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勤奋、感恩：灰楼岁月回忆

叶凤英

有哲人说，人生有三大幸事：有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有一个可以做港湾的家；有一个和谐宽松、令人心情舒畅的工作环境。我有幸都拥有了。让我拥有这一切的是培养我成长的家——北京广播学院，现今的中国传媒大学。作为广院新闻系首届学生，我在这里选择了自己终生喜爱的事业；在这里我与老伴因同校同专业同小组的学习之缘，又有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巧合而相识相知，牵手一生；自1979年回广院，我一直在电视系工作，直至退休，这里没有文人相轻的弊端，这里有相互包容、相互尊重、团结友爱的集体。因为广院我才拥有相对平静甚至有些亮点的人生，广院是我的母校，也是我事业起步、奋斗的福田。对广院我心中拥有太多的感动，在即将迎来我们入学60周年，也是中国传媒大学创建65周年之际，我拿起了久已不用的笔，写下发自内心的感恩之文。

人生七十古来稀，人到这个年龄段就爱回忆往事。往事不会都如烟，总会留下念想、记忆。人生如行舟，人生如长途旅行，人生旅途中总有故事，总有让人难以忘却的人和事。回忆或悲或喜、或坎坷或顺遂的一生，我的人生关键词是：梦想、勤奋、感恩。

在当今社会，最热的词非“中国梦”莫属。梦想成了时代的主题。每个人都有梦想，从小老师、父母就教导我们要做一个有理想的人，有理想才会奋斗。真正的梦想不是黄粱美梦，而是理性的规划，是理想。理想是前进的动力，是人生成长旅程上的路标。而理想、梦想的实现需要坚持不懈的精神。

我1957年高中毕业。上学时酷爱文学，也酷爱在读报纸、听广播中思考问题，从而有了当记者的理想。复旦大学新闻系是我高考的第一选择。谁知风云突变，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影响了我。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我落榜了。理想破灭了，又该何去何从？在茫然无助中，“我要上大学，我要当记者”的信念没有被淹没。1958年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在上海万人广场做了“又红又专”的报告，报纸、广播中轰轰烈烈地开展了红专辩论。是“先红后专”，还是“先专后红”，似乎为我这背负“黑色成分”包袱又一心要“专”的人指出了方向。要“专”必先“红”。为了脱“黑”，我不顾亲人的百般劝阻，义无反顾地奔向“红”的方向——贺龙同志“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洪湖革命根据地，成了大沙湖农场的一名知青。从手无缚鸡之力的大城市学生到农场知青是一个痛苦的脱胎换骨的过程，为了心中那份理想，我咬紧牙关挺过来了。当有的知青因受不了苦而聚众闹事要求返回上海时，我的态度是：生活没有后悔药，自己选择的路自己走下去。1959年政治形势趋于缓和，农场批准了我报考大学的申请，我又一次走上高考的战场。正赶上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第一次招生，当时幼稚的我认为离家远些可少受家庭成分的影响，于是我选择了北京广播学院作为高考第一志愿。感谢广院录取了我，让我实现了“上大学，当记者”的梦想。

到学校报到时，和同学们一样，我也有过一阵失落。出了火车站，第一印象是北京的天空灰蒙蒙的，北京的楼也是灰色的。所谓的校园只是一幢“凹”字形的大灰楼，中间是不大的操场，这分明是办公大楼，哪里是大学呀！但一切的不爽很快被来之不易的上大学的喜悦冲淡。学校虽小，但处处能让人感受到国家的重视。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同志亲自在广播大楼音乐厅给我们做入学报告；在“三年困难时期”，也是在这里，陈毅外长做报告，鼓励我们坚守信念，渡过难关。中央广播大楼音乐厅如同我们的大礼堂。毕业时我们更有幸在人民大会堂听周总理的报告。这一系列待遇可不是一般大学生能拥有的。我们的老师都是从广播战线调来的既有资历又认真负责的干部。除了基础课、专业课以外，学院经常邀请各方面的名家学者来讲座，以开拓我们的知识视野和思路。在社会实践课上，老师带领我们去工厂、去农村，帮我们培养记者走基层的素质。通过四年学习，广院把我们引入了职业记者之大门。

进校后，我就发现同学们个个都根正苗红，有着极好的家庭出身。从梅益局长及老师们的讲话中，我也知道广院招收学生的政治条件要求是很高的，因为这是培养党和人民喉舌的高等学府，我庆幸自己也能成为这个优秀集体的一员。当无意中看到班级花名册上我的名字旁有记号时，我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另类”的位置。经过农场劳动的锻炼，我已没有1957年时的绝望和茫然。我知道新闻系是政治色彩极强的院系，广院是非常看重政治表现的学府，能把我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特别招收，对我个人来说已是天大的幸运。我也一直记着胡耀邦同志的讲话：“家庭出身不由己，但走什么路可以自己选择。”这也是我坚持梦想、坚持上进的精神支柱。

四年的大学生活，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我记忆最深的是，食堂每餐给每人两块小小的、黑黑的玉米饼子当主食，同学们戏称之为“小二黑”。有时正吃着饭，灯突然灭了，等灯再亮起时，会听到有人惊呼：“我的‘小二黑’呢？”拿者手脚之快令人惊讶。今天回想起这些事时已不再有当年的辛酸的感觉，它们反而成了广院记忆中有趣的插曲。生活虽苦，但为梦想而学习之路还是快乐的。

人生行舟总会遇到风浪起伏。四年学习结束了，沉浸在周恩来总理毕业报告中所言“为国家为人民奉献知识、青春”的热情中，我们迎来了毕业分配。当专业主任矫广礼老师征询我的意愿时，我表示不愿回上海。后来得知，我已被分配到中央电视台。接到广电局人事处谈话通知时，我兴冲冲地去了，结果却被一瓢冷水浇透全身。人事处干部说包头电台也要发展电视事业，到局里来要毕业生，已把我调配过去了。我心中明白，是出身的包袱又一次改变了我的命运轨迹。90年代时，因经常一起参加全国电视新闻评奖等活动，我与曾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部主任的夏之平老师成了知心的忘年交。从她那里得知，我毕业时她曾点名要我去中央电视台，谁知会好事多磨呢？好在经过了农场这所社会大学的锤炼，我已学会了坚强，好歹当记者的梦想实现了。幸运的是，包头电台领导不重成分、重表现，大胆放手，把重要的报道任务交给我这刚出校门的新手，在工作中培养我、锻炼我。工作压力驱散了心中的委屈，伴随着梦想，我又坚持过来了。

心中有梦，这使我一次次渡过难关，在人生旅途上蹒跚而坚强地行走。

天道酬勤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人们常说，人的成功在于天赋、勤奋和机遇。我认为，三者之中最重要的还是勤奋。“龟兔赛跑”的寓言充分说明先天的聪慧并不是获得成功的保证，天赋再好，也需要后天的刻苦努力。同样，运气、机遇也是需要勤奋去抓住的。巴斯德说：“机遇总是偏爱那些有准备的人。”天上掉下馅饼，也不是人人都能张口吃到的。

家庭出身不好是我先天的劣势，我清醒地认识到，以我的出身背景在政治上无法做到先进，但我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在个人修养上要求自己做到先进。这一认识也规范了我的行为准则：学习上按高标准刻苦钻研，生活中低调地为人处世。这一准则影响着我的一生，也护佑了我的人生，让我在政治风云激荡的年代能化险为夷、平安渡过。人常说“勤能补拙”，我努力地汲取知识营养，想以业务之“长”弥补自身的政治之“短”。课余时间，我沉浸在图书馆，在书的海洋中享受心灵的宁静、生活的丰满。

三年级开学初，新闻系开始专业分流。电视摄影和英语专业都开始挑选学生。有幸的是，我同时得到两个专业的老师的邀请，权衡之下，我选择了电视，这得益于在图书馆的阅读。尽管1958年5月1日，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在北京开始试验播出，但是电视机尚未普及，对于电视是什么样的，我一无所知。我曾在图书馆读到一期国外杂志，它详细介绍了当时国人还不熟悉的新媒介——电视。声画并茂的传播形态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认定崭新的事业一定具有无限的空间，我可以去创造、去发挥，更何况它能满足我当记者的心愿。一本杂志的偶然启示，让我作出了影响一生的决定，我成为全国第一所且唯一的广电系统专业高校中电视摄影专业的第一批学生，在这里开启了我学电视、干电视、教电视的事业。

1979年底，在矫广礼老师的帮助下，我回到母校当老师，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期。变革时代赋予人们改变命运的机会，机遇来了，关键看你能不能抓住。说起来，这似乎是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宿命。从广院毕业后，我无数次做过同样的梦。梦中的我还在广院当学生，正在参加考试，每次都是考英语，不是忘了单词，就是没背课文，考场内抓耳挠腮地着急，急着急着，梦就惊醒了。也可能是1957年高考失利在心中留下的阴影太深，我才会做这样的噩梦。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回到广院当教师后，我真的又经历了一次英语考试，与梦境相反的是，我考得很好。能有勇气去参加英语考试，得益于平时的勤奋。在广院上学时我选学了英语，毕业后适逢“文革”十年，外语无处可用。“文革”结束后，电视上开播“英语讲座”，我就跟着电视学，想把荒废了的外语重拾起来。因为无意中的“好学”，才有了这次考试的成功，也因此有了去德国学习进修的机会。这一场平等录用的考试也让我彻底释然，甩掉了出身包袱，挣脱了精神枷锁，让我的生命真正进入了自由王国。借用经济学定律来说就是，先进的生产制度解放了生产力。精神的解放更激发了我投身事业的激情。

德国进修为我的教学事业搭建了新的制高点。我在教学上质的进步正得益于此。去学习，我得从头开始学德语，40多岁才开始学一门新的外语，难度可想而知。凡事有付出才会有回报，人生就是这样充满辩证法。福祸相依，付出与得到永远成正比。重要的是，要把握自己，坚定地、目标明确地往前走。逆境时，永不言败；顺境时，要抓住机遇。

1981、1985年我两次赴德国电视台，去跟着他们的记者工作。我到那时才真正明白“电视是什么”。当时我们国内搞电视，是用16毫米摄影机拍新闻，再配上解说词，声画两张皮。在德国，电视新闻是摄影记者用ENG拍摄的，采访记者出画面、在现场作采访报道；记者型主持人在新闻杂志节目中出现。全新的手法让我有了豁然开朗的全新认识。回国后再从事课堂教学，我就有了崭新的思路。

在德国期间，我还学习了“开放式教学法”。课堂上老师提出问题，让大家各抒己见地讨论，通过讨论做到教学相长，这其实是“脑力激荡法”。在以往“填鸭式”的教学中，只有老师一个人脑子在转，学生都是被动接受。讨论式的教学方法是：围绕一个话题，所有人头脑都运转起来，让各种观点互相碰撞。这种教学方法往往会激发学生产生一些奇思妙想。开放式教学法更需要老师积极思考，选准、选好讨论课题，并善于归纳总结。这种方法我从1982年开始便在本科生中试验，之后又在研究生课堂中釆用，很受学生欢迎。可惜随着扩大招生，我们面对的是上百人的大课教学，这种只适宜小班的教学法我只好放弃。(www.xing528.com)

1998年底，高教委组织专家到广院视察教学质量，他们听了我的课，将我的课堂教学评定为优。面对学生的求知欲，教师应保持求新的活跃心态，不断充实新内容、提高教学质量，这也是专业教学的特点所要求的。

电视是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电视系要求教师教学、科研两手抓。回到广院，我和爱人刘存志把多年电视新闻工作的实践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归纳，写出了第一本专著《电视创作技巧论》。囿于自身实践，这本书还是有“重摄影、轻采访”的缺陷。20世纪80年代后期，电视系推出了电视节目制作丛书，这是电视界第一套专业丛书。我撰写《电视记者工作》时，把在国外学到的新的实践与理论吸收进去，呼唤中国电视新闻“釆摄分家”，学校应重视培养能做现场报道的出镜记者、培养记者型的主持人，呼唤教学与实践的创新。

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沐浴下，中国电视事业迅猛发展，日益丰富的电视实践也在呼唤理论的介入与创新。电视系作为全国唯一的电视专业教学单位，理所当然地承担起这份使命与责任，要在“电视无学”的荒地上开垦出一片绿茵，要做电视理论建设的拓荒者。90年代初，电视系集30位老师的智慧，在总结实践规律的基础上深化理论阐述，共同完成了230万字的巨著《中国应用电视学》。它系统并有前瞻性地构建起中国电视理论的框架，也为电视创建独立学科体系奠定了基础。它打破了“电视无学”之说，在电视界乃至教育界都产生了不小的反响，并获得一系列的奖项。我是书稿副主编之一，撰写了其中“电视采访”与“电视新闻节目”章节，我也借此进一步明确了教学科研的方向。在《中国应用电视学》的基础上，电视系又倾力推出了“中国电视学系列教程”及数年后的修订版，科研著作的理论建设脚步紧紧追随中国电视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前进。

1993年被公认为中国电视新闻起飞之年。中央电视台网罗了一群有活力、有闯劲、有思想的年轻人，成立了“新闻评论部”，电视荧屏上先后绽放出许多花朵：《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面对面》等一系列栏目以崭新的电视语态给观众带来一股清风，电视新闻传播的影响力空前强大，我的科研写作也借助电视实践的创新而发力。很庆幸，我的科研脚步与电视新闻的发展是同步的，在实践和理论建设中并驾齐驱。从《中国电视名记者谈采访》到《电视采访学》再到《电视采访——探寻事实真相》，从《电视新闻学》到《现代电视新闻学》再到《电视新闻——与事件同步》，我在电视采访与新闻领域辛勤耕作，边讲课边梳理、充实内容，不断修订、更新教材。退休前完成的教材《电视新闻——与事件同步》获得了“全国优秀教材奖”这一国家级奖项，为我的事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应感谢电视战线上的辛勤耕耘者，是他们的实践为我的科研写作提供了丰富宝贵的素材。只有在肥沃的土壤中耕耘，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可以欣慰地说，在追求事业方面，我是勤奋的。我被聘为博士生导师，并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这既有自身勤奋努力的因素，也得益于我成长的土壤，感谢广院的栽培之恩。

星云大师说，能对国家、社会报恩的人，才算是人。报恩植根于感恩。记得央视2012年底总结了当年的热门词语，“温暖”“感恩”等都位列其中。有感恩之心，大，可达社会之和谐，小，可提升个人之内心修养，用仁爱、喜乐之心温暖自己、善待别人。人们常说，上帝是公平的，当他对你关上一扇门时，又会打开一扇窗。我背负着出身包袱，在极“左”路线统治的时代，在求学、入职关键点上屡遭挫折，同时又在人生旅途中不时地遇到好人、贵人，他们助我摆脱困境、重拾勇气、追赶梦想。回首往事，对这些助梦的好人，我内心充满了感恩。

首先要感谢母校广院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圆我“上大学，当记者”的梦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不管政治大环境如何，广院的小环境是暖人心的。我从老师、同学身上感受到的是完全平等的友爱。广院领导不愧是媒体人出身，对政策掌握得更稳妥，把舵更准确，对所有师生——不论背景如何，只要能在广院大家庭中释放正能量——都一视同仁。用人不疑、人尽其才，同学们最崇拜的温济泽老师就是典型的例证。温老当时是戴着“右派”帽子在广院教书的，但他的人品、他的学识深受青年学子的爱戴甚至崇敬。记得1994年9月，广院40周年校庆时，我们59级、60级新闻系与会同学在阶梯教室像当年上课一样屏息聆听温老讲话。温老动情地说：“你们没有把我看成敌人，给了我信任、理解、尊重和同情，这是人和人之间最宝贵的感情。今天见到你们，我还要再说一句，谢谢你们！”面对知音，温老话语哽咽，历经风风雨雨，成熟、稳重的老同学们也个个热泪盈眶。这份师生情、同志情是多么难能可贵。温老师博学多才的讲课风采至今深印在我脑海里，是我永远的榜样。

1963年毕业后，经过十多年记者生涯的历练，命运之神最终还是把我安置到了庇佑我的福田——广院。应感谢我生命中的贵人矫广礼老师。十年“文革”后，广院复校并扩大招生规模、充实师资。时任央视新闻部主任、我的同班同学朱继峰告知我们这一消息后，我们立即给矫老师写信，诚恳地表达想回母校任教的意愿。广院是实践性极强的学校，矫老师主管的电视专业要求教师能教、能拍、能写。教摄影的老师要精于画面拍摄，教编辑的老师要精于画面编辑。应该说，我们符合这“三能”的要求。基于老师对学生的了解，矫老师排除阻力把我们调回广院。令人感动的是，陕西台不愿放人时，矫老师和广院人事处董本殿老师亲自到西安说服台领导，承诺给陕西台不断输送毕业生等条件，我们这些人才被放行。

从新闻系的电视摄影专业到电视系，再到今天的电视学院，矫老师一手创建了电视学科，同时也树立了电视系教师队伍团结一心、奋发创造的好传统。电视学科建设是崭新的事业，需要以创新的精神去开拓。矫老师敢于承担责任，让大家放手干，全系上下形成了不为个人名利，为了事业团结合作、包容和谐的好风气。电视系老教师常说，做一名教师是幸福的，做一名电视系的教师更是幸福中的幸福。尽管矫老师离开电视系已多年，但历届系领导“喝水不忘挖井人”，每年年终聚会时都会诚邀矫老师参与，几代师生欢聚一堂，其乐融融。

我也要感谢记者生涯中的两个驿站，它们给予我许多帮助。由于我是因包头电台领导亲自去中央广播事业局要人而半道被调配去的，所以人已到位，人事调动手续却还未到。那是无论做什么都需要票证的年代，台领导广原同志原是团中央的干部，他把自己家的票证拿来给我用，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真诚地劝慰我，告诉我边疆工作是大有可为的。更重要的是，在工作中他让我挑重担，于是我放下包袱，在记者岗位上欢实地干了起来：草原英雄小姐妹被大风雪围困，是编辑部主任大清早敲门把我叫起来，我马上出发去做的追踪报道；跟随草原钢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团，一路听讲一路报道，直至大败日本鬼子的著名战场百灵庙；在谢觉哉老人做过客的蒙古包里边喝奶茶，边采访牧民；爬上白云鄂博铁矿，在紫红色矿石上与工人攀谈；同矿工一起乘坐闷罐车直下井下几十米的深处；住包钢炼钢厂“三八作业”班姐妹们的宿舍，进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采访。一篇篇报道就这样从心田、笔尖流出，随电波传向四方。在一次次采访汇报中，在一次次提炼素材、深化主题的探讨中，我探索着新闻的规律，体验着做记者的感觉。我懂得了做一个好记者必须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深入基层，必须要有严谨、细致的采访作风，善于发现，勤于思考。我衷心感谢那些扶我上“战马”的老同志，包头一站，为我今后从事电视新闻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世事难料，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电台几近瘫痪。由于我一贯低调处世，“造反派”也没把我看作斗争对象。没有了采访任务，也没有图书馆可进，我成了无事可做的逍遥派，对边疆钢城也无眷恋。1971年，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我调到了陕西电视台，真正回归完全对口的电视记者、编辑生涯。扛起久违的摄像机，我既高兴又觉得生疏。第一次拍新闻，审片时如坐针毡，惴惴不安。新闻放完，黑暗中听到一个声音轻轻地说：“不错，不愧是科班出身。”忐忑的心这才平静下来。一句不经意的肯定，让我重拾信心。后来为便于照顾孩子，我又专职做编辑工作。古都西安是除首都北京以外，外事活动最多的省会，每逢重大时政报道，刘存志主拍我主编，我俩是业务上最默契的搭档。陕西台颇有延安时期的优良传统，上下级之间从不叫官称，而是直呼其名，透着亲切和平等。对平等的环境，在政治上屡遭不平等待遇的我更是倍加珍惜。在这里，我可以为业务问题和同事、领导无所顾忌地争论，对事不对人的业务探讨氛围令我如鱼得水般舒畅。在陕西台八年的电视生涯为我从事电视教学、撰写电视教材打下了极好的实践基础，我衷心地感谢这段生活给予我业务上的成长和心灵上的慰藉。

退休后，生活归于平静安详，很感激电视学院对退休教师的关怀。逢年过节他们都会送米送油送温暖，甚至细心到送生日蛋糕。我也感动于学生对我的情意，他们或电话问候或登门叙谈。我家搬到远离市区的郊外后，他们还相约来我家聚会，给我带来新鲜的信息和年轻人的朝气，让我在天伦之乐外，又享受到师生之乐。

常听同事、学生夸我：“叶老师，你心态真好。”修炼出好的心态，关键在于对人对事常怀感恩之心。工作、生活在社会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矛盾与不公，难免会被各种人或事干扰，感恩好似心灵的按摩剂，它能让你万事想得开、放得下，以淡泊平和之心态去化解一切不平、不快，保持心态愉悦、身体健康。年龄越大，经历越多，对此道理的感悟就越深。还记得学校评二级教授一事，当时我已退休，本无心参与，因评选条件中有一项硬指标：只要有国家级的优秀教材，即可获批。我符合此条件，所以在好心人的动员和催促之下也填表申报了，最后却无疾而终。碰到这种不合理、不公平的事，一点儿都不生气是假的，为此去争去闹又不符合我的个性，解脱的唯一方法是想开、放下。用宽容心态去想，僧多粥少，难免不公；用感恩心态去想广院对我的培养对我的好，一切也就释然了。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用字造词都充满智慧哲理。“舍得”，有舍就有得，舍掉名利的烦恼，得到的是内心的安宁喜乐。星云大师说：“人生最有用的是欢喜，自己欢喜也给人欢喜。”诗人顾城说：“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无论在何种困境下，如果我们都能用欢喜之心寻找光明，人生就会精彩，这是哲人的训诫，也是人生的真谛。

时光荏苒，遥想1959年刚进广院时，广院是学科单一、师生数百的新的专业院校，如今已是学科齐全、学生层次多样、研究与实践并重的知名大学，在国际传播界都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我为母校的成就而骄傲。作为新闻系首届学生，我也从风华正茂的年轻学子变成了退休老人，回想自己与母校一起成长、息息相关的人生，涌动的是欢喜之心。衷心祝福母校生日快乐，明天更加美好璀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