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燕茹
在人的一生中，有些事情一瞬即逝，可有些事情，即使是一件小事也能让你记一辈子。现在，虽然余构文同学离开了我们，但我会永远把他铭记在心中。
我记得，我们59级新闻系第一学年就开设了有关中国汉语语音和普通话学习的课程，这门课对我们北京同学来说太简单了，可是对外地同学来说，却是非常困难的。
余构文同学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广东人。我曾记得，他坐在和我同排的倒数第二个位子上。他高高的个子，稍稍有点儿尖下巴，厚厚的嘴唇，一副大大的、厚厚的眼镜架在鼻梁上，眼睛显得有点儿斜视。他经常上身穿一件粗布白衬衣，下身穿土黄色的裤子，脚上趿拉着一双塑料拖鞋。他很斯文，有些腼腆，见了同学总是笑眯眯的。
为了学好普通话，教汉语的徐世荣老师要求我们“一帮一、一对红”。我是北京人，当然是帮助者。有一天，余构文找到我说：“咱们俩一帮一、一对红吧，怎么样？”我说：“可以呀！”他说：“那你就是我的老师了。”从此，我就随时随地纠正他的发音。他学习非常刻苦努力。卷舌音对他来说是难点。他一次、两次、几十次地练习，终于掌握了发音技巧。我记得那年冬天，我们到广播剧场上语音课，外面下起了大雪，雪花飘落在窗棂上，他好惊奇、好兴奋，激动地说：“我真的看见雪花了，多美呀！在我们那里是看不到雪花的。”我随即告诉他：“雪花的‘花’字应该念‘花儿’，你会说吗？”这下可把他难住了。我说：“花的儿化音要把舌头卷起来。”他张大嘴巴，舌头一伸一伸的，就是发不出“儿”的声音来，他涨红了脸，急得满头大汗，豆大的汗珠从头上、脸上滚下来。下了课，我们从广播剧场一直练到学院教室里。我劝他要慢慢来，歇一会儿，他却说：“这是工作的需要，以后要搞广播工作，不会说普通话怎么行？”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激励着我坚定信心，一定要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他学好普通话。(www.xing528.com)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30年过去了。我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深圳参加全国电视新闻信息交流会，想顺便看看他（那时，他在深圳广播电台任总编室主任），托人给他捎了信儿，但正赶上他开会，我只好表示遗憾了。但当我们吃完中午饭，正集合要上汽车时，我忽然听到一个呼唤我的声音：“钱燕茹在哪里呀？”我顺着声音望去，只见余构文满头大汗地跑过来，嘴里叨念着：“真对不起，刚开完会，来晚啦。”我不知所措，我们互相握了手，问候了几句，我就匆匆忙忙地上车了。汽车开动了，他直直地站在那里，频频地向我招手，直到汽车渐渐远去。谁知，这竟是我们的诀别。过了一段时间，我听同学们说，余构文同学已经离世了，我心里好难受啊。
这就是我认识的一位老同学，他是朴实、真诚，对广播事业充满热情的余构文同学。
余构文同学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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