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楼岁月：六十年前的广院录取通知书断想

马元和

六十年前的初秋，我怀揣炙热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见图1），挥泪告别了抚养我长大的母亲、长我五岁的姐姐和小我五岁的弟弟，登上了去石家庄的四面透风的汽车。到达石家庄火车站购票处，我出示了广院录取通知书和母亲为我准备的购买进京车票的钱，售票人员在录取通知书上盖了石家庄站的小方章，然后我就登上了进京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乘坐火车，那时的火车都是蒸汽火车头，行驶速度较慢，不到300公里的路程用了六七个小时。出于好奇，火车每次停靠，我就在小本子上记下站名（见图2）。

图1 北京广播学院录取通知书

图2 记录站名的本子

火车走一会儿，停一站，走一会儿，停一站，我的思绪回到了童年。我跟着母亲多次去15里以外的县城办理父亲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有关手续，看着裹着小脚的母亲走路十分吃力，我心里十分难受。农忙时，我与母亲及姐姐在自家地里摘棉花、收割小麦，将棉花秸秆和麦秸收回家当柴火做饭。麦收后，母亲用新麦磨成的面粉为我们做面条、烙白面饼，面条上再滴几滴滚热的葱花油。秋收后，我们将晒干的芝麻从芝麻秸秆中打到包袱皮上，母亲偶尔会为我们炒点芝麻。她将芝麻裹上面粉，经过几遍翻炒，芝麻饼香味扑鼻，那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由于父亲参军，家里只有母亲一人抚养我们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有一年收成不好，眼看家里的粮缸快见底了，我就偷偷地跟随一位堂兄去临近的村庄讨饭，因为那天正好是赶大集的日子。在一个大大的席棚前有一名成年男子对我“甜言蜜语”，要我跟他一起走，并保证以后让我好吃好喝。这时我想起，这次出门，母亲还不知道，我拒绝了那个男人的要求，急忙回到家里，向母亲诉说了这次经历。母亲听后并没有责怪我，而是轻声细语地说：以后再也不许去外边要饭了，母亲经历千辛万苦也要把你们姐弟三个养大。我想起，母亲经常是白天下地除草、施肥、浇水，在农田里操劳，晚上在煤油灯下给我们缝补衣服、纳鞋底做鞋，她日夜不停地操劳着。我无法想象一个30多岁的小脚女人为何有如此巨大的恒心和毅力，硬是一年又一年地将我们姐弟三人抚养长大。我想起，我进京报到的前一天夜晚，母亲还在煤油灯下为我缝补衣服。年近半百的母亲，在蝇头灯火的灰暗灯光下穿针引线，十分艰难。正如唐朝孟郊的诗所描述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今天，我离开了亲爱的母亲，她和弟弟又到汽车站为我送行，汽车开动后，他们还在向我挥手，真应了那句老话：儿行千里母担忧。她为我担忧，我也想念母亲和姐弟。我下定决心，这次进京求学一定要努力学习，报答母亲的抚养之恩，报答国家对一位烈士之子无微不至的照顾。

列车上的广播通知首都北京就要到了，我的思绪被打断了。

由于乘坐的是慢车，所以我在永定门车站下车后乘坐学校的车抵达了学校所在地。这是一座灰色的五层马蹄形的楼房，接待人员说这就是北京广播学院的校园。我背着行李爬到五楼的一间大屋，这里就是我们的宿舍，大约有十几张双层床。我还被告知，学校的食堂就在一楼，操场就是大楼环抱的马蹄形院子。这与我想象中的大学校园相距甚远。这里没有我们赵州中学的大操场，教室设在三楼，也没有我们中学的教室正规。唯一相似的是，整座大楼用灰砖建成，而我们赵州中学的平房也是这样。尽管如此，这仍是首都北京的一所大学，广播事业局直属的高等学府，这里是北京而不是赵县县城，进了这座高等学府我就变成了北京的大学生。想到这些，我的心情无比激动。

1959年9月7日，北京广播学院成立及开学典礼在雄伟的广播大厦音乐厅隆重举行。音乐厅的顶灯不时地变换颜色，五颜六色，美轮美奂，我们犹如进入童话世界。主席台的两侧顶端分别是仙童手包小提琴和我国的传统乐器笙，中间的雕塑则是两位翩翩起舞的仙女。整个大厅高大现代。开学典礼上，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讲话，副局长兼院长周新武主持。会后，大家在广播大厦前照相。晚上，在音乐厅举办庆祝晚会。参加这一系列的活动时，我好像一直在梦中。我从一个小县城的中学毕业，之前从未见过如此现代化的建筑，更未聆听过国家级别的音乐会。直到第二天早晨，我才如梦方醒。

图3 新闻系同学下乡参加秋收时的照片[左为余惠琴，右为刘相臣](www.xing528.com)

我在新闻系学习了两年。对我日后的工作影响最深的课程是广播业务讲座、新闻写作和社会知识课。梅益局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左荧院长的大课，温济泽、罗东、邹晓青等讲授的政治思想课、广播业务、外国文学、国际形势报告以及其他老师教授的文学语言等课程的细节一直在我脑海中不时地涌现。这些课程使我了解了广播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使我对这个行业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广播成为我终身从事的事业和为国家效力的平台。

图4 1960年春天与新闻系同组同学合影

两年之后，1961年9月的一天，王心荣老师找我谈话说，根据局领导梅益的指示，要从新闻系的两个年级抽调部分同学开办一个英语班，目标是培养未来的广播电台驻外记者，我当即表态服从领导的决定。而在此之前，我刚刚连任新闻系59级四班的宣传委员。

同年10月18日，从新闻系59级和60级抽调的十几位同学组成的英语班正式开课了，英语课的主讲老师是曾经担任过《大公报》驻伦敦记者的黎秀石（毕业照前排左四）。30年代时，他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师从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几年前，我曾写专文回忆，这里不再赘述）。

图5 北京广播学院首届英语班毕业合影，其中姜绍禹（第二排左三），喜万仓（第二排右四），王尤莹（第三排右一），章杏娣（第二排左一），马元和（第二排左五为）5人由新闻系59级转入（1965年）

英语班的同学中来自新闻系59级的有5位：章杏娣（毕业照第二排左一）来自59级一班，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外语学院任教；喜万仓（毕业照第二排右四）来自三班，毕业后被分配到广播事业局援外处（后更名为中国广播电视经济技术合作总公司），在非洲从事援外工作多年，其间曾被借调到国际电台，担任驻澳大利亚首席记者，他和夫人张美华撰写的稿件曾获奖；姜绍禹、王尤莹和马元和均来自四班。姜绍禹（毕业照第二排左三）毕业后留校担任英语公共课老师，被评为副教授；王尤莹（毕业照第三排右一）毕业后短暂留校，在图书馆工作，之后不久被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后到文教部担任编辑，退休前的10多年她一直在全国老龄委主办的《中国老年》杂志社工作，担任文教部主任、编审；本人马元和（毕业照第二排左五）毕业实习时被分配到广播事业局国际联络部，毕业时仍被分配到这一部门（该部门后更名为广电部外事司），历任翻译、组长、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司长，退休前三年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香港记者站站长。在繁忙的工作中，我始终注意收集有关各国广播电视发展情况的资料，在广院老师特别是赵玉明老师的督促指导下，80年代曾到广院新闻研究所介绍美国的广播电视概况，还曾应赵玉明老师的要求，为新闻系开办过两个学期的国外广播电视讲座；为《新闻学大辞典》及《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撰写外国广播电视条目；参与撰写了赵玉明教授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中有关港澳台的章节；撰写了《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的对外交流篇；出版了我多年撰写的出访记录——《国外广播电视见闻及对外交流》；主编了从1950年到1997年的中国广播电视对外交流大事记《传送友谊——中国广播电视的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在香港任职期间，我制定了总局记者站三定方案及相关的规章制度，让分散居住的中央电台、国际电台以及总局记者站的人员全部搬入成和道十八号公寓楼，这是原广电部和央视在1996年联合出资购买的公寓大楼。这就为集中管理三台驻港记者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也节约了租用住房和办公室的资金。

没有在北京广播学院五年半的学习经历，我不可能完成上述的这些任务。每次回顾前半生的经历，无不对母校的教育万分感激。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北京广播学院的教育培养，我就不可能掌握为国家效力的本领。

想到这些，再看看那张十分普通的16开的录取通知书，虽然它轻如羽毛，但它的分量在我心中却重如泰山。正是它使我拥有了踏入祖国首都——北京的通行证；正是它使我拥有了由农村户口转入城市户口的机会；正是它使我昂首挺胸地踏入北京广播学院的门槛，成为我们东纪毫村第一位大学生；正是它使我有机会通过大学的学习，掌握一定的知识，可以为国家承担一份责任；正是它使我拥有足够的勇气和技能，继承为解放全国而牺牲的父亲未完成的遗愿，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正是它使我有缘结识许多知识渊博的广院教师和才华横溢、热心助人的同学；正是它使我并未虚度青春年华，为国家的广播电视事业出了自己的一份力。

当年我到广院报到时，恳请接待人员允许我保留这份对我弥足珍贵的录取通知书，万幸的是，我的这个要求意外地得到了满足，因此这份珍藏了一个甲子的广院录取通知书得以展示在读者的面前，如今，它已被中国传媒大学校史馆收藏并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