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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我一首和谐壮美的歌

时间:2023-08-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我看来,老师们是在用不同的音符谱写一首和谐而壮美的歌。曹老师和我们一起清鸡粪,一起值夜班,可谓朝夕相处、无话不谈。王心荣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温老师的思想和工作作风由此可见一斑,对我影响很大。逆境中我在心里哼唱着老师教的《蜡炬之歌》,学着温老师忍辱负重的精神,始终尽心尽力地完成本职工作。这是我学唱老师那首《蜡炬之歌》的初步收获。这是因为我心里始终回荡着老师教我的那首《蜡炬之歌》。

教师教我一首和谐壮美的歌

王梅云

1959年,我从河南省一个小城市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因为我们是学校招收的新闻系第一届学生,所以被人戏称为“黄埔一期”学员。当时的学院不像如今的中国传媒大学这样出名,办学条件也远不如现在好。不过值得庆幸和自豪的是,我在这里遇到了一批很好很好的老师。能记住姓名的有左荧、康荫、温济泽、邹晓青、张纪明、武子芳、姜宇晖、王心荣、曹璐、赵玉明……直到如今,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一句句谆谆教导仍被牢记心头。他们当中有的具有系统的新闻理论知识,有的具有丰富的广播宣传实践经验,有的还是我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创始人。在四年的学习生涯中,老师既向我们传道、授业,还为我们解惑。传的是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之道,授的是新闻报道之业,解的是青年成长过程中的迷茫和困惑。在我看来,老师们是在用不同的音符谱写一首和谐而壮美的歌。歌的主旋律是正直、善良、坚韧、向上。我管它叫《蜡炬之歌》。因为它照亮了我们成长的道路,而老师们却为它付出了对学生的关爱、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自己的青春年华。多少年来,这首歌始终温暖着我、鼓舞着我、指引着我。我愿意选取其中的几个音符与大家分享。

大概在入学的第二年,我们到十二号农场劳动。曹璐老师领着我们几个同学饲养小鸡小鸭。曹老师和我们一起清鸡粪,一起值夜班,可谓朝夕相处、无话不谈。听说我家庭出身不好,她怕我背包袱,就一次次地和我谈心。她说:“出身好也罢,不好也罢,谁也不能靠家庭背景过一辈子。人生的路必须靠自己一步步走。”我从曹老师的目光中看出了信任,从她的柔声细语中悟出了人生哲理。她用善良点燃了我心中的希望之光。以后每当我灰心、迷茫的时候,都是这亮光给我前行的力量。

王心荣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别看他身材魁梧、走路也保持着军人的威武,做起思想工作来可是细致入微。布置每一项工作时,从他嘴里说出的从来不是“指示”,更不是“命令”,而是“咱们研究个事儿”。就连哪个同学的粮票不够、宿舍里床铺怎样安排,都在他的“研究”之列。在这一次次的“研究”中,他那些看来不经意的点拨渐渐把“先公后私,先人后己”“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这些美德融进了我们的性格中,成为我们终生的行为规范。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我在那个时期逐步养成的“豁达包容”的性格的确让我受益匪浅。

广播业务教研室的几位老师除了在课堂上教我们编辑广播节目、采写新闻稿件外,还把学院广播站变成了我们的实习基地,让同学们在编播实践中增长才干。老师们把这种活动当分内工作去做,而且做得十分认真。从对每个班编采力量的安排,到对节目质量的把关,老师们都付出了大量心血。为了让我们放手去干,在稿件播出前老师们并不审稿,而是在播出之后再为我们点评。这样,老师们就不得不放弃午休时间,认真收听每期节目。老师的良苦用心使参与办广播节目的同学们备受鼓舞。大家办节目很用心,不少节目都很有吸引力。每当午饭时喇叭里传出“学院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的声音的时候,人声鼎沸的食堂就会变得很安静,广播结束后也常会听到有人对节目内容津津乐道。据说那时我们学院的广播站是北京各大院校中办得最好的。我参加了广播站的编播工作,所以从中受益匪浅。连我那常带有河南乡音的普通话,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在之后的工作中也可以比较顺利地完成现场报道和节目主持任务。老师不仅管课内,还管课外;不仅对我们当时的学习成绩负责,还为我们以后的适应工作着想。这样的“授业”可谓做到了极致,怎能不令我们这些学子们骄傲和自豪!

为这首《蜡炬之歌》谱上最强音的,是德高望重的温济泽老师。他在“反右”斗争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靠着对真理的坚持与追求,身处逆境时依然保持着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靠着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对社会、对人民的一片赤诚和对年轻一代的无限深情,以忘我的热情做好教育工作。他对要讲的每一节课,都认真做了准备。他上课时理论联系实际,旁征博引,讲得声情并茂。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他都能耐心地解答。他会认真批改我们的每篇作业并工整地写上评语。我至今仍保留着他为我批改过的一篇“广播业务讲座”作业。一篇不足1,800字的广播稿,温老师竟仔细地修改了19个地方,大到不恰当的提法,小到标点符号。(www.xing528.com)

不管做官还是为民,不管顺境还是逆境,温老师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毕业分配时,温老师受系里委托对每个人的情况进行调查。我当时报名去西藏工作,调查后他找我谈话时说:“经过了解,你的身体状况并不适合到高原地区工作,你为什么要向组织隐瞒真实情况呢?有到边疆工作的热情是好的,但是必须实事求是。如果你真的去了,到那里又适应不了,不是给组织添麻烦吗?”温老师的思想和工作作风由此可见一斑,对我影响很大。

1963年毕业分配时,由于毕业鉴定中有“希望进一步与家庭划清界限”的敏感评语,所以我所去的几个新闻单位都拒绝接收我。最后我被安置在房产管理局工作。我到老百姓家收过房费、在建筑工地当过力工。当时我和爱人两地分居,自己带孩子住在单身宿舍里。上班时可以把孩子送进托儿所,下班后就不得不把他背在身上以便腾出双手洗衣做饭……逆境中我在心里哼唱着老师教的《蜡炬之歌》,学着温老师忍辱负重的精神,始终尽心尽力地完成本职工作。受到肯定和表扬时,我明白,这实际上是对我的母校和老师的褒奖。1980年,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被调回了广播战线。我如饥似渴地工作,立志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先后被评为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先进工作者和辽宁省新闻职业道德标兵。这是我学唱老师那首《蜡炬之歌》的初步收获。

回顾一生,我没有显赫的地位,也没有斐然的成就,平平凡凡。不过我没有在逆境中沉沦,也没有在顺境中懈怠,更没有做对不起母校、对不起老师和同学的事,内心平静而坦然。这是因为我心里始终回荡着老师教我的那首《蜡炬之歌》。今后这首歌还将继续陪伴我,直到永远。

20世纪60年代初,温济泽在北京广播学院课堂上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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