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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楼岁月:双甲子记,编写大事记的背后故事

时间:2023-08-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两位院长的纪念文集,内容翔实,为大事记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次编写大事记,我和同学杨天恒对分班的事情颇感兴趣,决心细读各自的日记,破解分班次数之谜。这本大事记共有两处采用了这一做法。为编写大事记统计报告人,想不到横生枝节,查起报告人的真伪来。这已远离了我们编大事记的初衷。如果有朝一日,大事记印发给众学友,希望每个人阅后都能提出补充修改意见。

灰楼岁月:双甲子记,编写大事记的背后故事

白谦诚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59级大事记》是由“灰楼—59”微信群成员集体编撰的。在编撰过程中发生了不少感人、有趣的小故事,这里摘录几则,为老同学们阅读大事记时增添一点乐趣。

新闻系59级大事记是与完善59级同学名录工作同时起步的,所不同的是,名录是经过群主批准、在群里正式立项的,而大事记则是我心血来潮、没事找事干起来的。两者相辅相成,差不多同时开始,又一起完工。

编名录、寻找失落的老同学,事情不多,主要依靠群友们回忆和“举报”。一天闲来无事,翻阅《风范长存——左荧纪念文集》,内有“北京广播学院大事记中的左荧同志”一文,读来特别亲切,于是我摘编了与我们59级有关的条目,共15条,作为59级大事记的初稿放到网上。大事记初稿在59级同学中引起了热烈反响,他们纷纷点赞,并进行补充。尝到了甜头,我又找来《周新武纪念文集》,内有“广播学院初创时期纪事”,我又摘编了十几条,补充进大事记中。

周新武是北京广播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左荧是副院长兼新闻系主任。两位院长的纪念文集,内容翔实,为大事记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编的这本新闻系59级大事记,正是依靠两位院长的纪念文集起步的。

新闻系59级的200多名同学,大部分都互相认识,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分班频繁,这使得大部分同学都曾是同班同学。大家都知道分班频繁,但你若问我们分过几次班,谁也答不上来,这就是它的奇怪之处。

这次编写大事记,我和同学杨天恒对分班的事情颇感兴趣,决心细读各自的日记,破解分班次数之谜。经过仔细的研读和商榷,我俩得出一致的结论:新闻系59级自1959年9月7日开学始,至1962年7月电视专业班撤销、播音专科班毕业为止,共计分班六次。每一次分班的前因后果,我都在大事记中一一载明,从此,频繁分班问题再也不是一笔糊涂账了。

大事记在网上持续发酵,引起了59级同学和我们的老师的关注,他们以各种方式参与进来。其中,赵玉明老师对我帮助最大,他借给我一本厚厚的《中国传媒大学纪事(1954-2014,初编稿)》以及《北京广播学院大事记(1954.9-1994.9.7)》等资料。从这些资料中,我得到了不少可以补充大事记条目的资料内容,59级的大事记变得内容丰富、结构坚实。

新闻系59级的大事记载:1963年8月13日,新闻系59级师生游览八达岭长城。短短的一句话,看似简单,却折腾了我好几天。

登八达岭、游长城,对于广院学子来说,是一件大事。同学们三三两两地拍照留念,我也和小组的几位学友合了影。(www.xing528.com)

编大事记时,我只记得毕业前夕游过八达岭,哪一天,不记得了。翻日记,那几天记的都是同学留言,没有关于游长城的记载。我找到同学蒋咸康,他的日记有明确记载:1963年8月13日游长城。关于大事记,我们上网征求意见,同学陈明富发来微信:应是8月14日,有日记为证。他还说,8月13日他招待高中的同学吃饭,第二天游长城。两个人言之凿凿,都有铁证在手,我应该听信谁的话?思考再三,我得出结论:八达岭游了两天。可能是因为大轿车坐不下,把学生分成了两批。大事记照此修改,正要上网,陈明富又发来微信说:8月13日他未记日记,把14日的日记当成13日的了。至此,拨云见日,两本日记对上号了,我也松了一口气。

北京广播学院作为新建院校,师资薄弱是它的不足之处。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学院想了不少办法外请教师。这个工作,温济泽老师出了大力,立了大功。在外请的教师中,一部分是中央部委的领导和专家,一部分是各行各业的劳模。对于当年都请了哪些嘉宾来讲课,广院没有现成的资料,我和杨天恒下决心利用这次编写大事记的机会,发动众学友翻查日记,整理出一份名单来。出乎意料的是,整理这份名单时,居然也出了岔子。

59级大事记载:1959年11月9日,在广播大楼音乐厅听三位全国群英会代表的报告,他们是:武钢总设计师李凤恩、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局洋灰工丁庆云、江苏省无锡市第二商店服务员孙荣(云?)华。

先解释一下“孙荣(云?)华”是怎么回事,这是因两本日记记录不同而引起的。当年听报告,没什么宣传资料,报告会的主持人介绍一下报告人的单位、职务和姓名,报告人就开讲了。他的姓名往往会被记错。有关报告人姓名的差错很难被发现,59级大事记中报告人的姓名,都是从日记中抄来的,偶尔互相矛盾。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我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把不同的姓名并列出来,供以后核查。这就是“孙荣(云?)华”的来历。这本大事记共有两处采用了这一做法。

此稿大事记上传到网络后,方裕喜对无锡报告人“孙荣(云?)华”提出质疑。他说,他就是无锡人。他本人及亲友从未听说过叫“孙荣(云?)华”的劳模。无锡倒是有一位劳模,家喻户晓,但人家姓王,不姓孙。如有必要,他可以发动亲友做进一步调查。

为编写大事记统计报告人,想不到横生枝节,查起报告人的真伪来。这已远离了我们编大事记的初衷。我们连忙让方裕喜打住,几十年前的旧账了,不提也罢。

新闻系59级大事记历时数月,十易其稿,从最初的10余个条目,扩充到现在的370多个条目,没有新闻系师生的积极参与、没有信息时代便捷的通信工具,是不可能完成这一艰巨而繁重的任务的。

一部作品总有截稿日期。我们这本大事记截稿了,但我要说,它并未定稿,甚至永无定稿。作为编者,我知道这本大事记还缺少什么。例如,59级曾经分过六次班,除第三次分班记录了正副班长和组长的姓名外,其余几次都缺少班干部的资料。又如,学院文工团是何时成立的?有关同学只记得是秋天,哪一年的秋天记不得了。如果有朝一日,大事记印发给众学友,希望每个人阅后都能提出补充修改意见。就在我写此短文之际,突然发现第六次分班情况没写清楚,于是,又修正了此部分内容。可见,大事记还有很多缺漏,它将永远保持开放的姿态,欢迎它的参与和见证者们前来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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