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祭祀神鬼或祖先的文辞称“祝文”。神农氏始为蜡，祭八神，有祝文，为祝文之滥觞。先秦有“诔”，由古代祝文演变而来，是丧祭命谥诔辞与铭颂的结合。汉代称祭祀或祭奠时表示哀悼或祷祝的文章为“祭文”。
《炎陵志》、《酃县志》收录明清两代皇帝告祭炎帝陵文51篇，其中明代14篇，清代37篇。按告祭的事项分：告即位致祭文22篇，其中明代13帝（缺明惠帝）、13篇（明英宗2篇，告即位、去位后复辟各1篇）；清代9帝、9篇（缺宣统帝1篇）。按内容分：告帝、后寿辰及皇后、皇太后晋封徽号致祭文12篇；告靖边军功致祭文6篇；告先皇配享圜丘礼成致祭文5篇；告皇后或皇太后神主升祔太庙致祭文2篇。此外尚有明永乐告靖难致祭文1篇，康熙告灾致祭文1篇、告复储致祭文1篇，乾隆告御极50年致祭文1篇。明天启七年郡藩桂端王告即藩位致祭文1篇，未计入51篇之数。
告祭炎帝陵文均勒石刊碑。 《炎陵志》载，明代碑“旧在庙中”。清代碑“在陵庙前廊”。现时公祭碑则置于墓前或御碑园。碑房现存清康熙四十二年、四十八年、五十二年，乾隆十四年，道光九年，光绪元年御祭碑（原碑）6块。
《文心雕龙·祝盟》云：“若乃礼之祭祀，事止告飨；而中代祭文，兼赞言行。祭而兼赞，盖引神而作也。 ”意思说， “中代”（指汉魏）时的祭文除告请死者享受祭品之外，还要赞美其生前的言行，这是从祭文的意义引申出来的。但祭祀神农炎帝的祭文与此有所不同。因为祭祀对象是“继天立极”的“前古神圣”，主祭者为当时帝王（委托祭祀官行事），因此，文辞既谦恭礼敬又大气凝重。其内容多为颂德扬功，祈福家国，亦有借此宣示治国理政方略者。
除祭文碑之外，炎帝陵另有题名碑、记事碑、摩崖石刻等22块（处）。
据《炎陵志》、 《酃县志》载，记事碑有古铜碑（在陵下倚江石上）、宋太祖命制庙碑、宋淳熙十四年罗泌题《炎陵》碑（宋碑早湮，清道光间重立，在庙门左壁）。明代有明礼部定议致祭碑、明万历四十八年吴道南撰《重修炎陵庙》碑（立石庙中）。清代有乾隆十七年《重修炎陵奉圣寺序》碑（在奉圣寺右厢）、乾隆二十七年衡州府《饬禁炎陵大祀科派示碑》 （在奉圣寺右厢）、道光七年《新作咏丰台暨复修飞香、味草二亭》碑（在奉圣寺东廊）、道光十七年《重修炎帝陵庙文》碑（在奉圣寺）、民国二十九年《重修炎帝陵庙碑》等。(www.xing528.com)
题名碑则有清康熙间知县徐甫源题“炎帝神农氏之墓”碑、道光十七年知县俞昌会重立“炎帝神农氏之墓”碑；道光七年知县沈道宽立“炎帝神农氏墓道”碑、“飞香旧迹”碑、“味草亭”碑、“咏丰台”碑；民国二十九年薛岳立“林子超先生纪念林”碑。
摩崖石刻，有乾隆十七年衡州府知府黄岳牧（刊）题“邑有圣陵”、 “鹿原陂”等分别刻于峤头岭御祭古道旁石壁与陵下（洣水河畔）一块巨石之上（今存）。
炎帝陵修复后， 1986年4月胡耀邦题写了“炎帝神农氏之墓”碑；1993年9月江泽民题写了“炎帝陵”陵名碑； 1989年刊立《湖南省人民政府重修炎帝陵》碑等。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日，炎帝陵亦分别树立了纪念碑。
祭文碑碣留下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虽然反映的是不同时代的“心迹”，但蕴含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彰显了中华民族历史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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