反响热烈，不少人还要求重播。

台领导顺乎民意，破例地决定将整个对话在“全省联播节目”中播出，不过在前面加上了几句介绍性的话。“全省联播节目”是台里最重要的新闻节目，全省各市、县广播电台、广播站都要按时转播。这次播出之后，来自湖北各地和云南、四川、河南、江西、湖南等兄弟省的群众来信，像雪片似的飞来。远在南海西沙群岛附近的一艘军舰的政委听了这个广播对话之后，也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当时，看来信、去复信、接电话，省柴灶的报道让编辑部忙活了好长一段时间。经过这次省柴灶的采访报道，我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我是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编辑，全心全意、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就是我的天职。

湖北台的“听联工作”做得比较好，在全省各地有不少收听点。1978年11月下旬，我受台里的派遣，到省台的一个收听点——浠水县巴驿公社胜港大队了解收听情况。这里位于长江北岸，是鱼米之乡。我想，现在是秋收之后，群众一定会高兴的。没想到我到了胜港大队，遇到不少社员，他们刚说几句就难过地低下了头。我安慰他们，他们说：“记者同志，不瞒你说，今年我们这里遭了灾，粮食减产了，县里不了解情况，仍然按照丰收年的标准，把我们收的粮食大部分征购了，现在家里都快没粮食了。”突然遇到这种情况，我改变了原来的计划，抓紧调查群众的口粮问题。我了解到，在胜港大队，只有极少数家庭中有人在外地当干部或者做手艺人，手里有钱，可以去买高价粮；绝大多数靠劳动工分吃饭的家庭，都严重缺粮，他们只能喝稀粥、吃菜园里的白菜。有的社员为了弄点钱去买高价粮，连家里的门板都卖了。就在前几天，队里四个放牛的小孩，肚子饿得没办法，只好到县城里去“要饭”，后来总算被找回来了。我采访大队党支部冯书记，问他为什么不向县里反映群众缺粮的问题，他说：“浠水县是全国学大寨的先进县，我们大队又是县里的先进集体，怎么好开这个口啊？”

我把胜港大队群众严重缺粮的问题调查清楚以后，就马上赶到县里，直接向有关领导反映这个问题。那位领导听了后感到吃惊，他说县里不知道这个情况，他们要去调查解决。我赶回台里，向台领导汇报以后，台领导要我赶快写“内参”，向省里反映。我连夜写出“内参”，台里快速打印，并且派机要员直接送到省里。省里主要领导看到这份“广播内参”，经过商议，马上指示浠水县领导要尽快解决胜港大队群众的粮食问题。接着，省里向全省各市、县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做好调查工作，切实帮助群众安排好今冬明春的生活。

没过几天，胜港大队就来电话告诉我，他们的粮食问题解决了，请我放心。第二年秋收以后，胜港大队又来电话说，今年他们真的丰收了，希望我去看看他们丰收的年景。就这样，我一直和胜港大队保持着联系。我回到母校之后，还和他们联系了好长时间。我们之间真的有一种特别的情感。这次实践，使我深有感悟：作为人民的记者、编辑，就是要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人民群众的利益大于天，我们无论进行公开报道，还是编写“内参”进行内部报道，都应该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实质上，这也是在维护党的利益。

实践在继续，思考相伴而行。每当我完成一次较大的采访报道任务之后，我往往会追根思源，想到母校，想到恩师们的培育。我一直完好地保存着他们授课时我记下的课堂笔记。实践表明，面对具体的采访报道任务，只要灵活地应用恩师们讲授的原理、原则与方式方法，就会方向明、目的清、信心大、办法多。最后获得的成果，往往就是新闻报道和思想认识的双丰收。这一次又一次的“丰收”，就是我向母校、向母校恩师们一次又一次的“回报”！

1981年2月12日，因为工作需要，我离别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回到了母校新闻系。回到母校之后，我感到既亲切又新鲜，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当时，在系里张保安、赵玉明、曹璐、张舒等领导和老师的关怀与支持下，我很快便进入教学状态。按照系里的分配，我主要讲授“新闻采访”课，“新闻写作”课和“新闻采编”课也适当讲一点。那个时候的工作状态就是，赶写讲义、授课、批改学生的作业，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投入。很多时候，白天时间不够用，晚上就接着干。

回顾那个时候的新闻专业教学，我深感贯通其中的基本原理、基本观念，和当年恩师们的教诲以及系里新闻专业教学的主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当然，这种传承，是紧跟时代步伐的，是唯物的、辩证的，是和创新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既有传承，又有创新，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就以新闻系、新闻学院的第一代教材中，由我个人完成的《现代新闻采访学教程》这本书来说，成书之后，大的修订就有四次，而且每一次修订，都在原有的基础上融入了新的观念、新的信息和新的科研成果。这本书无论是由我校出版社出版，还是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都是比较受欢迎的。现在，每当我听到或看到自己教过的一批批青年学子毕业之后走上工作岗位、成为我国广播电视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并且有不少佼佼者还成为领导，我就有一种特有的幸福感，我感到自己付出的心血与增加的白发，都是值得的。

现在，虽然我退休了，离开教学第一线了，但是，凝聚在我校校训“立德、敬业、博学、竞先”中的学校办学精神和优良传统仍然在我心中，对母校的深深的情感仍然在我心中。我感到，无论是在学校的学风建设、教学质量保障，还是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我仍然是可以建言献策、发挥余热的。特别是在和学生的学习、生活息息相关的校园文化建设方面，我既可以当一名积极的参与者，直接为校园文化建设尽心尽力，也可以当一名积极的维护者。对那些看起来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的“小事”，我们只要重视了、行动了，就会有作用、有意义。

喜迎母校65周年的校庆，要说的心里话还有好多好多。我最衷心地祝愿我们的母校，今后越办越兴旺，影响力越来越大；我最衷心地祝愿我们的母校，今后在创新人才的培养体系、科学技术的创新体系、思想和文化的创新体系的建设方面，能够取得突破性的发展；我最衷心地祝愿我们的母校，今后能够为国家为人民培育、输送更多的信息传播领域的高层次、创新性的人才，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